两个中国人要拿“数学界诺贝尔奖”了，其中一个没碰过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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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中国人要拿“数学界诺贝尔奖”了，其中一个没碰过奥数

原创  李 Sir  问 Leo  2017 年 7 月 16 日 12:00  中国香港

菲尔兹奖的正式颁奖要等到 7 月 23 日，费城，国际数学家大会的开幕式上。但上周，有人在大会官网的日程代码里发现了四个被标记成“HIDDEN”的讲座位置。讲座类型写得清清楚楚，菲尔兹奖得主报告。

四个名字就这样提前漏了出来。

王虹，邓煜，John Pardon ，Jacob Tsimerman 。

我们先说说这个奖有多难拿。诺贝尔奖没有数学这个类别，数学界地位最接近的就是菲尔兹奖。这个奖比诺奖还苛刻得多。四年才颁一次，每次最多四个人，而且获奖者必须在 40 岁以下。也就是说一个数学家一辈子最多只有两三次符合资格的机会，错过就永远错过。从 1936 年到现在九十年，全世界拿过这个奖的总共只有六十几个人。奥运金牌每四年产出几百块，这个奖每四年最多四块。

前两位都是北大数学系校友。一届菲尔兹奖同时出现两位华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王虹如果最终确认，还将成为这个奖项九十年历史上第三位女性得主。

这几天很多号都在写这件事，写得最多的角度是“华人之光”。我不打算再写一遍。我花了几天时间把这四个人的成长经历翻了一遍，越翻越觉得，对正在规划孩子路径的家长来说，宝藏藏在他们的少年时代里。

尤其是那个很多家长最关心的问题。搞数学，是不是必须从小打奥数。

这四个人的答案，两个是，两个不是。而且细看下去，连“是”的那两个，故事也和我们大部分人想象的不一样。

一个没有任何竞赛记录的广西女孩

先说王虹，因为她的路径最出乎意料。



1991 年出生在广西桂林附近，小学跳了两级，2007 年高考 653 分，16 岁进了北大。她是高考进的北大，没有竞赛保送，没有金牌，履历上找不到任何奥数痕迹。

更有意思的是她进的院系。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一个未来的菲尔兹奖得主，大学第一年读的是地质方向。是进了北大之后，她才在数学课上确认了自己真正想待的地方，一年之后转到数学科学学院。这里没有从小规划的痕迹，只有一个学生在十七岁那年换了一次方向。

本科毕业后她去了法国，在巴黎综合理工读的还是工程师学位，那是一所以培养工程师和公务员闻名的学校，同时在巴黎十一大拿了个数学硕士。

在法国还发生过一件事，她自己在 2023 年接受北大数院专访时讲过。有半年时间她没碰数学，跑去学建筑，是很认真的那种学。后来发现建筑也挺难的，才回来继续做数学。她解释回来的原因时说，自己慢慢意识到在数学上受过的训练其实很多，只是当年在北大，身边厉害的同学太多，让她忘记了这一点。

一个后来解决百年难题的人，也认真考虑过离开。而且把她拉回来的东西说出来毫不浪漫，只是发现别的路一样难，以及重新看清了自己手里已经有什么。我猜很多正在陪孩子熬的家长，读到这句会松一口气。

绕了一大圈，2014 年才去 MIT 读博，师从 Larry Guth ，那年她 23 岁。

在很多中国家长的时间表里，23 岁才开始读博，前面还换过专业换过国家，这条路径大概会被判定为“走弯路了”。

然后就是那个著名的结果。2025 年 2 月，她和合作者 Joshua Zahl 贴出一篇 127 页的论文，宣布解决了三维空间中的挂谷猜想。这个问题从提出到那天，悬了一百多年。调和分析领域的人形容这件事，用的词是“惊动了整个领域”。

挂谷猜想说的是什么，用一句话就能讲给孩子听。一根针在平面上掉个头，最少需要扫过多大的面积。这个听起来像小学奥数的问题，往三维空间里一放，难倒了一个世纪里最聪明的一批头脑。

她解决的就是这个。顺便说下，菲尔兹奖九十年历史上此前只有两位女性得主，一位是 2014 年的 Maryam Mirzakhani ，一位是 2022 年的 Maryna Viazovska 。王虹是第三位。

我想让你记住的画面是这个。一个高考进地学院的女孩，用了大约十七年，走到了这个学科的最顶端。她人生的前十八年，和“数学天才养成计划”没有半点关系。

一个拿了 IMO 金牌、然后沉寂了十九年的深圳男孩

邓煜的开局倒是标准得不能再标准。



1989 年出生，深圳人，深圳高级中学 2007 届。2006 年他在数学冬令营拿了满分金牌，进国家队，同年在第 47 届 IMO 上拿到金牌。保送北大数学系。

到这里为止，这就是无数家长心里那条“正确的路”。但接下来的部分，才是我觉得值得写的。

他在北大只待了两年，2009 年转学去了 MIT 。2010 年他拿了 Putnam 数学竞赛的最高荣誉，那是北美大学生数学竞赛里最难的一个。然后去普林斯顿读博，2015 年毕业。

然后呢。然后是很长时间的安静。

他真正震动数学界的工作出现在 2025 年，和 Zaher Hani 、马骁合作，解决了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中的一个核心部分，从牛顿力学严格推导出玻尔兹曼方程。翻译成人话，就是用严格的数学证明微观粒子的碰撞规律确实能推出宏观气体的行为，物理学家们默认了一百多年的事，终于有人补上了严谨的证明。

1900 年希尔伯特在巴黎提出 23 个问题的时候，这一条挂在第六位。到邓煜他们动手，已经过去 125 年。从 IMO 金牌到这个结果，中间隔了十九年。

十九年里他在做什么。在做色散方程、波湍流这些又慢又硬的问题，一点一点往前拱。IMO 金牌给了他一张入场券，但入场之后的比赛完全是另一种玩法。竞赛比的是谁能在四个半小时里解出别人出好的题，研究比的是谁能在没有人知道答案、甚至没有人确定有没有答案的问题上熬十年。

很多竞赛出身的孩子倒在了这个转换上。

我们都见过无数金牌选手进了大学之后对数学再也提不起兴趣的，因为没有了排名和领奖台，那套激励系统突然失灵了。邓煜是转换成功的那一个。支撑他走过这十九年的东西，显然已经和金牌无关。

有意思的是，和前面王虹那段出走不同，邓煜似乎从没动摇过。今年初华人数学家大会期间他接受解放日报专访，被问到如果不做数学家会干什么，他说可能去写科幻小说，也说道，数学家是最适合他的工作。谈到研究卡住怎么办，他的说法是暂时没思路就先放一旁，改想别的问题，时不时再回来想想。

十九年长跑在他嘴里就这么轻描淡写。热爱有很多种体现，有人出走过再回来，有人从头到尾没想过要走，两种都存在。

一个被爸妈“放养”出来的美国孩子

John Pardon 的故事，我建议中国家长逐字看。



他 1989 年出生，父亲 William Pardon 是杜克大学的数学教授。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哦，学二代，起跑线不一样，嘻嘻。但有意思的地方是，这位数学教授父亲没有把儿子往数学竞赛的路上推。

Pardon 的第一位数学老师是他母亲，教他算术、三角、微积分。高中读的是达勒姆当地的学校，读高中期间顺便去杜克旁听大学课程。他确实参加了奥赛，你猜是哪一科。信息学。他拿了三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金牌，2005 到 2007 年，一年一块。数学奥林匹克，没有。

2007 年他在 Intel 科学天才奖里拿了第二名，研究的是木匠尺问题在可求长曲线上的推广。这不是一道有标准答案的竞赛题，是一个真实问题的一小块，需要自己定义、自己往前推。

做申请规划的家长应该对 Intel STS 这个名字不陌生，后来改叫 Regeneron STS ，是美国最看重的高中生科研奖项之一。招生官在这类奖项和一摞竞赛证书之间会怎么权衡，看 Pardon 的例子就明白了。

然后是那个让他出名的故事。进普林斯顿读本科后，大二结束他就基本只上研究生课了。本科期间，他解决了 Gromov 在 1983 年提出的一个纽结理论问题，证明某些环面纽结的扭曲度可以任意大。论文 2011 年发在 Annals of Mathematics 上。那是数学界的顶刊，很多教授一辈子发不进去，他本科毕业那年发的。毕业时他是普林斯顿的毕业生代表。

一个数学教授的儿子，没走数学竞赛，在家跟妈妈学微积分，去隔壁大学蹭课，打信息学比赛，然后在本科阶段直接上手真问题。这条路径里没有任何一步是“标准动作”，每一步也都在喂养他对问题本身的胃口。

一个三岁玩谜题、两块金牌的移民孩子

Jacob Tsimerman 是四个人里竞赛成色最足的。1988 年出生在俄罗斯喀山，两岁随家人移民以色列，八岁再移民加拿大。据他家里人回忆，这孩子三岁就对数学谜题表现出兴趣。



2003 和 2004 年他代表加拿大连拿两届 IMO 金牌，2004 年那届是满分，42 分里的 42 分。全世界那年做到满分的人屈指可数。18 岁本科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去普林斯顿跟着 Peter Sarnak 读博，后来和 Jonathan Pila 一起在 André-Oort 猜想上做出了决定性的工作。

看起来这是最典型的天才叙事。但我想提醒你注意一个细节。三岁玩谜题这件事，是他自己感兴趣的。一个八年之内跨越三个国家的移民家庭，忙着安顿生计，没有多少余力去搞“规划”，更谈不上什么培训班矩阵。他的数学旅程是自己走出来的。

还有一点很多人不知道。

他博士毕业后并没有一路顺风顺水地拿教职。先在哈佛做了几年 Junior Fellow ，坐了几年冷板凳，2014 年才回多伦多大学任教。2015 年他拿 SASTRA 拉马努金奖的时候，距离他第一块 IMO 金牌已经过去了十二年。和邓煜一样，金牌之后依然是长跑。

所以，奥数和竞赛到底要不要搞

把四个人摆在一起看，画面就清楚了。

邓煜和 Tsimerman 是竞赛路线的最优产出。Pardon 打的是信息学，数学竞赛零记录。王虹干脆什么竞赛都没有，高考进的还不是数学系。

四条路，都通向同一个讲台。

所以如果你问我奥数有没有用，我的回答是有用，但它是一块试金石，测的是孩子对这类思维的天然反应。孩子碰到难题眼睛发亮，那就继续。孩子做题像服刑，家长逼着往前走，那大概率是在消耗孩子未来对这个学科的全部好感。王虹的存在证明了不打竞赛照样能走到顶（我不否定天赋也很重要）。邓煜的存在证明了金牌之后还有十九年的长跑。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就给“金牌决定论”加上了一个问号。

还有两件事，很值得说说。

一件在 Pardon 家里。四个家庭里资源最厚的就是他家，父亲是杜克的数学教授，结果是这个家庭没强推数学竞赛。学二代真正的优势是在于家里有人见过真问题长什么样，知道这个行当里真正值钱的东西是什么。普通家庭花大价钱模仿的是精英家庭的行为，模仿不到的是行为背后的逻辑和判断。

另一件在换轨道的成本里。四个人里三个中途换过方向，王虹换专业又换国家，邓煜北大读到一半转学 MIT 。美国的教育体系在制度设计上就默认 18 岁不必定终身，转专业、转学、undeclared 都是制度很乐意看到的。很多家长拿着“一考定专业”的假设去规划美本，路径图画得越精确，越是提前放弃了这个体系里最独特的弹性。

这件事对做美本申请的家庭还有一个更实际的含义。我经常被问到 AMC 要不要刷，要刷到哪一级。我的回答一直是先看孩子的反应再做决定。

招生官这几年看竞赛奖项的眼光越来越冷静，因为他们太清楚哪些奖是热爱的副产品，哪些奖是流水线的产品。一个 AIME 晋级但文书里写不出任何一道让他失眠的题的孩子，和一个没有大奖但把某个小问题翻来覆去研究了两年的孩子，放在同一个招生官眼前，胜负未必是你以为的那样。

Pardon 的档案里最亮的东西，是他高中就在啃的那个木匠尺问题。

四个人身上的真正共同处只有一样。他们在年轻的时候，都获得了长时间和真问题相处的机会。Pardon 本科就在啃 Gromov 的猜想，王虹在法国的弯路里想明白了自己要什么，Tsimerman 三岁开始自己找谜题玩。这种和问题独处的能力，是排满了课外班的时间表最先磨灭掉的东西。

这些年也见过一些对数学感兴趣的孩子。其中一部分家长的第一反应永远是加码，三年级学五年级的题，五年级学初中的题，仿佛数学是一条只有速度没有方向的跑道。某次考试没 A 就崩了。

看完这四个人的少年时代，你会发现速度可能是里面最不重要的变量。王虹跳过两级，Pardon 没跳级，在杜克蹭课，Tsimerman 18 岁本科毕业，邓煜按部就班读完高中。快慢各异，方向一致。

还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四个人现在都在北美任教，王虹在 NYU 的库朗研究所，邓煜在芝加哥大学，Pardon 在普林斯顿和西蒙斯中心，Tsimerman 在多伦多。他们出发的地方是桂林、深圳、达勒姆和喀山。

数学大概是世界上门槛最公平的学科之一，一支笔一沓纸，剩下的看你和问题之间的关系有多亲密。

7 月 23 日费城开幕式之后，这四个名字会正式写进历史。到时候"华人之光"的文章还会再来一轮。热闹归热闹，我更希望有家长能从这四份少年履历里读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你家孩子现在走的路，是他自己的胃口，还是单纯只是你的期待所堆叠出来的。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所有人去深思。

问 L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