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奇何叹，赤心天然——记数学家、密码学家曾肯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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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奇何叹，赤心天然——记数学家、密码学家曾肯成（中）

作者 | 张英伯  李尚志  翟起滨

来源 | 数学文化，2019 年第十卷第 2 , 3 期

四、两袖清风

尽管曾肯成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无奈头上一顶“右派帽子”直到 1961 年才被“摘掉”，从前苏联回国以后，他始终没能再交上女朋友。

天津儿童医院有一位儿科大夫龚可文，身材适中，眉目清秀 ；皮肤白皙， 头发略微有点发黄，讲起话来是标准的北方口音。龚可文在 1948 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现名北京大学医学部）。她的父亲是一名高级铁路职员，母亲做家务。抗战时她随父母逃到云南，在云大附中读书，胜利后返回北京，进入贝满女中。她书读得很好，数学成绩优异，考上北医之后，贝满女中的老师还问过她为什么不去学数学呢？

医学院学制较长，1954 年她从北医毕业时，已经实行全国大学生统一分配， 她被分到由煤炭、水电等几个部合办的高干幼儿园。那里条件优越，又享福又清闲，夏天还可以公费到北戴河等疗养胜地去玩，只是没有机会为人看病。她苦读六年学到的医学知识丧失了用武之地，听诊器都快长毛了。


龚可文、曾肯成结婚照（1962 年）（曾宏提供）

龚可文属于事业型书生气质，她不甘心就这样无所事事下去。同学听说国家有合理使用大学毕业生的政策，建议她给卫生部写信。她写了，说自己目前的工作不对口，希望调到医院，竟意外地得到了回应。刚好一位在天津儿童医院工作的同学愿意到幼儿园，两个人就对换了。龚可文的父亲因病提前退休， 父母失去了经济来源，便随独生女儿一起来到天津。

邻居给龚可文介绍对象，头一个小她三岁，她拒绝了 ；第二个是曾肯成， 小她三天，她同意了，也许龚可文天生与数学有缘。丁石孙感叹 ：“到六二年，曾肯成终于结婚了。我记得那一天我和万哲先去参加了他的婚礼。”两位老同学早已成家立业，孩子都上学了。

三十五岁的人结婚，在那个年代算得上超大龄了。结婚的头几年，二人两地分居。“文革”期间，天津儿童医院的“工宣队”联系南开，协商把曾肯成调过去。但曾肯成想到科大对自己的宽容，到了新的学校能否适应还是个未知数，就没敢去。他说 ：“我是个右派，算了吧。”那时候的工作日是每周六天，曾肯成在周日从北京乘火车到天津看望妻子，逗留半天左右，倒也相安无事。

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城市的大夫经常下乡，龚可文当然也不例外，她下乡时的队长是一位来自农村的复员卫生兵。龚可文只会低头干活儿，不会抬头看路 ；不擅言辞，更不懂看眼色行事，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很容易惹祸上身。下乡时她去晚了，队长很不高兴。有一天龚可文看到同行的党员助产士和实习生一起拿老乡家的枣吃，顺口说了一句 ：“别吃人家的枣。”下乡医疗结束时，她得到的评语是“怕脏怕累”，这是多年后她所在科室的科主任拿给她看的。

惩罚很快就到来了。天津东站附近有一家“盲流医院”，收治三年困难时期逃荒出来，生病流落街头的农民，大多是结核病人。天津市各个医院轮流派大夫到东站医院工作，因为传染性太强，一般的期限是两个月。龚可文被派去后，却干了两年。她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只能在上午十点和下午四点吃两顿饭， 饿得两眼昏花。


全家福（小宏 5 岁）（曾宏提供）

她回到儿童医院就病倒了，被送到第五医院，又转到天津总医院，确诊为盆腔结核，因为拖延时间过长，病情严重，不得不动盆腔手术，并切除子宫。那时她已经结婚了。1965 年，夫妻二人通过正式手续领养了一个出生不久的婴儿，取名曾宏。这个可爱的小生命为他们带来了极大的人生乐趣。

1963 年，科大的党委书记从郁文换成刘达。特别幸运的是，刘达对知识分子同样非常尊重，他从辅仁大学肄业，也是一位延安时期的革命者。他在文革后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成为我国凤毛麟角的党内教育家。刘达这类开明的共产党高级干部，为中国保留了智慧的种子。

1966 年，“文化革命”开始了。在科大第一个被打倒的就是刘达。“右派分子”曾肯成当然也不可能逃脱。

北京的冬天很冷，时有北风肆虐。女人出门时包上厚厚的毛线围巾，男人则戴顶蓝色或褐色的棉帽，两边嵌有栽绒帽耳，不用时并上去，用时放下来捂住耳朵。为了防止头油把帽子弄脏，人们经常在帽里上衬一层纸，以便脏了随时更换。曾肯成也有这样一顶帽子。与众不同的是，作为文人墨客的他在纸上题了启事一则 ：“敬启者，本主人三尺微命，一介书生，飘零湖海，惟有清风两袖 ；浪迹人间，仅存布帽一顶。一朝失去，无力再置。可怜满头乱发，难对遍地秋霜。海内仁人君子，有拾得此物者，请按地址送还，本主人不胜感激。” 诗旁列出了自己的姓名住址。

20 余年后，曾肯成的学生请他写下当年的启事，记忆力超群的曾肯成挥笔一蹴而就。

1969 年 10 月 26 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高等学校下放问题的通知》，主持原子弹氢弹研制工作的刘西尧将军指令中国科大“战备疏散到安徽省安庆市”。中国科大自 1969 年 12 月开始迁入安徽，至 1970 年 10 月搬迁基本完成。学校迁入合肥后，仪器设备损失 2/3 ，教师流失 1/2 以上。教学、生活用房严重缺乏，校舍面积不到 6 万平方米。1972 年，全校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不足百人。



当年的启事（吕述望提供）

就在搬迁的忙乱之中，曾肯成的帽子真的丢了。但是拾到帽子的人并没有按照姓名地址将它送还给曾肯成，而是交给了当时掌管阶级斗争的学校领导。打油诗马上被定性为“反诗”，成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曾肯成是右派分子，“破帽一顶”不就是影射自己头上的右派帽子，宣泄对党的不满吗？

李尚志刚考进科大就知道有曾肯成这么一个怪才，一个右派，但从来没有听过他上课。他们最早的接触是“文革”中编在同一个组，在同一个寝室睡上下铺。“右派”曾肯成是被管制的对象，而“革命学生”李尚志担任副组长， 在批判曾肯成“反诗”的斗争会上负责记录。有趣的是，通过曾肯成一次次的 “检查交代”，李尚志逐渐了解到他是一位好人，不但聪明绝顶，而且爱国敬业， 不由地产生了尊敬之情。

有一次曾肯成悄悄地出了三道数学题让他教过的学生去做。李尚志拿到了题目，全都做出来了。一天趁寝室里没人，他偷偷地向曾肯成请教 ：题目做得对也不对？曾肯成看了几眼，淡淡地说对了，没有其它表示。但李尚志分明看到了他眼中闪烁的喜悦——作为一个教师特有的喜悦。就是这件事情，使得李尚志在“文革”后报考研究生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曾肯成作为导师。

曾肯成在合肥科大安定下来。1974 年，龚可文带着父母和孩子迁来团聚， 调到科大校医院继续当大夫。校医院不设小儿科，但科大年轻的女教师们都知道龚大夫是儿科医生，孩子有了头疼脑热，便去找她。她不主张孩子吃抗菌素， 发烧了就开些磺胺类药物，戏称磺胺大夫。用现代的医学观点评判，龚大夫当年的医疗主张还是先进且健康的。

两个事业型的读书人生活在一起，矛盾自然而然地碰撞出来。龚可文要洗衣、做饭、张罗全家的穿戴，还要照顾生病的老人和幼小的孩子 ；曾肯成竟然一点家务都不会做，连挂面都煮不熟，甚至不会洗碗 ：他只洗碗的里面，洗好摞在一起后，里外面一蹭就又脏了，还得重洗。他还经常丢东西，从头到脚什么都丢。

曾肯成的烟瘾特别大，作为医生的龚可文反对抽烟，于是便实行经济制裁，不给零用钱了。在合肥科大时，有一次曾肯成到校外医院看病，向夫人讨了一角钱的往返车费。单程车费是五分钱，不料挂号还要交五分钱，曾肯成只得步行回家。

龚可文是孝女，对父母极好。岳父晚上睡不着觉，曾肯成觉得吵到了他，态度不好。到北京后岳母瘫痪卧床多年，龚可文侍奉床前。她从大医院转到校医院，又有家务缠身，职称始终停留在主治医师，不免感到委屈按照爱女小宏的说法：“父亲受的是传统教育，母亲上的是教会学校 ；爸性情懒散，妈却有洁癖，思维方式偏向非黑即白。两人没有搞好中西结合，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所以就要打架。”“妈说 ：‘我考的是北医，转哪个医院都行！’爸说：‘北医有什么了不起，我当年考清华是中南地区第一名！’就像两个孩子斗嘴。”


曾肯成（前排左四）在科大郭沫若铜像揭幕仪式（曾宏提供）


曾肯成（前排左四）在科大数学系的师生（曾宏提供）

经过帽子风波，七十年代中后期曾肯成在合肥校区的生活总体还算安静。他很喜欢这里，甚至在自己的房前种了一棵“扎根树”，精心培土管理。

不料“命运”这种东西实难预测，经常给不幸的人们雪上加霜。1978 年 2 月，聪明活泼，正读初中的爱女小宏突然病倒。送到安徽大学医学院，大夫说可能是白血病，但无法确诊。小宏是走着进医院的，却躺着出来了，病情发展很快，9 个月后，全身器官衰竭，似乎难以逆转。身为儿科医生的龚可文慌了手脚——她从没见过这样的症状。有位教师告诉她，自己的一个学生发生过类似症状，转到上海去治疗了。

龚可文如梦初醒，马上联系她在北京的同学。有位同学恰好在大医院做检验科主任，亲自为小宏检查，找到了狼疮细胞。1978 年 11 月，病情确诊为红斑狼疮，这个病在 1970 至 1980 年代没有很好的医疗手段，死亡率高达 96﹪；而在龚可文读书的时候，红斑狼疮在课程中还没有出现。

龚可文联系到儿童医院的同学，孩子转到那里住进了医院。性命看来是保住了，但住院的费用不菲，光是床位费每天就要 50 元，打针用药就更昂贵了。对于这两位月工资五、六十元的书生来说，简直就是天价。

曾肯成立即着手为孩子筹钱治病。他在清华、北大等多所院校代课，不管上什么课，不管上多少节，只要能拿到代课费为孩子看病，他都毫不犹豫地去干。曾肯成在代数界的朋友得知，纷纷慷慨解囊。万哲先在小宏住院期间不间断地资助他们，拿出的钱最多 ；丁石孙一次性交到他手里两千元，这在当时要算一大笔钱了。与他共过事的郝鈵新、科大的同事们全都向他伸出援手。


曾肯成（左一）和北京计算机学院的师生（曾宏提供）

“文革”结束后，上山下乡的几十万“知识青年”回到北京。1977 年恢复高考，但高等院校的招生规模有限。北京市委书记林乎加强烈主张让这些只读到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知识相当匮乏的“知识青年”读书，于是办了一大堆大学的分校，目的是可以不经过教育部的层层报批，将高考分数略低于录取线的大批“知青”马上招收进来。时值计算机科学刚刚在中国兴起，北京市科技局决定办一所计算机学院，定名为北工大二分校，招 400 人，10 个班，3 个专业， 由林进祥与北京市计算中心著名的计算数学专家吴文达一起负责筹办。

林进祥是 1948 年加入共产党的，她参加过解放军，曾作为调干生在吉林大学数学系读书，1961 年毕业分配到科技大学数学系，1965 年担任系党总支副书记。大约在 1979 年 1 月中旬的一天，曾肯成夫妇来到林进祥家，谈到孩子的治疗费用，以及一家三口的住宿问题，意欲向老领导求助。那时他们临时落脚于玉泉路科大留守处，蜗居在一个由大仓库改装成的简易集体宿舍里。林进祥得知甚为着急，但她自己当时也非常困难，老母亲瘫痪在床，请一位保姆照顾，一家六口挤在两间小平房里。

林进祥突然“急中生智”，想到正在筹办中的北工大二分校。她说 ：“钱和房子我个人都没办法解决，可是我正参加筹办北工大二分校，此校后续目标是建立北京计算机学院，教学质量要求很高。如果你能来校兼一门课，打破头我也要想办法给你解决问题。”曾肯成非常痛快地答应了，对于他来说，给本科生上一门课驾轻就熟，也不会影响他指导研究生 ；但是对于二分校来说，有曾肯成坐镇，一则可以培养刚刚调进来的青年教师，二则对兼职教师有很强的凝聚力。可谓两全其美。

第二天林进祥便与学校有关负责人商谈，很快得到认可。尽管办学条件十分困难 ：在五道口的一所小学里硬是挤进了北工大第二分校和北医第一分校两所大学，校方还是想方设法腾出一间小屋，派一名锅炉工每天为他生炉取暖。曾肯成终于在北京有个窝了！居有定所之后，照顾孩子方便多了。没钱买不起好菜，龚可文就经常买些便宜的小鱼，炸好了送到医院，为小宏补充营养。

当时北京市委规定 ：兼职教师每周 4 课时，月薪 25 元。林进祥向有关领导建议 ：二分校的兼职教师大多为科学院各所的研究人员，水平较高，月薪最好增加 3 元提到 28 元。再者，最好聘请曾先生为数学教研室顾问，指导兼职教师工作，使得教学质量更有保证，顾问月薪宜另加 50 元。得到认可后，曾肯成月收入 78 元，而林进祥本人的月工资为 69 元，曾公对住房和收入非常满意。孩子看病的问题算是基本上解决了。

史济怀得知后对林进祥感叹说：“曾公在科大只教研究生，从不安排他教本科生，这你是知道的！”林进详说：“我知道委屈曾公了，但曾公若不兼课，我如何向领导和教职工交代，我也是很无奈呀。”史济怀表示理解，对于计算机学院的建设来讲，曾公的加盟无异于天赐良机。

北工大二分校的校长由中科院胡世华院士兼任，他认为计算机科学技术将会飞速发展，学校应该沿用中国科技大学的办学方针：“亦工亦理，理工结合”。由于五道口与中关村相邻，很多中科院子女报考北工大二分校，著名数学家段学复、吴文俊、万哲先都有在这个学校读书的儿女，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家长智囊团”。这些数学家的一致意见是要加强数学基础课的教学，使得学生今后的学术发展保持后劲。


爱女康复后的一家人（曾宏提供）

曾公教尖子班计算机科学系四班，毕业于北大数学系的专职老师许蔓玲担任他的助教。许老师说 ：曾先生有一颗真诚的感恩之心，为了报答校领导对他爱女的救助，他一心一意为学校多做贡献。曾公深知春季入学的 1978 级学生上山下乡归来，基础很差，于是他在 1979 年暑假主动将成绩较好的学生，以及年轻的专职教师组织起来举办讨论班，进行单独授课。他还编写了四份专题讲义，包括排列组合、数学归纳法、二项式定理、复数。这些讲义写得太好了，深入浅出，文字精炼，许老师将它们完整地保存至今。曾公最中意的讨论班学生肖四海，早已成为美国计算机方向的技术大牛。

当时中科院和科大正在北京筹办研究生院，生怕计算机学院把曾公挖走。林进祥说 ：“放心，我们庙小，绝对装不下曾公这尊大佛。”清华大学也在筹办数学系，有人想给曾肯成提供优厚条件，把他请过来，时任清华校长兼党委书记的刘达说：“不要动曾肯成的脑筋，科学院肯定不会放他。”

小宏在北京儿童医院住了整整 11 个月，终于在 1979 年底病情缓解出院了，自发病到缓解，前后将近两年。

孩子赴京治疗初期，曾公曾在多所学校超负荷地讲课，几次在课堂上晕倒，学生见状给胡耀邦写信反映情况。信件辗转到达之后，胡耀邦作了批示，大意是解决曾肯成同志的实际困难，报销其孩子的部分医药费用。这一善举让曾肯成有了偿还债务的能力。

小宏从此跟随父母在北京生活，在家里休息了一年多后，于 1981 年秋季重新进入初中读书。父母的舐犊之情，使他们的爱女逃出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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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放过蛟龙

1976 年，“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科学文化”终于回归祖国大地，知识分子终于不再是“臭老九”，曾肯成这个被错划的“右派”也终于被组织上彻底平反了。1978 年，科大提升了“文革”后的第一批教授，其中只有曾肯成和一位物理系教师是从讲师直接升上来的。1981 年，国务院任命全国首批博士生导师，曾肯成名列其中。

1977 年，复旦大学与中国科技大学分别被教育部与中科院批准提前招收研究生。科大数学系经过在全国张榜、笔试和面试招到了三位 ：肖刚、李克正和单墫。前两位是曾公的研究生，单墫学习数论，因为导师陆明皋当时还是讲师职称，就在前面挂了科学院的王元研究员和本校的曾肯成教授。单墫算曾公的半个学生，与肖、李分在同一间宿舍。

肖、李二位是曾公的得意门生。恰逢有人送曾公两盆牡丹，一盆叫照粉， 一盆叫洛阳红。曾公很高兴，提笔拟对联一副：“肖刚李克正，照粉洛阳红”。

单墫在其《忆肖刚》一文中回忆：“我见过不少聪明人。数学界不像政界，没有特别愚蠢的，但说到天才，恐怕只有肖刚才当得起。…… 就说初等数学吧， 我算得上是解题高手了，但肖、李二人常有非常独特、优雅的解法，令人赞佩。例如 Polya 的名著《数学的发现》中有一道题：证明 11，111，1111，…… 中没有平方数。原书的解法比较麻烦。肖刚扫了一眼说：‘模 8 ’，成为后来的流行解法。”

肖刚的政治见解高而准，但不大发表。有一次，校园里放映苏联影片《玛丽黛传》，描述立陶宛女共产党员玛丽黛如何奉苏共之命，策动将立陶宛并入苏联。他看了一会儿便说：“伪造历史”，站起来拂袖而去。

李克正和肖刚志向高远，决心学习中国尚未开展研究的代数几何。曾公全力支持，说你们最好一个去美国，一个去法国。于是肖刚开始自学法语，仅仅三个月时间，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听懂法国电台的播音了。


潜心探索（曾宏提供）


倾心交谈（来自网络）

肖刚毕业后，成为 80 年代代数几何领域的先锋人物。他主要从事代数曲面的研究。在代数曲面的纤维化、高次典范除子、曲面自同构群等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

1978 年，大学研究生招生工作全面展开。在川陕交界的大巴山里经过了八年艰苦的磨练，李尚志终于在这年 9 月考回了母校——中国科技大学。与他同届考入的还有查建国和田正平。

与几位研究生聊天时，曾公有一大半时间不谈数学，而是谈古今中外，吟诗论赋。他讲数学时从来不循规蹈矩地引用定义、定理，而是提出一些精彩甚至古怪的问题让学生思考。学生的专业是代数，他提的问题有时看起来却与代数没什么关系。可一旦想通了，代数学的精髓和奥妙就在其中了。

他最常提的问题不是某一部分数学内容怎样叙述、怎样理解、怎样证明， 而是“书上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段内容？不写行不行？”作为他的研究生，大家不是从他那里接受知识，而是被他“逼着”不断地思考问题。

他给学生指定一些必读的经典著作。学生虽然能够读懂每一步逻辑推理的过程，但总感到没有抓住书中真正的精华。而曾肯成的问题却能够让他们领悟到作者的原始想法，引导大家将作者所写的内容重新发现一遍。

代数学的一门重要基础课是《抽象代数》。取“抽象”作为名字，内容当然以抽象为特点，是用抽象的公理化的方法处理群、环、域等代数结构。曾公却说：讲抽象代数应当从讲故事开始，从三等分角、五次方程求根公式这样有名而又有趣的故事开始。

有一次上课，曾公告诫学生：“你们要好好学，这是吃饭的本领。”旋即又自我纠正 ：“这是你们干革命的本领。”

曾公经常将自己层出不穷的奇思妙想毫无保留地告诉年轻人，让他们去解决和完成，却不准署上自己的名字。因此，他尽管是当时著名的代数学家，但发表的代数论文却很少，李尚志所知道的只有发在科大学报上的几篇。如果按照目前 SCI 论文的标准，他肯定评不上教授，拿不到高岗位津贴。

研究生入学一年，李尚志刚学完一些最基本的课程，曾公就将自己正在思考的问题拿来让他研究。问题是 Baer 猜想：非交换单群由它的子群格唯一决定。有人做了交错群，曾公做的是典型群，发表了《有限域上射影线性群的子群格》和《有限域上射影辛群的子群格》两篇文章。曾公做了线性群和辛群，布置李尚志考虑酉群。

于是李尚志开始学习华罗庚、万哲先的《典型群》，同时研读曾公的文章。他很快做完了曾公布置的题目，并且将方法加以变通，做出了段学复从美国带回来的 O'Nan 对典型群极大子群的猜想。李尚志又读了 Building 理论，用来对一般的李型单群完成了子群格猜想的证明。因而他的论文题目为《有限单群的子群体系》，给出了当年国际代数界在这一方向上最完整和系统的结果。

李尚志当年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一口气做出了一系列结果，却并不知道这些结果有什么样的学术价值。他在合肥，曾公在北京，那时电脑和手机尚未出世，而长途电话费用不菲，只能写信告诉老师他的结论，但是证明太长，没有附上。据说曾公以前的习惯是从来不及时给别人回信。这次竟一反常态，一周之内接连给李尚志写了十封信，命令他火速到北京进行讨论。信中说：“万哲先、丁石孙说了，如果你做得没错，凭这些成果就可以拿博士学位！”

李尚志做梦都没有想过拿博士学位。虽然全国人大通过了在中国实行学位制度，但是怎么授学位还没有具体做法。不过专家不管这些，他们只看论文的学术水平，根据他们对国外博士水平的了解，第一次将博士帽抛到了李尚志的头顶上空。李尚志在大巴山有过太多美梦破灭的经验，知道这件事情有些近乎痴心妄想。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抢在学位授予工作具体实施之前将自己的研究工作做得更多更好，不要在美梦即将成真时功败垂成。

李尚志和查建国挤硬座火车赶到北京，行李刚放下，住处还没有安排，曾公就迫不及待地让他们讲文章的研究结果和方法，同时也讲他的想法，就像打仗一样拼命。

万哲先让李、查二人到自己的讨论班作报告，并在赴美国访问时将他们的结果作为中国代数学者的成果之一进行介绍。段学复院士仔细研究了李尚志的论文，认真查阅了国际上相关学者的同类工作，决定支持授予他博士学位。1982 年 4 月，首届全国代数会议在南京大学举行，组织会议的段学复院士说：“大会报告不但要有老先生，还要有小先生。”特意安排了李尚志作大会报告， 而其他的大会报告人都是老一辈代数学家。

中国科技大学像李尚志这样被专家认为达到博士水平的研究生还有好几位。学校领导决定支持数学系进行博士学位答辩试点，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的支持，并得到了高教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批准。

答辩会的前一天晚上，曾公与爱徒在校园里散步。曾公下了一道命令：“今天不许谈数学。”不谈数学谈什么呢？古今中外，诗词歌赋什么都行。李尚志几次不知不觉地谈到了答辩前的准备，曾公马上警告：“你犯规了。”他只得马上住嘴。走着走着，曾公突然冒出一句：“你有时候不严肃。”李尚志暗暗吃惊，自己什么时候在导师面前不严肃了？曾公说：“有一次批判我帽子里的那首反诗，你边做记录边笑，一点都不严肃。”


中国科大的首批博士生步入答辩会场（伍润生提供）

提起往事，李尚志笑了：“是吗？我怎么不记得我笑过，当时只是觉得你那句‘一顶破帽，两袖清风’对仗特别工整。可能是心里赞赏，就不知不觉笑了吧。”师徒俩都是喜欢舞文弄墨的人。

李尚志的博士学位答辩于 1982 年 5 月 15 日举行，答辩委员会主席由北京大学段学复院士担任，中科院万哲先、北大丁石孙、华师大曹锡华、南京大学周伯勋、复旦大学许永华等教授任委员，算得上当年中国代数学界的“豪华”阵容了。

1983 年 5 月 27 日，中国首批 18 位博士，在人民大会堂被隆重地授予博士学位。他们当中有 7 位出自中国科技大学。

单墫也是十八位博士之一，在上世纪 90 年代成为中国数学竞赛的领军人物，他五次被聘为中国奥林匹克国家集训队教练、教练组组长、国家队副领队、领队，带领中国代表队获得过团体和个人金牌，并出版过一系列有关数学竞赛的畅销书。

北京大学的同届研究生张筑生、唐守文的硕士论文同样非常出色，但是当年北大规定，研究生要先得到硕士学位，再攻读博士学位。张筑生留校后因为讲课出众，深受学生爱戴 ；并于 1985 至 1989 年作为主教练带领国家奥数队连续五次获得总分第一，其中三次使全体中国选手拿到金牌。唐守文是 1962 年北京数学竞赛的状元，1978 年报考北大研究生时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得到了 198 分的最高成绩。在论文评审阶段，曾肯成和万哲先建议授予他博士学位。在硕士论文答辩会上，曾、万二人仍然坚持“唐守文的文章已经达到了博士学位水平。”甚至在答辩委员会决议中写明：“有的委员认为达到博士水平。”曾公为此赋七言律诗一首：《建议授予唐守文同志博士学位》。

岁月蹉跎百事荒，重闻旧曲著文章。
昔时曾折蟾宫桂，今日复穿百步杨。
谁道数奇屈李广，莫随迟暮老冯唐。
禹门纵使高千尺，放过蛟龙也无妨。


万、曾二公与唐守文（前排右一）相聚在旧金山，1987 年

在这首诗中，“蟾宫折桂”指唐守文获得数学竞赛冠军的光荣历史，尽管由于“文化大革命”而“岁月蹉跎百事荒废”，但唐守文并未消沉，而是重温旧曲，百步穿杨，在研究生阶段做出了优秀的成果。“数奇”指命运乖舛，李广和冯唐是古代人才没有得到重用的两个例子，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在现代的唐守文身上重演。后两句最为精彩 ：纵然“禹门高千尺”，授予博士学位坚持高标准是对的，但人家已经不是鲤鱼而是蛟龙了，为什么不能放他过去呢？

曾公将诗作投到《北京晚报》的《阿凡提专栏》，专栏不敢发表。于是只能在中科院和科大的研究生中流传。这些学生大多历尽磨难，在而立之年好不容易得到读书的机会，所以格外刻苦、格外努力。曾公的诗生动地体现了他对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的理解与支持，为他们撑腰打气，因而很受欢迎。他对李尚志说：“我是在为你们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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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人雅事

“文革”期间打乱了一切，连大学的图书馆都没人管了。曾肯成借书无门， 就想了一招：没人管借书了，可以去“偷”呀。于是跟史济怀商量，分工合作“偷书”：曾肯成趁中午吃饭时间，悄悄遛进图书馆选书，看看四周无人，便将书从窗户里扔出去，史济怀在下面捡起来，塞进书包。

曾肯成还让冯克勤去图书馆三楼选过参考书，他自己在下面捡。同样的伎俩使用了多次，有时找教师做搭档，更多的时候找研究生。当然，他们“自主” 借到的书读过后是要归还的。读书人的事情，怎么能叫“偷”呢，今天看来， 实在是一桩雅事呢。

曾肯成喜欢花卉，也会种花。早年和黄开鉴一起住在北京玉泉路的科大单身宿舍时，他就在房间里养了很多盆花，看到好花便买。有时邻居的窗台上放着好花，他便像个孩子一样偷偷拿回自己宿舍。

有一次在杭州开会，曾肯成看中了宾馆院子里的一盆月季，看看四下无人，就悄悄搬了起来，不料被保安抓住，说他偷花。有人跑去向会务组报告：“不好了，曾教授被抓起来了！”会务组只得赶快派人把他救了回来。


北京植物园的月季和牡丹（乔明摄）

曾肯成在洛阳外国语学院演讲时，邀请人陪他去欣赏那里的牡丹园，他偷偷挖了几棵带回合肥栽种，成活下来，遂赋《偷花诗》一首，诗稿已经找不到了。

1976 年，他住在合肥校区眼镜湖边的家属楼，门前有块空地，他种上了月季和牡丹。人们常来赏花，有时摘走几朵。曾肯成生气了，在花圃边上立了块牌子，上书七绝《黄月季》：“淡黄碧绿素衣裳，独有林风阵阵香。倩影娟娟唯自好，敢来犯者刺他娘。”虽然牡丹是偷来的，但是移花栽种属于君子之“雅”，摘走鲜花则破坏了大自然，属于小人之“俗”了。

想想仍不放心，曾肯成又在花圃周边围了一圈篱笆，上赋《实用秋篱护菊诗》：“小圃春迴冒雨栽，蕊寒香冷带霜开。任君竟日留连看，莫趁无人闯进来。”此举还真管用，再没有人折枝采花了，大家都站在篱笆外面欣赏。

曾肯成返京后，李尚志博士毕业并留在安徽科大任教。有一次他向导师辞行欲返合肥，曾肯成说：“史济怀欠我一盆梅花，你催他尽快给我。”原来史济怀担任主管外事的科大副校长时，一位日本朋友来访，向科大赠诗一首。史济怀认为应该回赠一首，就求到了大才子曾肯成。曾肯成欣然命笔，双方皆大欢喜。事后曾肯成觉得诗不能无偿奉献，向史济怀索要一盆梅花作为酬劳。史济怀答应了，但一时来不及准备，曾肯成就让李尚志去“讨债”了。史济怀闻言笑答：“知道了，有这回事。”待李尚志再次赴京时问起梅花，曾肯成说“收到了”。

中科院研究生院成立后，曾公担任数学教研室主任。当时有些教师对董金柱教授颇有微词，曾公以《葫芦诗》进行劝解：“篱畔长悬非待沽，因何笑我丑葫芦。葫芦自有葫芦趣，未识君侯信也无？”葫芦悬在篱笆旁并非等着待价而沽，为什么要笑它丑呢？董金柱依照诗意画了一幅《葫芦图》，曾肯成将其挂在家中。

曾公的诗经常写在纸边上，烟盒上，写完随手一丢。学生见到收藏了，或者他本人事后凭记忆默写出来，才得以保留一些。他在《读“桃溪诗存”口占一绝》中对写诗一事发表感慨：“少做篇篇如锦绣，壮年字字着心声。诗家大抵相差近，庾信文章老更成！”也许写诗和爱花是文人墨客的浪漫，与严肃的数学家不大相容，但在曾肯成身上，二者却浑然一体。

曾公讲义气，乐于帮助别人。科大讲师黄克诚来北京看肝病，研究生院答应接他一下。他到北京站没找到人，遂将电话打到曾家。曾公生气了，打电话给研究生院领导说：“我代表全国右派对你们提出严重抗议！”

家里经济情况好转以后，夫妇二人不时接济生活困难的老师，这是士绅的“义举”，因而不必声张。在合肥时，科大校医院的护士李章琪经常为龚可文的妈妈打针，她的老伴邓世涛是曾公数学系的同事，邓老师不幸早逝，李章琪一家生活困难。于是曾肯成夫妇多次托人向她转交钱物，每次数百元。

担任过数学系党总支书记的张韵华老师在帮助整理邓世涛教授的物品时， 发现了曾公夫妇写给李章琪的一包信件，下图是其中的一封，内容为 1992 年春，托李尚志转交 600 元钱。

每年最麻烦的事情是职称评定。曾公脑袋瓜子一根筋，不给别人面子，说评不上教授就评不上，没人敢跟他吵。于是人们只得找到小宏，“去跟你爸说说”，有时管用，有时不行。老爷子不占别人便宜，也不大考虑别人的感受。

科大的部分教师随研究生院回迁北京时，原校址已经被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占去了东面的一半，研究生院只能占西面的另一半。而后来建成的研究生院宿舍楼在高能所北边，教师上课时需要从高能所穿过。为了奖励和照顾曾公，20世纪80年代末研究生院为教师分配住房时，首先给了他二室一厅的两套相邻单元。
曾公对古今中外的历史演变与社会制度了然于心，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 自然持有独立的见解。他只是弄不懂，或者不屑于去掺合风云诡异、争来斗去、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罢了。曾公仍然率性而为，仍然不懂政治。女儿小宏评论：“我爸两耳不闻窗外事，一闻就要惹麻烦。”


曾公夫妇的信（张韵华提供）


海滨留念


父女情深（曾宏提供）

因为早晨起不来床，学校总是把曾公的课排在上午 10 点以后或者下午。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一天，国家领导人赴高能所视察。国级领导外出，动用一级警卫，也就是说，如遇冒犯之人，有权立即抓捕。曾公哪里懂得这些，照样在十点来钟慢悠悠地从家里走出去上班。刚到高能所地盘，担任警卫的武警战士马上拦住了他，告诉他领导人就要来了。

他乖乖地驻足等待。过了二十多分钟，没见车队的影子。他有点急了，问什么时候才能通行。警卫战士当然回答不了，曾公觉得反正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来，就请小武警放他过去，这个要求怎么可能答应。摩擦争执之间，曾公真的急了，大声嚷嚷起来 ：“有啥子了不起！上不如唐宗宋祖，下不如蒋经国李光耀。”

小武警听到这话吓坏了，他们做梦都想不到有人竟敢说出这种话来，马上将他关进了一间小屋。最先赶到的是高能所领导，以为出了大事，推门一看被关押的人是自己的老师曾肯成！他尴尬地问道：“曾老师呀，你又说什么啦？”高能所马上往研究生院打电话 ：“快来把你们的老曾公接走。”

研究生院的党委书记和副院长迅速赶到，对武警战士介绍“这是我们院的老教授”，陪着小心，好说歹说将他领回去了。曾公不服气，一路上还问人家：“我说得对不对？”着实让他过去的学生、现在的领导哭笑不得。

长此以往，搞得研究生院的老师对小宏说：“看见你爸得绕着走。”不定什么时候就说走嘴出格。小宏不由地数落父亲：“你每届运动都是运动员，要不是资格老，学生多，谁会出面去保你啊？”

父母都是书生，小宏反而出落得世事通透，人情练达。也许被环境所迫：每个家庭当中，总归需要一个能食人间烟火的成员吧。

小宏的性格十分开朗，她说：“不高兴是过一天，高兴也是过一天，为什么不高高兴兴地过呢？”她开玩笑地称自己是“傻大姐型”，从不因为得了不治之症而悲悲切切，完全像健康孩子一样，尽自己的能力，该干啥干啥，做到哪儿算哪儿。她的乐观和坚强，给视她为掌上明珠的父母带来了无穷的慰籍。

红斑狼疮就像火山，压下去正常一段，不知什么时候还可能再次爆发。但是小宏在第一次病愈后只犯过两次，都不太严重，最后竟至于彻底痊愈了，也算得上医学史中的一桩奇迹。医生常讲病人的坚强意志与乐观精神至关重要， 看来此言不虚。

小宏在高考后因复习功课紧张犯过一次病，不久恢复过来。她原本报考计算机学院，刚好研究生院办了一个计算机班，母亲主张读书的地方最好能够回家吃饭睡觉，小宏就到计算机班去了。

1985 年，李尚志被科大派到四川做招生宣传。他家乡内江邻近县城的一位县中老师对他说，我们的第一名是竞赛尖子，已经被北大挑走了，第二名你要不要？李尚志说先看看人吧。第二名是一位叫廖志坚的男孩，聪明朴实，李尚志极力动员他报考科大。廖志坚果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科大计算机系读书。1989 年毕业后被保送到北京的中科院自动化所攻读硕士。之后于 1991 年去美国深造。

曾宏于 1987 年从计算机班结业，参加了工作。1988 年她赴合肥科技大学进修，需要补习数学。李尚志就介绍正在科大读书的廖志坚去了，暗中希望他们自然而然地产生感情。两个年轻人果然情投意合，最终结为伉俪。

在爱女即将远赴重洋与丈夫团聚之际，曾公万般不舍，不由得回忆起十四年前小宏病重时，自己曾为她赋诗一首。于是提笔为当年的诗做了一段《序》：“女儿出国前夕，忽忆其病危住院时，某夜狂风大作，几不能寐，当即口占一绝，后几遗忘”。当年的诗云：“思儿未寐意何如，一任悲风夜啸呼。我为儿存天应惜，儿钟我爱病当除。”

现在美国定居的小两口已经有了三个孩子，最小的女儿都进大学读书了。

生第一个小孩时，小宏又犯过一次病。从那时起经过二十余年，在最近的病情复查中，美国的医院竟然查不到她体内有狼疮细胞了。

小宏回京探亲，研究生院认识她的老太太觉得她是“福星”，过来摸摸她的身子，拉拉她的手，说是要“沾上一点福气”。


廖志坚、曾宏结婚照（曾宏提供）

龚可文去美国照顾女儿生孩子，曾肯成就在北京的同事家里四处蹭饭，或者哪位同事的太太得空了，到他家帮忙做上一些，够吃两、三天的。李尚志和妻子每次到北京，都要到他家做一顿美餐让曾公享用。李太太做得一手美味的川菜，特别适合曾公这个湖南人的胃口。


曾公夫妇与女儿外孙女


快乐的三姐妹（曾宏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