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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0-12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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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
公元前 2600 年是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但从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来看,这在汉代已不可考。太史公曰: “学者多称五帝(注:第一帝是黄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 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故而黄帝不像是一位历史人物。我们再来看夏代的人物。在商代之前关于诸神的故事有下面这些例子:鲧(禹的父亲)窃了上帝的息壤到人间筑隄防(息壤是一种能生长的土壤,见《山海经-海内经》: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 关于禹治水的故事,除了一句老话:三过家门而不入(见《史记夏本纪》或《孟子滕文公上》),其余就是用应龙之尾画地形成江河(见《广雅》,应龙是有翼的龙。又见《楚辞·天问》: “河海应龙,何画何历?” ) ;还有后羿射下九个太阳; 以及嫦娥奔月等等。这些应该都是神话,但经过春秋、战国众学者的逐步人格化,诸神演变成古人。现代考古虽觅得陶器、石器,却未曾找到任何文字记录。除非找到夏墟及夏代的文字,或从已有的晚商的甲骨文(公元前十三世纪)查到夏代的记录,否则很难证明夏代真实存在过。事实上,商代的甲骨文没有一个字提到夏代。因此,夏代及其前代,应该是传说的神话时代。
另一方面,考古学家首次在西部甘肃发现了公元前二十八世纪的青铜器遗物(一柄青铜小刀),令人遥想到更西的两河流域。河南偃师商城则是公元前十五、十六世纪的遗址。以目前的考古学知识,一个文明应该拥有文字、青铜及城郭。因此,中国的文明大概始于公元前十六世纪的商代早期,至今约 3600 年。
现在我们来谈中国的数学史。
(1)记数法
中国古代的甲骨文记数法
古学家在商代晚期的甲骨文里发现了中国最初的记数法,故中国的古数学迟于两河流域及埃及的数学。这是公元前 1200 年甲骨文里的记数法:甲骨文记数虽是十进制,但不是位值制; 十、百、千、万都有专门的单位词。甲骨文记数由 1-9 九个数字和若干十进制的位置符号组成,与古埃及的记数法类似。这种记数方式仅适用于文字记载、不方便计算。
春秋时,人们用一种叫算筹的算器来作实际上的计算。算筹是一些竹制、木制、骨制或金属制的小棍,被用来表示数字。人们移动这些算筹,以资运算。例如《史记 · 留侯世家》里有留侯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说的就是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用数学来决定策略。算筹计数法在汉代开始用空位表示现代的零记号,它是没有零记号的位值制。在算筹记数法中,以纵横两种排列方式来表示数目:
其中 1-5 均以纵(或横)方式排列相应数目的算筹来表示,6-9 则以 1-4 的算筹之上方加一根垂直方向的算筹(作为 5 的标记)来表示。对于多位数,规定个位用纵式,十位用横式,百位用纵式,千位用横式,以此类推,遇零则置空。《孙子算经》(公元四、五世纪)记载的算筹记数法是:“凡算之法,先识其位,一纵十横,百立千僵,千十相望,万百相当”。从元末明初开始,中国用算盘代替了算筹。
中国古代的算筹数码
在纸上进行算筹数字的演算,是明代时从西域传入中国的,称为“铺地锦”(见程大位的《算法统宗》)。后来传教士利玛窦和数学家李之藻翻译西方的著作,写成了《同文算指》。但译文里用的是中文算筹数字,并划一正圆表示零。以后清代改用阿拉伯数字,始与世界通行的笔算相同。中国古代通用“算学”而少见“数学”。相较于希腊古数学,中国古数学缺乏数论(因为中国古代没有质数的概念)、几何学、逻辑学及三角学,较着重于应用,未涉及抽象数学。近代中国数学多半借用日文翻译的名辞,即便数学一词也来自日文。
(2)矩阵与线性代数
西汉时期《九章算术》之“方程章”里的方程,相当于取现代的线性方程组的系数而成的矩阵。然后用“直除法”(即现代的高斯 Gauss 消元法)求解。这种方程传到日本后,“和算家”(注:日本古典数学的专家)关孝和 Seki Kowa(公元 1642 ~ 1708 年)发明了“行列式”(比欧洲的莱布尼茨早十年),完成了初期的线性代数的基本理论。但近代的线性代数学更有许多古人未曾想到的精彩理论,譬如方形矩阵的特征值 eigenvalue ,约当标准式 Jordan Canonical form 等等。
公元四世纪《孙子算经》卷下的第三十一题,可谓是后世 “鸡兔同笼”题的始祖。书中这样叙述: “今有雉兔同笼,上有三十五头,下有九十四足,问雉兔各几何”?此题后来传到日本,变成了他们的鹤龟算。
(3)毕氏定理
《周髀算经》出现在公元一世纪的东汉末年,其中有“析矩以为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既方其外,半之一矩,得成三四五。两矩共长二十有五,是谓积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生也”。这显示了当时的人已知毕氏三阵列(3,4,5)满足 。可是,在更早的公元前 1850 ~ 前 580 年时期的两河流域人,已用楔形文字写下了多个适合毕氏定理的毕氏三阵列。虽然赵爽在公元三、四世纪,用“弦图”(原图已佚)证明了毕氏定理,但欧几里德则在更早的公元前三世纪发表了毕氏定理的证明。
(4)中国剩余定理
《孙子算经》卷下的第二十六题是:「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答曰:'二十三'“。《孙子算经》还给出了这个问题的解法。经过历代硏究,这个问题被推广成下列定理:令 {m1,…,mt} 是 t 个两两互质的大于 1 的正整数,任给 {r1,…,rt} ,必存在唯一的正整数 n<m1×…×mt ,使得对所有的 i=1,…,t 都有 mi 整除 n-ri 。
到了唐代,数学家一行(他是一位僧人)给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通法。公元 1801 年,德国大数学家高斯 Gauss(公元 1777 ~ 1855 年)在他的《算术探究》Disquisitiones Arithmeticae 里叙述了这个定理。事后他才知晓中国早已有此定理,于是称之为“中国剩余定理”Chinese Remainder Theorem。中国也有人称它为 “孙子定理”或“韩信点兵问题”。
现代数学发现,拉格朗日插值定理 Lagrange Interpolation Theorem 可被当作中国剩余定理在一元多项式环上的应用。
(5)开方法与高次多项式的解
从两河流域的古文明开始,人类就用线性方程式来套牢未知数,然后通过解方程式来求它们的解。《九章算术》的鸡兔同笼问题带来的一次方程组及其求解过程,足以说明这个妙法。我们知道一次方程组若有非连续的解,则这个解是唯一的。
两河流域的人还硏究了二次方程式 ax^2+bx+c=0 。他们发明了配方法,并得到判别式 b^2-4ac :如果它是负值,则原方程式无实数解; 如果它非负,则有实数解,且可用开方法解得。中国古人似乎不知道配方法,一直在求解个别的二次数值方程式。唐、宋、元有诸多数学书讨论某些二次数值方程式的解。秦九韶的《数书九章》求解了二十六个问题,其中二十个是二次数值方程式。
这些数值方程式源于工程问题,当时的中国数学家把最大的正实数解当作原问题的答案。到了清代,数学家汪莱(1768 ~ 1813 年)注意到,当存在好几个解时,任意取最大正实数解来作问题的答案,是不合理的。于是,他把只有一个正实数根的方程式称作“可知”的,这个根就是问题的解(在公元 250 年,亚历山大城的希腊数学家丢番图已把只有一实根的多项式称之为 “定多项式”,这与汪莱的想法很类似)。而其他方程式,皆称为 “不可知”的。这样看来,王孝通的《缉古算经》的方程式,有很多是 “不可知”的。
数学家们一直被实数多项式的解之存在与否而困扰。公元十六世纪(明代中期),意大利数学家卡尔达诺 Gerolamo Cardano 发明了复数(后世的笛卡儿 Descartes 则助力完成了复数的构建),使得三次方程式的所有解之存在性得以证明。以后,卡尔达诺发表了费鲁 Ferro 和达达利亚 Tartaglia 解三次及四次方程式的公式,证明了可用开方法获得三次及四次实数多项式的所有复数解。西方数学传入中国后,清代数学家李锐(公元 1773 ~ 1817 年)把复数译作 “无数”,他也了解到实系数多项式的复解是成对出现的。公元十八世纪,德国数学家高斯 Gauss 完美地证明了 n 次方程式存在 n 个(可重复)复数解。公元十九世纪,法国数学家伽罗华 Galois 证明了对一般的五次或更高次的实数多项式,不能用开方法求解。
日本的东洋数学史专家,三上义夫 Yoshio Mikami(公元 1875 ~ 1950 年)率先提出中国在唐、宋代已有高次数值方程式的数值解法,与西方的霍纳-牛顿 Horner-Newton (Horner 1786 ~ 1837, Newton 1643 ~ 1727)法类似。之后的中文数学史书,广泛地传播这个有误的观点。实际上,中国古代的高次数值方程式的数值解法,是利用多项式在许多点的值去猜测多项式的根,与实际求根的霍纳-牛顿法大不相同。因为所需的文字太长,只能另作一文“中国古代高次数值多项式的解”来阐释。
(6)天元术
第三世纪的亚历山大城的希腊数学家丢番图 Diophantus 硏究方程式的标记法,他用非数字的希腊字母表示变元,用作为数字的希腊字母表示系数,这样写出整系数的多项式(名人轶事:费马把他的最后定理记在丢番图书页的边缘)。数学史专家通常认为,最初用 x 作为未知数的数学家是笛卡儿 R. Descartes(以哲学家著名,其名言是:“我思故我在”)。笛卡儿最重要的数学贡献是发明了“笛卡儿坐标系”,创造了解析几何 Analytic Geometry ,使几何问题代数化、代数问题几何化。在公元 1637 年(明代崇祯十年)笛卡儿的著作《几何学》里,他用字母表之首的 a,b,c 表示常数,字母表之尾的 x,y,z 表示变数。近代数学用变量 x 加上低指数,例如用 x1,x2,… 来表示无穷多的变数。同理也可用 a1,a2,… 来表示无穷多的常数。
在公元十二世纪的宋、元时代,中国人发明了“天元术”。初始只是研究一元变量 y 的多项式(中文的数学书称变量为元,就是来自天元术),以后增加了元数,最多能讨论到某些四元的多项式问题。天元术在宋、元代极盛,达到中国古数学的顶峰。
(i)多元多项式的标记法
我们先讨论天元术如何表示一元多项式,然后再谈多元多项式。古人把围棋盘中央的那点称作 “太极”(简称 “太”),用坐标 (0,0) 标记它。继而画一个垂直坐标,把棋盘分成四大正方块。然后把多项式 f(y) 的常数项放在“太”点; 设 y 变量为 “天元一”,把 y 的系数放在 (0,-1) 点,把 y^n 的系数放在 (0,-n) 点。这样古人用一串系数,写出了一元多项式 f(y) 或一元多项方程式 f(y)=0 。这种用一列系数来表示多项式的方法,也是现代计算机学所用的。显然,这种标记法适合电脑,而丢番图-笛卡儿的写法比较适合人脑。
如果有第二个变量,古人称之为 “地元一”(即变数 x ),把 x 的系数放在(-1,0),把二元多项式 f(x,y) 的 x^m y^n 的系数放在 (-m,-n) 点。如果 x 的次数 m 和 y 的次数 n 都小于十,则 f(x,y) 最多只有一百项,故而围棋盘的左下角可容纳所有的系数。
另一方面,元代的朱世杰在《四元玉鉴》里把元数推广到四元(即四变数),令其为天元 y 、地元 x 、人元 z 及物元 t 。他增加的人元一(即变数 z )的位置在 (1,0) ,物元一(即变数 t )的位置在 (0,1) 。但他无法把 xyz 的系数放在图形的点上(因为点上放的是相邻两个变元之乘项的系数),于是他只能把它放在空白处。由于点数及空白数的限制,他只能写出项数较少的四元多项式。假设四元多项式 f(x,y,z,t) 的各元的次数都小于 10 ,则它最多会有一万项。如果用 19×19=361 点的围棋盘,那么仅有 361/10^4=3.61% 的系数可被标记出来。即使再加上 324 个空白方块,也只能容纳 6.85% 的系数。
(ii)消元法
处理多元多项方程式组的重要方法是消元法。朱世杰的《四元玉鉴》提出的消元法大致分为 “剔而消之”、“互隐通分相消”及 “内外行相乘相消”等诸法。
现代数学认为多元多项方程组的公解集合存在于高维空间,所谓消元法就是把这个公解集合投影到低维空间。假定该集合是由有限个点组成的,通过逐次向低维投影,最后成为一维空间的有限个点的集合,遂可通过解一元方程式获得。有了这个变元的值后,将其代入原方程式组,使变元数目得以减少,如此问题逐步可解。这是当今代数几何必教的题材,整个过程的标准方法是十九世纪的英国数学家西尔维斯特 Sylvester 的析配消元法 Dialytic method of elimination 。
近代的古数学史学者钱宝琮在《中国算学史》(台湾九章出版社)第十九章的 [四元消法] 小节中,称赞朱世杰的方法 “与西尔维斯特用析配消元法用意相仿。惟朱世杰之消元法无行列式之应用,不如析配法之简捷耳”。这应该是谬赞。见钱氏书中(第151-152页)列式(1)和(2)的二次式的例子。用朱世杰的方法,钱氏得出一个消元式。若更进一步,用原来(1)和(2)的系数代入钱氏所得的消元式,则得出原来系数的五次式。而用西尔维斯特的消元法,会得到一个 4 × 4 的行列式为消元式; 这个行列式的每一项是原列式(1)和(2)的系数或 0,故而是原来系数的四次式。五次式与四次式显然是不同的,朱氏消元法有 “增根”的现象,所以与西尔维斯特的消元法并不 “相仿”。
现代学者李兆华在《四元玉鉴校正》(见互联网)的 “四元消法的增根与减根问题”中,指出朱氏消元法可能出现增根与减根,并验证了增减根的情况。在《四元玉鉴校正》的例子里,凑巧的是这种增根与减根,都不是消元后所得的一元多项式的最大正实数根(朱世杰用 “开方除之即得”的是最大正实数根),但这改变了多项式组的公解集合在一维的投影,是数学不能容忍的。根据近世的代数几何学里的完备的 complete 射影几何学,最大正实数根在变化下没有稳定性,因此并无几何意义。
近世的代数几何学证明了西尔维斯特的“析配消元法”是正确的,而朱世杰的消元法并不正确。但朱氏在十三世纪就提出消元法,值得我们敬佩。
近代的古数学史学者李俨在《中国古代数学简史》第六章中感叹道:“至于李冶的《镜海测圆》和 《益古演段》等著作中的问题,大多数都是预先知道答案的一些人为 '编造' 的题目”,并未提供方法去解那些问题。中国古人是识货的,故而并不关心这些著作中的问题。中国宋、元时代的 “增乘开方术”和 “天元术”大部分失传,原因亦在此。
(7)招差术与高阶等差级数
我们用现代数值分析的观念来解释中国古代的“招差术”:设 f(n) 是次数小于 m 的多项式,给定 f(n) 在 n=1,2,…,m 这些等距点的值,求函数 f(n) 。
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定义(i){a,a,…} 是一个零阶等差级数; (ii) a(n)-a(n-1)=a 是一阶等差级数,若 a(n)-a(n-1)=a 是非零常数;(iii)假设已定义有 (m-1) 阶等差级数,且 {a(1)-a(0),…,a(n)-a(n-1)} 是一个 (m-1) 阶等差级数,则 {a(0),a(1),…,a(n),…} 是 m 阶等差级数。
不难证明:对任何零次一元多项式 f(n) ,则 {f(1),f(2),…} 是一个零阶等差级数。对任何一次一元多项式 f(n) ,则 {f(1),f(2),…} 是一个一阶等差级数。对任何 m 次一元多项式 f(n) ,则 {f(1),f(2),…} 是一个 m 阶等差级数。
反之,对任何零阶等差级数 {f(1),f(2),…} ,因为 f(1)=f(2)=… ,显见 f(n) 是零次多项式。对任何一阶等差级数 {f(1),f(2),…} ,令 f(n)-f(n-1)=…=f(2)-f(1)=a ,则 f(n)=f(n-1)+a=…=f(1)+(n-1)a=an+f(1)-a ,即 f(n) 是 n 的一次多项式。
现在我们用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的《授时历》中计算太阳速度的例子,来说明二阶等差级数对应一个二次多项式。
为何要计算太阳速度?按理说日蚀应该发生在阴历初一,但或许天文资料的小误差会积累成大误差,也或许别的原因,造成历法失修,日蚀就有可能发生在阴历初二或上个月的卅日。月蚀也有类似的差误。到了北齐时,天文学家知道了日月的速度是会变的,因此把日月的速度考虑进来解决日蚀和月蚀的时间问题。故而定下朔日那天为阴历初一,这种方法被称为“定朔法”。
众所周知,春分定在日夜等长的那天。中国原有的 24 节气,是把回归年(即阳历年)的一个冬至到下一个冬至所经过的时间,等分为 24 份而得的。这种被称作“平气法”的操作简单方便,中国人起初一直沿用它。汉武帝时的天文学家落下闳依据 “平气法”制定了 “太初历”,用 “无气置闰”来规定闰月。由平气法得到的春分日,通常称为 “平春分”,比春分迟两日。
以下讨论的表,取自郭守敬的《授时历》:第一排是观测的时间,把冬至到春分的天数(88.91 日)分为六段(相应于六节气。这里因篇幅有限,只列了前四段),每一位整数代表 14.82 日; 第二排是太阳的速度,这个数据是一段时间观察所得的平均值; 第三排是从左到右,将第二排数据的后数值减前数值,谓之一差; 第四排是后一差减前一差,谓之二差。可见,二差皆相同。根据这个表,我们可以假定太阳速度对时间 n而言,是一个二阶等差级数 f(n) 。
让我们建立一个如下的二次多项式 g(n) 如下:
g(n) = 476.25-38.45(n-1)-1.38(n-1)(n-2)/2 = 513.32-37.07n-1.38n(n-1)/2 。
不难看出 f(1)=g(1)=76.25 ,类似地有 f(2)=g(2) ,f(3)=g(3) ,f(4)=g(4) 。令 h(n)=f(n)-g(n) ,可以证明 h(n)=0 ,所以 f(n)=g(n) ,即得 f(n) 是一个二次多项式。进一步说,太阳的速度从冬至到春分,是按照时间的二次多项式下降的。
一般来说,如果 {f(1),f(2),…} 是 m 阶等差级数,则 f(n) 是 m 次一元多项式。从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首次提出隙积术,到元代的朱世杰的《四元玉鉴》广泛讨论招差术,中国古代数学家发现一元多项式的基元集 basis ,{1,n,n(n-1)/2!,…,n(n-1)…(n-m+1)/m!},可以取代 {1,n,n^2,…,n^m} ,使得写出以 n 为变元的 m 阶等差级数(即 m 次一元多项式)变得非常容易。
让我们回到节气的问题。据现代数学家黄武雄编著的《中西数学简史》,明末清初时,当传教士东来(公元 1851 年),也正是历法亟待修改的时候。明朝颁布的'大统历'其实就是郭守敬的授时历的翻版,沿用三百多年己不堪使用。明崇祯十六年,明令采用西法。清初编制历法亦由传教士掌管。德国传教士汤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公元 1591 ~ 1666 年)着力改造明代的历法成为 “时宪历”,又名《西洋新法历书》。之后受顺治帝之命,任钦天监的监正。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修改历法,其成果一直流传至今。
天文模型一直是古中国的天文学的弱项。西方的天文模型,始于公元二世纪亚历山大城的托勒密 Claudius Ptolemy 的地心论的九层天球模型。到了公元十六世纪,哥白尼 Nicolaus Copernicus(公元 1473 ~ 1543 年)提出日心论,把托勒密天球模型的第四层的太阳与中心的地球交换,又把第一层的月亮,从行星降格为卫星、移到地球附近,形成了哥白尼的日心模型。第谷 Tycho Brahe(公元 1546 ~ 1601年)尝试调合地心论与日心论。在第谷模型里,日、月绕地,行星及恒星则绕日。
近代人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天学》(第 670 页)赞汤若望的《西洋新法历书》为 “一部包括当时所有科学知识的不朽巨著”。汤若望在顺治年间(公元 1644 年 ~ 1661年)用的是依据开普勒定律 Kepler laws 的西洋日心论。开普勒定律(公元 1609 年 ~ 1619 年)共有三条定律,第一定律讲述了地球绕太阳的轨道呈椭圆形,而太阳处于这轨道的两焦点之一; 由第二定律则导出地球最接近太阳时的速度最大(即太阳的视象速度最快)。所以,北半球的冬至,日较近且较快; 夏至时,则日较远且较慢。
中国古代的历法皆始于冬至,并规定圆周角为 365 度,即规定太阳一天移一度(相信太阳在作匀速运动)。到了西元六世纪的北齐,天文学家张子信才发现太阳速度不等,即所谓的 “日躔”。实际上,约公元前二世纪,古希腊人 Hipparchus 已发现日、月的速度不等。汤若望改造了中国古历法,使之始于春分(西方历法皆始于春分),规定那天太阳的位置是 0 度,并采用了两河流域的 360 度的圆周角。在太阳的视像轨道上,按照中国通用的名称,每 15 度赋以一节气,这个方法被称为 “定气法”。所以节气的历法实际上是阳历,因为只与太阳有关。每个节气的阳历日期近乎固定,而其阴历日期则每年不同。从 180 度(秋分)到 0 度(春分),日行较快,故而节气之间的历时较短。综上所述,中国民间用的农历(即阴历,也称 “时宪历”,又名 “西洋新法历书”)的节气部分是汤若望把依据开普勒定律的西洋历法,配以中国的节气名而成的; 其月份部分,则是采用了中国古代的 “定朔法”(以月之盈亏为准)而得的。
顺治帝辞世后,八岁的康熙帝继位。汤若望遭仇外人士陷害,去职、判凌迟。之后因为北京发生了地震等自然灾害,清政府以为是天谴,故孝庄太皇太后下令释放汤若望、未执行死刑。汤若望老年潦倒而死,一个科学家如此殒落。康熙帝亲政后,汤若望始得昭雪。
(8)求圆周率的近似值
公元一世纪的《周髀算经》用圆周率 π=3(《圣经-旧约》中关于 “铜海”的直径与圆周长的讨论,可导出 “智慧王”所罗门 King Solomon 用 π=3 );公元二世纪的张衡用 π=√10=3.16… ;公元三世纪的刘徽用 π=157/50=3.14 ;公元五世纪的祖冲之用 π 的 “密率”为 22/7=3.1428…(即在他八百年前阿基米德的圆周率),这种 “密率”的命名在唐代李淳风对刘徽的 《周髀算经注》的讨论里有叙述,以后历代也都定义 “密率”为 22/7 。例如,唐代的《刘孝孙细草》里讨论《张丘建算经》 时,凡提到 “密率”皆为 22/7 。之后的王孝通在《缉古算经》中称 22/7 为圆率。宋、元数学家用的圆周率,或是 π=3(见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的《授时历》),或是 “张衡率” √10 , 或是 “徽率” 157/50 ,或是 “密率” 22/7 。到了明代,朱载堉的《乐律全书》(1595 年)用 √2/0.45=3.1427… 。之后的邢云路用 π=3.1213203 ,程大位用 “智率”=3(1/8)=3.125(“智率”恰好等于两河流域用的 25/8),方以智用 π=52/17=3.06… 。在清代的康熙朝,袁士龙、顾长发用 “智率”=3.125 。综上所述,并无古人提到 355/113 是圆周率的近似值,更无人称其为“祖冲之密率”。
清代乾隆朝设立四库全书馆,整理古籍。古人云“四库全书出,而古书亡”,皆因朝廷控制印书; 可删去朝廷不喜的文字,也可添增臣工偏爱的段落,故而原有的古书不见了。四库全书馆出了两本与圆周率有关的书:《隋书》与元末赵友钦的《革象新书》。《隋书》里提到祖冲之发现了 3.1415926 < 圆周率 < 3.1415927 ,提及 “密率:圆径一百一十三,圆周三百五十五(即 355/113 )。约率:圆径七,圆周二十二(即 22/7))。《革象新书》里提到圆周率为3.141592 。
中国古代出版了不少伪书(各国都出过许多伪书和假古董)。例如《管子》号称是春秋时管仲写的,可书里却有管仲身后西施的事,显然《管子》是伪书,它被认为是汉朝刘向编辑战国材料而成的书。又例如《周髀算经》,书中写到周公、商高、陈子、荣方等人,旧题周公著。但《汉书·艺文志》并没有提过此书,各东汉以前的古书亦未提及此书。《周髀算经》只能算是公元一世纪东汉的书,也可能更迟。赵爽的《周髀算经-注》出现在公元三、四世纪。《周髀算经》第一次出现在正史中,是唐朝的《隋书-经籍志-天文类》。
当年从事《四库全书》编辑的馆臣戴震(即戴东原),主张 “西学是中学流传出去的”; 同时代的阮元主编的《畴人传》(中国古代科学家的传记)里就写有:“西法实窃取于中国”。这两人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当时经过雍正、乾隆的闭关锁国,中国文人妄自尊大的事例很多,他们大多是 “乾嘉学派”的人。我们发现《隋书》中关于祖冲之的圆周率的上、下限及 “祖冲之密率”,不合常理地未被任何古代中国数学家引用。况且,《四库全书》开舘时,这两个资料已从欧洲流入中国,因此有馆臣们把它们窜入古书的可能。而比《四库全书》版更古的《隋书》旧版已不复存在。假定旧版《隋书》里确实有祖冲之的 3.1415926 < 圆周率 < 3.1415927 ,则元末赵友钦的《革象新书》 里的圆周率 3.141592 就不合逻辑:因为这数据还不如千年之前的结果。再者,经过明、清两代,赵友钦的这个资料并无任何人引用,也是怪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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