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抗战八年是艰苦困难的日子，也是我一生学习新知识最快的一段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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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抗战八年是艰苦困难的日子，也是我一生学习新知识最快的一段日子

作者  杨振宁先生  丁一  2025 年 08 月 10 日 21:14  山东

1937 年抗战开始，我们一家先搬回合肥老家，后来在日军进入南京以后，我们经汉口、香港、海防、河内，于 1938 年 3 月到达昆明。我在昆明昆华中学读了半年高中二年级，没有念高三，于 1938 年秋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注：杨先生这年十六岁）。

1938 到 1939 年这一年，父亲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他借了 G．H．Hardy 的 Pure Mathematics 与 E．T．Bell 的 Men of Mathematics 给我看。他和我讨论 set theory 、不同的无限大、Continuum Hypothesis 等观念。这些都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四十年以后在 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1983）第 74 页上我这样写道：

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学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虑。而且，奇迹的奇迹，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能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父亲虽然给我介绍了数学的精神，却不赞成我念数学。他认为数学不够实用。1938 年我报名考大学时很喜欢化学，就报了化学系。后来为准备入学考试，自修了高三物理，发现物理更合我的口味，这样我就进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1941 年秋（注：杨先生十九岁）为了写学士毕业论文，我去找吴大猷教授。［他］给了我一本 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现代物理评论》），叫我去研究其中一篇文章，看看有什么心得。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分子光谱学和群论的关系。

我把这篇文章拿回家给父亲（注：杨武之，1896-1973 ，中国近代著名数学家）看。他虽不是念物理的，却很了解群论。他给了我狄克逊（1874-1954）所写的一本小书，叫作 Modern Algebraic Theories（《近代代数理论》）。狄克逊是我父亲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这本书写得非常合我的口味。因为它很精简，没有废话，在 20 页之间就把群论中“表示理论”非常美妙地完全讲清楚了。我学到了群论的美妙，和它在物理中应用的深入，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个领域叫作对称原理。我对对称原理发生兴趣实起源于那年吴先生的引导。

今年（1997）为了庆祝吴先生的九十寿辰，邹祖德和我写了一篇文章，用群论方法计算 C60 的振动频率。C60 是一个对称性特高的分子，用群论讨论最合适。（有这样高度对称的分子不仅在 1941 年吴先生和我没有预料到，在 1983 年我写上面的那段话时也还没有任何人预料到。）

抗战八年是艰苦困难的日子，也是我一生学习新知识最快的一段日子。最近三弟杨振汉曾这样描述 1945 年夏抗战结束时我家的情形：

1945 年夏（注：杨先生二十三岁），大哥获取了留美公费，将离家赴美国读博士。父亲高兴地告诉我们，艰苦和漫长的抗日战争看来即将过去，反德国法西斯战争也将结束。我家经受了战乱的洗礼，虽有精神和物质损失，但是我们家七口人都身体健康，学业有进，更可喜的是儿女们都孝顺父母，兄弟姐妹之间和睦相处，亲情常在，我们一家人相互之间的关系，的确非比寻常，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十分珍视的。

抗战胜利至今已五十一年了，父亲、母亲和振复（振宁注：振复是我们的五弟，1937 年生，1985 年卒）均已长眠于苏州东山。回忆抗战八年的艰苦岁月我们家真可称得上美好、和睦和亲情永驻的家。

我还记得 1945 年 8 月 28 日那天我离家即将飞往印度转去美国的细节：清早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郊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记得她没有流泪。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很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迸发，不能自已。

1928 年到 1945 年这十七年时间，是父亲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的阶段。古人说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现在不讲这些了，但其哲理我认为是有永存的价值的。

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