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 年我和杜致礼及我们当时唯一的孩子光诺(那时六岁)去日内瓦。我写信请父亲也去日内瓦和我们见面。他得到统战部的允许,以带病之身,经北京、莫斯科、布拉格,一路住医院,于 7 月初飞抵日内瓦,到达以后又立刻住入医院。医生检查数日,认为他可以出院,但每日要自己检查血糖与注射胰岛素。我们那年夏天在 Rue de Vermont 租了一间公寓,每天清早光诺总是非常有兴趣地看着祖父用酒精灯检查血糖。我醒了以后他会跑来说:“It is not good today,it is brown.”(今天不好,棕色。)或“It is very good today,it is blue.”(今天很好,蓝色。)过了几星期,父亲身体渐恢复健康,能和小孙子去公园散步。他们非常高兴在公园一边的树丛中找到了一个“secret path”(秘密通道)。每次看他们一老一少准备出门:父亲对着镜子梳头发,光诺雀跃地开门,我感到无限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