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记得教过我大一国文的教师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罗常培先生、王力先生等

luyuanhong

杨振宁：记得教过我大一国文的教师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罗常培先生、王力先生等

作者  杨振宁先生  丁一  2025 年 08 月 29 日 08:00  山东

在西南联大从 1938 年到 1942 年（16 岁 - 20 岁）我念了四年的书。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以后满是泥坑，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要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期，在常常要跑警报的情况下，西南联大的学术风气却是非常良好的。那时的教师阵容非常强大。大家知道，西南联大是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大学合并在一起的。三个学校的教师都在联大教书，所以名教授很多。我记得很清楚，联大的大一国文是必修科，当时采用了轮流教学法，每一位教授只讲一个到两个礼拜。一般来说，轮流教学法的效果通常是很差的，会产生混乱的情况。不过因为那时的教授阵容实在很强，轮流教学法给了我们多方面的文史知识。记得教过我大一国文的教师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罗常培先生、王力先生等很多人。我进西南联大报考的是化学系，但一进去后就改念了物理系。物理系那时的教师阵容也非常强，我的大一物理是跟赵忠尧先生念的。赵先生现在在北京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已经 80 多岁了。我的大二电磁学是跟吴有训先生念的，大二力学则是跟周培源先生念的，周先生曾是北大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现在 1983 年）也是 80 岁出头了。

西南联大的教学风气是非常认真的。我们那时候所念的课，一般老师准备得很好，学生习题做得很多。所以在大学的四年和后来两年研究院期间，我学了很多东西。那时候一般所用的教科书，是有名的老书。这个风气跟今天美国的风气不一样。那时候如果有一本书是好的话，是用上几年、几十年的。现在美国的教科书就好像汽车一样，两三年就要有新的式样。

在联大给我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吴先生现在住在台湾，在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兼课。他是在美国退休后，到台湾去的。他对我发生很大的影响，是因为我的联大学士论文是跟他写的。我在 1941 年的秋天去找他，他答应收我为他的学生，给了我一本《现代物理评论》，叫我去研究其中一篇文章，看看有什么心得。

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分子光谱学和群论的关系。我把这篇文章拿回家给父亲看，他虽不是念物理的，却很了解群论。他给了我狄克逊所写的一本小书，叫做《近代代数理论》，狄克逊是我父亲在芝加哥大学的教师。这本书写得非常合我的口味，因为它很精简，没有废话，在 20 页之间就把群论中“表示理论”非常美妙地完全讲清楚了。我学到了群论的美妙，和它在物理中应用的深入，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个领域叫做对称原理。我对对称原理发生兴趣实起源于那年吴先生的引导。

王竹溪先生于今年（1983 年）1 月底在北京逝世，逝世时 71 岁，是北京大学副校长、物理系教授。我在 1942 年西南联大毕业以后，进了西南联大的研究院，又念了两年，得到了硕士学位。为了写硕士论文，我去找王竹溪先生。那时他是很年轻的教授，刚从英国回来不久。在王先生指导之下，我写了一篇论文，是关于统计力学的，这篇论文把我引导到统计力学的领域。以后 40 年间，吴先生和王先生引导我走的两个方向──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 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

1944 年至 1945 年之间，我在联大附中教了一年书。1945 年的夏天，动身到美国去。那时候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商船或航线来往，所以我乘飞机先到加尔各答，在加尔各答等了三个月，等到了 U.S.S. General M. B. Stewart 上的空位。这种船叫 Librty Ship（自由船），每艘载几千个在中、印、缅地区的美国兵回国去。船上留一二百个床位给非美国军队的人乘坐，我和一组清华留美同学，一共 20 几个人，一同坐上了这样一艘运兵船。船舱非常挤，睡的床共有四层，每层只有两尺高，在床上不能坐起来。我们住在船最底下的“统舱”，里面有好几百人，周围都是美国兵，他们看见来了些年轻的中国学生，以为可以赚一点钱，于是拿出牌来要和我们打扑克，幸亏我们没有人同意。

那时我们都是第一次接触整天说英语的人，我还清楚记得，很多话我都听不懂，到了美国后也没听见人讲过。到 60 年代美国讲“脏话”运动发生以后，我才懂得从前听见是些什么话。

【七十五岁时，杨振宁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了这段经历：

1937 年抗战开始，我们一家先搬回合肥老家，后来在日军进入南京以后，我们经汉口、香港、海防、河内，于 1938 年 3 月到达昆明。我在昆明昆华中学读了半年高中二年级，没有念高三，于 1938 年秋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注：杨先生这年十六岁）。

1938 到 1939 年这一年，父亲（注：杨武之，1896-1973 ，中国近代著名数学家）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他借了 G．H．Hardy 的 Pure Mathematics 与 E．T．Bell 的 Men of Mathematics 给我看。他和我讨论 set theory 、不同的无限大、Continuum Hypothesis 等观念。这些都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四十年以后在 Selected Papers 1945-1980 with Commentary（1983）第 74 页上我这样写道：

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学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虑。而且，奇迹的奇迹，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能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父亲虽然给我介绍了数学的精神，却不赞成我念数学。他认为数学不够实用。1938 年我报名考大学时很喜欢化学，就报了化学系。后来为准备入学考试，自修了高三物理，发现物理更合我的口味，这样我就进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1941 年秋（注：杨先生十九岁）为了写学士毕业论文，我去找吴大猷教授。［他］给了我一本 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现代物理评论》），叫我去研究其中一篇文章，看看有什么心得。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分子光谱学和群论的关系。

我把这篇文章拿回家给父亲看。他虽不是念物理的，却很了解群论。他给了我狄克逊（1874-1954）所写的一本小书，叫作 Modern Algebraic Theories（《近代代数理论》）。狄克逊是我父亲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这本书写得非常合我的口味。因为它很精简，没有废话，在 20 页之间就把群论中“表示理论”非常美妙地完全讲清楚了。我学到了群论的美妙，和它在物理中应用的深入，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个领域叫作对称原理。我对对称原理发生兴趣实起源于那年吴先生的引导。

今年（1997）为了庆祝吴先生的九十寿辰，邹祖德和我写了一篇文章，用群论方法计算 C60 的振动频率。C60 是一个对称性特高的分子，用群论讨论最合适。（有这样高度对称的分子不仅在 1941 年吴先生和我没有预料到，在 1983 年我写上面的那段话时也还没有任何人预料到。）

抗战八年是艰苦困难的日子，也是我一生学习新知识最快的一段日子。最近三弟杨振汉曾这样描述 1945 年夏抗战结束时我家的情形：

1945 年夏（注：杨先生二十三岁），大哥获取了留美公费，将离家赴美国读博士。父亲高兴地告诉我们，艰苦和漫长的抗日战争看来即将过去，反德国法西斯战争也将结束。我家经受了战乱的洗礼，虽有精神和物质损失，但是我们家七口人都身体健康，学业有进，更可喜的是儿女们都孝顺父母，兄弟姐妹之间和睦相处，亲情常在，我们一家人相互之间的关系，的确非比寻常，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十分珍视的。

抗战胜利至今已五十一年了，父亲、母亲和振复（振宁注：振复是我们的五弟，1937 年生，1985 年卒）均已长眠于苏州东山。回忆抗战八年的艰苦岁月我们家真可称得上美好、和睦和亲情永驻的家。

我还记得 1945 年 8 月 28 日那天我离家即将飞往印度转去美国的细节：清早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郊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记得她没有流泪。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很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迸发，不能自已。

1928 年到 1945 年这十七年时间（6 岁 - 23 岁），是父亲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的阶段。古人说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现在不讲这些了，但其哲理我认为是有永存的价值的。】

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