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在奖项非政治化的基础上,推动学术无国界化。已有研究表明,20 世纪科学家的地理流动性显著增加,但不同国家间科学研究水平的差距依旧突出(Rodríguez et al ,2022)。纵观菲尔兹奖的发展历程,在学术资源本就地域性分布不均的基本格局下,仍多次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干扰,不仅没有缓解资源分配矛盾,反而通过强化中心-边缘学术权力关系,加剧了全球知识生产体系的不平等态势。国际数学家大会屡次因战争原因停办。1920 年国际数学联盟(IMU)重启国际数学家大会时,原定会址斯德哥尔摩因西欧成员国的诉求被更换为斯特拉斯堡——一座刚由德国重归法国的争议城市,而该届会议禁止德国及其战时同盟国学者参会。1924 年,美国提出允许德国学者参会,被否决后拒绝支持会议举办,最终由菲尔兹推动会议移址加拿大多伦多。直至 1928 年,IMU 迫于学界压力,恢复了德国学者的参会资格,但仍遭到德国数学家的集体抵制。1970 年,获奖者谢尔盖·彼得洛维奇·诺维科夫(Serge Novikov)被苏联政府禁止出境,无法前往法国尼斯领奖;1978 年格雷戈里·马古利斯(Gregori Alexandrovitch Margulis)同样受制于苏联出境禁令,由雅克·蒂茨(Jacques Tits)代领。不仅限于此,学术荣誉的纯粹性始终在与政治博弈相角力。当颁奖台成为国家权力的延伸舞台,当学术交流沦为意识形态的牺牲品,“学术无国界”便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要打破中心-边缘的知识垄断格局,不仅需要重申奖项的“去政治化”原则,更应构建对应的保障机制,让学术评价回归科学价值本位。
其三,学术奖励体系需强化科研工作者早期学术潜质的培养,构建学科评价的多元维度。鉴于菲尔兹奖等顶尖奖项的获奖者大多于 25~35 岁取得突破性成果的规律,应借助定向支持,强化青年科研工作者在研究前沿问题时的资源配置,从而增强过程支持,同步激发青年学者的自我效能(崔俊杰,2018)。针对需要长期积累才能有学术产出的研究工作与研究方向,设立对应奖项;借鉴菲尔兹奖对“理论深度”与“方法创新”的侧重,关注成果的长期学术影响,坚持长期主义。此外,奖项在定义科学家以及科学家目标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Barany ,2018),作为导向,奖项设立应更加明确价值引导。一方面,要警惕奖项的逆向激励效应。目前已有研究发现,获奖者在获得菲尔兹奖后,学术产出在下降 (Borjas et al ,2015),获奖产生的财富效应让获奖者赢得社会尊重的同时,也获得了其他选择,于是逐步降低成果质量,削弱学术追求(刘思峰,2022)。另一方面,重视对于现行阶段性成果的奖励也可能会间接性加剧学术功利主义倾向,未来或可探索与补充更多终身成就类奖项,从而实现学术研究短期突破与长期积累性贡献在价值认可方面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