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文章：许宝騄先生家世及轶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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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文章：许宝騄先生家世及轶闻

原创 陈大岳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2019-09-09



编  者

2010年是许宝騄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举行了隆重纪念活动，陈大岳教授曾撰写题为《许宝騄先生家世及轶闻》的纪念文章。今天，许宝騄先生铜像正式在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落成，在此分享陈大岳院长纪念文章全文，以缅怀许宝騄先生。

许宝騄先生（1910－1970）是我国概率统计事业的奠基人，与华罗庚、陈省身同龄，早期经历也很近似，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解放后任北京大学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然而许先生体弱多病、英年早逝，除了四十余篇已发表的论文、三部专著和少量手稿，几乎没有留下其他遗物。去年北京大学概率统计系为给许先生塑像，所能收集到的照片，只有区区五六张。世人对其学术成就了解不多，对其个人情况所知更少。多数回忆文章只谈他聪明过人，学问精深，诲人不倦，其他方面就语焉不详了。“对于无缘亲聆他教诲的同学们，许先生基本上是一位传说中的英雄，多少有些神秘的”。然而细读他同龄人的叙述，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这位卓越的学术大师的多姿多彩的鲜活形象。“他的生活环境、家庭背景，对于他的学术是有很大影响的。从他的生活经历可以看出，许先生的学术成就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


许宝騄

许先生祖籍浙江杭州。杭州许氏源出富阳沈氏，居杭始于明代，清代家族鼎盛。自第十世起以“学乃身之宝，儒以道得民”一联十字取名排辈。高祖许学范，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其子乃济、乃普、乃钊为进士，另四子为举人，故有“七子登科”之誉。乃普之子许彭寿(即许寿身)及其堂弟许庚身也是进士。许宝騄先生的曾祖许乃恩系“七子登科”中最小一位，道光癸卯举人，官山东知县。祖父许祐身，同治十二年举人，历任工部右侍郎、屯田司主事、都水司員外郎、御史、山東道监察御史、江南道监察御史、京畿道监察御史、江苏揚州府知府等职；父许引之，字汲侯，自清末至民国北洋政府期间历任中级官员，至两浙盐运使。

许宝騄先生排行第七，有两兄四姐。长兄许宝驹(1899－1960)，字昂若，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党代表、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特派员、浙江省政府秘书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1941年，与屈武、王昆仑等组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坚持抗战、反对分裂。1948年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解放后，任民革中央常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次兄许宝騤(1909－2001)，燕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在广州北京多所大学任教，是“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发起人之一。1945年任《正报》主笔，参与“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地下组织，并在争取北平和平解放的过程中开展了积极有效的工作；1951年任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总团副秘书长。历任民革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团结报》总编辑、社长等职；是第二、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曾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

许先生的亲属中，堂兄许宝蘅(1875－1961)系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举人，晚辈中有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原名许儒鸿，1926－1992)，其作品《胡雪岩》、《红顶商人》等在大陆风行一时。“七子登科”的同时还有“五凤齐飞入翰林”。许祐身的姐姐嫁给了礼部尚书廖寿桓，妹妹许禧身则嫁给晚清末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陈夔龙。通过联姻，许家亲戚中还有多位社会名流，其中就包括清朝大学者俞樾(1821－1907)。

许先生的祖母是俞樾的二女儿俞绣孙，其诗词遗稿《慧福楼幸草》因被俞樾编入《春在堂全书》而传世。许先生的姑姑许之雯，聪颖异常，“幼读蘅塘退士所选《唐诗三百首》，未半即会吟咏。所吟诗句，工整之中，有秀逸之气。” 其诗集由俞樾选刊，名为《缃芸馆诗钞》。另一位姑姑许之仙则嫁到俞家，为俞樾的孙媳妇、著名红学家俞平伯的母亲。1917年许先生的大姐许宝驯嫁给俞平伯(1900－1990)。因此可以说杭州横河桥许家与浙江德清俞家世代通婚，是典型的江南士大夫家族之间的特殊关系。许先生年轻时多与俞平伯游，俞平伯先生的《略谈杭州北京的饮食》一文说到，“（平伯）于二十年代，有《古槐书屋詞》，许宝騄写刻本。《望江南》三章，其第三記食品。今之影印本，乃其姊宝驯摹写，有一字之异，今录新本卷一之文。”

许先生喜爱昆曲，到了“逢会必唱”的地步,“年青时还粉墨登场过呢”。老舍先生在其《滇行短记》中写道：“宝騄先生是统计学家，年轻，瘦瘦的，聪明绝顶。我最不会算术，而他成天的画方程式。他在英国留学毕业后，即留校教书，我想，他的方程式必定画得不错！假若他除了统计学，别无所知，我只好闭口无言，全没办法。可是，他还会唱三百多出昆曲。在昆曲上，他是罗莘田先生与钱晋华女士的‘老师’。罗先生学昆曲，是要看看制曲与配乐的关系，属于那声的字容或有一定的谱法，虽腔调万变，而不难找出个作谱的原则。钱女士学昆曲，因为她是个音乐家。我本来学过几句昆曲，到这里也想再学一点。可是，不知怎的一天一天的度过去，天天说拍曲，天天一拍也未拍，只好与许先生约定：到抗战胜利后，一同回北平去学，不但学，而且要彩唱！” 许先生的昆曲爱好应源于其深厚国学底蕴，就读清华大学期间，与其兄许宝驹、许宝骙、大姐许宝驯、四姐许宝騋都参加了其姐夫俞平伯组织的谷音社，“研习昆曲，同人会唱，宝騄与焉。宝騄品娴音律，辨音极准，每听一曲，不数遍即能写出其工尺谱，试之不爽。能操二胡，时复一弄，用以自娱”，由此可以想象他是一位很有生活情趣的学者。他还擅长桥牌，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但“经常感到生活中的广泛爱好与献身科学之间的矛盾。”

许先生幼时体质虚弱，对他后来事业生活都很有影响。在清华念书时体重不足40公斤，1933年大学毕业，参加赴英庚款留学考试被录取，却因体重不足而落选。1948年夏曾因胃溃疡和肺结核而住院治疗，其严重程度足以令他至少病休一年，但1949年初解放军进城时就已出院。1952年再度住院；1955年他讲“概率论”课，只讲了三次，身体就不行了，只得由赵仲哲代上。赵是许先生的第一个研究生，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从此以后，许先生未能到教室上课，改为在家里开设讨论班，“他大部份的时间是在床上过的，念书和写作时，面前放一硬纸板，背靠着软的靠垫，在床上工作；吃饭和参加讨论班时，下来坐在沙发上。”1957年因肺结核恶化，“在离北京大学很近的黑山扈疗养院住了几个月”。1963年，X光检查发现他肺上有空洞，并且他带的菌具有抗药性。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学生的体育锻炼都应通过劳卫制才算达标，他曾自嘲说自己也通过了劳卫制，“因为我有痨病(肺结核)、胃病和痔疮。”“许先生身高1米76，但体重只有70斤”，腿很细，“最后两年，双腿肌肉萎缩，瘫卧在床，犹复孜孜不息。自言身虽残废，脑尚健好，生命力还很旺盛，尽能生活工作下去。”


许宝騄先生和他指导的“统计组”师生合影

许宝騄先生终生未婚。其中原委，已不可细考。据其兄许宝骙称，“宝騄幼年时，父亲曾为作主与南方老亲某氏女订有婚约。其后父亲去世，举家北迁，宝騄稍长，乃坚决要求退婚。母亲强之不听，无可奈何，只得勉为提出解决。” 另据俞平伯之子俞润民先生回忆，润民先生有一姑父名叫郭则澐，是清朝翰林，曾在北洋政府徐世昌处任秘书长。郭有一女儿，与许先生年龄相仿。按中国旧的传统来说，许先生比这位郭女士长一辈。虽然辈份不合，但郭则澐与许先生父亲在北洋政府时期是同事，郭认为作为儿女之事也是合适的。据推算，1936年许先生留英以前，两人已有往来，但相处的时间并不长。郭则澐去世后，其子反对这桩婚姻，旧社会由男的当家，长兄如父, 这样许先生的婚事就告吹了。1947年许先生从美国回来，曾经订婚。著名统计学家奈曼（Jerzy Neyman，1894-1981; 美国科学院院士和英国皇家协会院士)在其回忆录里也说许宝騄回国与恋爱有关。“据润民先生回忆，许先生给俞平伯先生的信中提到他采取的策略是‘以退为进’，现在已搞不清楚以退为进的具体含义。但这四个字是很合乎许先生的性格和他的用语特征的。” “讵料不久发现身染肺疾，乃复废约。此后终身未娶。”

许先生1945年赴美访问之前，与长兄宝驹一夜倾谈之后，深受宝驹的影响，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宝騄的两位兄长宝驹、宝骙都是这个组织的发起人。许宝騄先生在美国为该组织联系海外华裔进步学者而积极活动，曾介绍著名气象学家涂长望同志参加组织。1947年许先生谢绝美国同事的挽留，回到国内，“希望成为他祖国即将诞生的新社会的一个成员。”“在1948年辽沈战役后，许先生已确信‘国民党败局已定’，并对当年北大、清华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十分同情。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许先生委托江泽培致电国外友人，称“解放以后感觉幸福”(Am happy after liberation)。




在西南联合大学和访问美国期间，许先生以其高超的学术造诣深深影响了周围一批学生，包括钟开莱（Kai Lai Chung, 1917─2009）、王寿仁、徐利治，安德森(T.W. Anderson，斯坦福大学统计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莱曼(E.L .Lehmann, 1917-2009, 加州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奥肯(I.Okin)等。他们的学生更是遍及世界各地，影响广泛，他们后来都在不同场合撰文表达对许先生的感激之情，尤其是许先生与钟开莱的师生之谊，堪称典范。钟开莱于六十年代以后长期任斯坦福大学数学系教授，著有十余部专著，为二十世纪后半叶最有影响的概率学家之一。一些概率学家（如笔者的导师）虽不出其门下却深受其影响，尊他为“学术教父”。钟恃才自傲，入其法眼者，寥寥无几。他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物理系，后转学到了数学系。据徐利治先生讲，当年西南联大学生转系非常普遍而自由，学不下去的学生要转系，学的不过瘾的学生也要转系。在数学系，钟开莱师从华罗庚先生研究数论。钟与华都颇为自负，华罗庚出的论文题目钟觉得不满意，钟就自己找题做。钟毕业之际得到许先生的赏识，留校成为北京大学的助教。当时西南联大合署办学，三校互通有无，亲密无间，但教员学生还都分属于各校的。许钟二人经常在一起切磋，“还讨论过Keynes著作的翻译问题。看来他俩对Keynes的概率论基本思想都是比较赞赏的。”1945年两人先后到了美国的不同地方，从此天各一方，大概没再见过面，但还通信讨论数学问题。也许因为两人都籍隶历史名城杭州，“都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深深的爱好和素养”，“都能写出典雅的中文文章和英文文章，”“他俩之具有高水准的东西方复合型文化的教养与素质，都是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两人间师生友谊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2]钟开莱后来一直以许先生的学生自居，并尽其所能宣传许先生的成就。“许先生对相互独立随机变量早有深刻研究，在1947年独立于格涅坚科对于行内独立的随机变量阵列，在加项一致可忽略的条件下，给出了行和弱收敛于给定的无穷可分分布的充分必要条件，而且在方法上很有特色。”可能是因为晚于格涅坚科的缘故，许先生的结果未曾发表。1968年钟开莱翻译格涅坚科和柯尔莫果洛夫合著的《独立随机变量和的极限分布》一书，将许先生的手稿作为英译本的附录公开发表。1979年钟开莱与两位美国统计学家在统计学的顶级杂志Annals of Statistics上发表纪念许先生的文章，并从多元统计、统计推断和概率论三个方面全面系统阐述许先生的成就。钟开莱还在统计学家江泽培和郑清水的协助下，编辑英文版的《许宝騄选集》，把许先生在解放后所写的全部中文论文译成英文，由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4级数学专业学生毕业时与老师合影
一排右四为许宝騄

可能是因为单身的缘故，许先生一日三餐多采取包伙的方式。西南联大期间，“与罗常培、郑天挺、袁家骅诸先生游，合伙包饭，仅餍粗粝。偶思‘打牙祭’，欲烹调而苦无锅釜，乃以洗面盆盛鸡豚煮食之，谓之‘吃脸盆’。”“其时宝騄生活艰苦，营养不足，体力日渐削弱”，“1943年－1944年许先生给老师奈曼（Neyman）的信中曾提到过挨饿之事。”据说他每次唱完昆曲，便去小饭馆用膳。在解放前后他包伙的小饭馆名叫“菜根香”。后来身体每况愈下，“每天主食只吃2两或3两，靠一磅半牛奶维持所需的营养。”

许先生平时穿什么衣服？这是我们塑造铜像时遇到的一个问题，最后决定让铜像配上中式对襟衫。“从风度和气质来看，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但他又是同时代人中间较早较多接触西方文化的，“非常喜欢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一起交流”。他11岁开始学英文，高中时学过法语，大学毕业后曾担任来北京大学访问的哈佛教授Osgood的助教。留英四年使“他习惯在下午一点喝一点牛奶红茶”。从照片上我们看到许先生穿西服、穿衬衫，“在昆明时期，他喜欢穿一件风雨衣出外散步。”1948年8月他在给美国同事Herbert Robbins的信中曾写道：“请把您读过而又不准备收藏的任何杂志(如《生活》)，还有纽约时报的某些合订本，用最便宜的方式邮寄给我。”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他对西方文化也同样很有兴趣。


许宝騄先生和他指导的“排队论组”师生合影

1970年12月18日许先生孤独地病逝于北京大学佟府他的住所，“一只断去‘Parker’牌号的旧金笔弃置在床头小几，数页写著未竞的残稿散落在地”。其时正值“文革”中间，他的同事们大多被下放到江西一个叫鲤鱼洲的地方从事农业劳动，无人认真料理后事。有人提出许先生是全国政协委员，于是在八宝山举行了简朴的悼念仪式，华罗庚赶来送老友最后一程。俞平伯先生曾撰联纪念：早岁识奇才，讲舍殷勤共昕夕；暮年空怅望，云山迢递又人天。

作者注：许宝騄先生葬于北京万安公墓，在李大钊墓旁不远处。

原文刋登于《数学文化》第二卷第一期 pp3-8，2011年

天山草@

江西鲤鱼洲农场，那地方血吸虫很多，当年清华北大师生在那里“劳动”，不少人因此患上血吸虫病。这事后来被一个高干子女汇报给周总理，总理下令叫停了农场。迟群，谢静宜在这件事情上是有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