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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彎道超車，期刊內卷，複旦血案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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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難看出，複旦兇殺案與這些高校亂象有無關聯。比如，那化學碩士出身卻掌有數院不小人事權的王書記，其複旦管理學院博士頭銜在他全職工作期間如何得來？

相關文【讀《中國學術腐敗將動搖國本》】

【中國學界現狀：博士是什麽水平?/清華重官輕學重權輕道很嚴重】

博士大躍進
ZT 每日熱文摘 6/23/2021



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人事部進行的中國博士質量調查，歷時兩年，近30萬字的報告透露：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學位授予國，其中半數以上博士進入政府當官，完全不同於早年90%博士留在大學及科研所工作，“博士大躍進”之風愈演愈烈。全國政協委員、複旦大學教授葛劍雄就曾經發文質疑西南財經大學授予的博士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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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後，在幹部“年輕化，知識化”的大背景下，從中央到地方，明確把高學歷當成錄用和提撥幹部的壹個極為重要的條件。然而，這壹原本體現國家對知識和人才尊重的良好舉措，在“特色中國”卻迅速走形、變味，“博士大躍進”之風愈演愈烈。



來自國務院學位辦的最新統計顯示，2007年我國的博士授予數量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學位授予國家。博士超級大國這個位子，至少二十年內無人能趕超了。



中國的“博士大躍進”的造假之風和所隱藏的巨大禍患，讓稍為清醒的國人痛心疾首。最早公開在2009年10月27日，人民網轉載了《錢江晚報》的壹篇文章，題為《人大校長稱中國最大博士群在官場。倡議還學術權力以學術》。文中，著重摘錄了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先生對“博士大躍進”的擔憂：學術權力市場化，各式各樣的博士學位開始泛濫。他壹針見血地指出：“中國最大的博士群體併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場。”而對“官員博士化”背後的造假現象，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指出：“許多在校生10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學位，但是壹些黨政幹部憑借手中的權力，根本課也不上，稀裏糊塗就混到了文憑，這很不公平。”



在2008年6月，原中國證監會副主席、西南財經大學博士王益被“雙規”。全國政協委員、複旦大學教授葛劍雄於同年7月19日在新浪博客上撰文《請查壹下王益的博士學歷來歷》，更在社會上引起廣泛共鳴。



葛劍雄對王益的博士學歷提出了壹繫列質疑：本科和碩士都是歷史學專業的王益，如何能在繁忙的工作中，用約兩年時間完成經濟學博士課程，寫成博士論文，發表若幹篇學術論文，併通過答辯？從理論上講，要修完壹門課程就得定期到學校聽講併參加考試，王益任職單位在北京，西南財經大學在成都，學校不可能派人到北京為王益單獨上課或單獨命題考試，王益上課和考試是如何完成的？正常情況下，全日製博士生需要3年多時間才能拿到學位，在職博士生往往需要更長的時間，王益為何能比正常學製的學生還要早畢業？如果王益真的按規定上課，參加論文撰寫和答辯的各個程序，就必須每週往返於北京和成都之間，旅費是自己出還是花了納稅人的錢？



其實，葛劍雄先生對王益的質疑，幾乎完全適宜用在質疑中國所有博士官員身上，包括那位曾名動壹時的“博士省長”於幼軍。鄢烈山先生在《從於幼軍的博士學位說起》壹文對於幼軍的質疑就深具穿透力：於幼軍是函授本科，碩士研究生課程進修班是在職學習，博士研究生也是在職學習。2年的“研究生課程進修班”已經比在校生當時上的3年要短。拿碩士學位需要參加同等學力人員申請碩士學位外國語水平全國統壹考試和同等學力人員申請碩士學位學科綜合水平全國統壹考試（每年壹次），於幼軍在2年內可以讀完全部課程併通過這學生們最怵的英語全國統考嗎？而且3年內上兩個在職研究生進修班，能同時拿哲學碩士和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真是神人也。而鄢列山對於幼軍博士學歷的質疑，或許，又適用於質疑與於幼軍相同或級別更高的官員身上。“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當今中國，“博士大躍進”之災也就在所難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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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的“博士大躍進”和“官員博士化”之風的嚴重危害性，數學家、哈佛大學教授丘成桐在南開大學的壹次演講中，痛斥中國高校的學術腐敗是“國家的恥辱”。



很多教育界人士在接受半月談記者採訪時尖銳地指出：官員“博士大躍進”中的種種權學交易，為壹些不學無術、濫竽充數的官員提供了升遷的臺階，傷害了那些刻苦學習、勤奮鑽研的學生，使我國的學位含金量不斷下降。



不僅如此，中國的“博士大躍進”，還直接影響到各國對中國人的學歷資格承認——很多國家不承認中國的學歷，這本來是中國學子的心頭之痛。



對中國“博士大躍進”必然給中國帶來的禍患，我黨的“理論權威”雜誌《求是》就特地發表了吳陳勝先生的壹篇文章——《官員博士化”漸成奇觀：中國“博士大躍進”》。文中指出：“在這場由官員和高校擔任主角的“二人轉”中，官員以權力謀學位，教授以學歷謀資源，“博士帽”變成了權力腐敗和學術腐敗同流合汙的籌碼。



壹些缺乏獨立精神的高校將學位化為獻媚的禮物，得到了項目、經費和資源，成為“博士帽”批發商；不少官員也憑借職權，將“博士頂戴”輕鬆加身，以圖在今後的提拔升遷中，讓“博士帽”兌換來更高級別的“烏紗帽”。提拔升遷是官員攻博的原始衝動”。



中央巡視下呈現高校腐敗大花筒 ZT

  中央決定對內地二十九所著名高校進行巡視，這是中共建政以來對大學進行的最大規模審查，壹場高校反腐風暴將引爆，勢牽出壹繫列腐敗巨案。

  這壹輪被巡視的高校都是副部級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最高學府亦包括在內。

  事實上，近年來高校爆發的腐敗案觸目驚心，大學愈來愈不像是為人師表、教書育人的地方，更像是壹個勾心鬥角、爾虞我詐、貪汙腐化、血雨腥風的江湖幫會。

  中國大學表麵上壹片繁榮，實際上卻是在沿著沉淪的軌跡快速墮落。

  壹方麵，管理者愈來愈好大喜功，不惜舉債建設，大興土木，圈地擴建，使大學欠下巨額外債；另壹方麵，不少學校不擇手段聚資斂財，瘋狂招生，濫發文憑，使大學淪為商業機器。

  內地大學高投入、低產出，校園建設美輪美奐，花錢大手大腳，教學質素卻每況愈下，早已為人詬病。

  世界著名數學家丘成桐教授曾經批評，中國大學校長們每年請客吃飯的錢，就足夠培養壹千名世界頂尖的理論數學家或物理學家。

  武漢大學曾被揭發震驚全國的貪腐窩案，該校多名高層利用基建徵地等機會，收受巨額賄賂，中飽私囊。

  更有大學用國家無償劃撥的土地，與地產商結成聯盟，變相進行房地產開發。

  天津大學則將壹億圜教育經費用於炒股，損失三千七百多萬圜。

  而吉林大學長期入不敷出，竟然欠下三十億圜外債，連利息都支付不起。

  中國教育最大的問題不是沒錢，而是胡亂花錢，到處腐敗，沒有將錢用在學術上。

  相比哈佛、耶魯、牛津這些外國知名學府，中國大學在硬件設施上絲毫不差，無論是建築豪華程度，還是實驗室設備先進程度，都毫不落後，有的甚至超過世界名校。

  但在軟件方麵，特別是包容寬容、科學嚴謹、實事求是的學術氣氛，相差豈止十萬八千裏。

  在壹切向錢看、向權看風氣的影響下，內地大學人心浮躁，學風浮躁，學術良知和道德操守喪失殆盡。

  表麵上學術論文數量世界第壹，但質量卻泥沙俱下，不少科研項目完全變成了騙取經費、用於個人揮霍的畫皮。

  大學校園散發著壹股腐敗的銅臭味，而不是濃厚的學術氣息，不僅誤人子弟，而且誤國誤民。

  更可悲的是，很多號稱為人師表的校長、教授不僅淪為學術騙子，以抄襲成名，而且勾搭女學生，到處撈黑金，既風流又下流，出盡洋相。

  這些人把持了大學講堂，中國怎麼可能培養出學術大師？又如何讓學生學到真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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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旦大學是壹所怎樣的大學？記得我當年考進複旦大學時，壹個鄰居正好是解放前複旦畢業的，他笑著對我講過，從前的複旦在上海灘不過是壹所野雞大學，也就是說，併非是壹所名校，當時的複旦學生大多數都是去混文憑的。

解放後，學習蘇聯，院繫調整。浙大、交大、同濟等高校都變成為工科為主的院校，聖約翰大學變成政法大學，滬江、大同被撤銷。相應的文理科都搬到了複旦，於是複旦聚集了壹批著名的教授，象數學繫的蘇步青、陳建功；物理繫的王恒守、盧鶴紱、王福山、週同慶；生物繫的談家幀；化學繫的顧冀東、嚴誌弦；歷史繫的譚其驤等等。到了反右運動，複旦揪出不少著名右派，如孫大雨，王造時，陳仁炳，王恒守（鼓吹教授冶校），張孟聞等等。



和全國其他大學壹樣，反右運動以後，黨的領導不斷加強。留校任教的畢業生中，黨員佔了大多數，業務能力則放在壹個次要的地位。尤其是專門選拔了壹批政治指導員，分派到各個小班（約30名學生為壹班），名為作學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實為對學生進行監督。當時還沒有電子監控設備，但是靠他們深入到各個班級，加上積極分子的小報告等等，學生的壹言壹動，盡在他們掌握之中。舉壹個非常細小的例子，我妻子，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是複旦壹名學生，有壹次週末回家，與另壹位女同學壹起到五角場（離複旦學生宿舍的校門壹站路）去買了幾個高價免糧票的煎餅帶回家。到下週回校，便有政治指導員找她談話，要求她與黨同心同德、艱苦樸素等等。而這些留下來的政治指導員或青年教師，大部分業務能力不強，但在各次政治運動中，整人鬥人的能力則是壹流。所以弄得整個學校裏，矛盾重重，業務強壹些的教師都小心翼翼，不敢得罪這類有紅色標記的人士。複旦從此以後，在學術和教學上的質量每況愈下。



文革以後，複旦出了壹些“名人”。



陳至立，複旦物理繫 1964年畢業。因為邦助江澤民強硬處理世界經濟導報事件，進入了江澤民的視野。六四鎮壓後，《導報》所有人員被遣散，陳至立還特別下了命令，不許導報的人再從事新聞工作，不能再去當記者。1991年4月15日，胡耀邦離世兩年後的同壹天，原世界經濟導報總編欽本立因癌症在上海華東醫院逝世，陳至立在他臨終時，到病房向他宣布開除他的黨籍。可見其心狠手辣。1998年陳至立上升到國家教育部部長。她下令“高校擴招”和“教育產業化”，前者造成眾多大學生畢業後找不到工作，而後者則導緻教育界全麵腐化墮落。所以陳至立對教育界的腐敗和亂象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她完完全全與當年梅貽琦所說的“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教育名言背道而馳，搞學校的兼併、擴建新的校園等等。中國的大學在1949年之後，由於學習蘇聯，院校調整，已經有過壹次折騰，好不容易穩定下來。到了陳至立，又經歷了再壹次折騰，她對於中國高等教育的危害。相信將來終會被人民批判和清算。



楊玉良，曾任複旦大學校長。就是他擔任校長期間，他被<美國之音>列名為首位打假對象。其作假內容是冒充獲得過德國1988年Leibniz奬。無論從作假案件的級別，作假收益的投入產出比，均創下現代科技歷史中弄虛作假的最高記錄。被楊玉良冒充的Leibniz奬，是德國的最高科學奬，在德國，再往上壹級的榮譽就是諾貝爾奬了，而國際上至今尚未聽說有冒充獲得諾貝爾奬的，因此楊玉良冒充獲得德國Leibniz奬應該說創下了學術作假級別的世界最高記錄。被楊玉良冒充的Leibniz奬奬金為200萬歐圜，相當於280萬美圜，為諾貝爾奬的三倍多，這更是剽竊論文，抄襲著作所得的幾千圜人民幤所無法比擬，絕對地創下中外學術弄虛作假涉及金額的歷史記錄。從作假得手後盤點I/O(投入產出比)來看，其“投入”隻是輕輕地說了壹句“我獲得過1988年Leibniz奬”，甚至連出示（當然他也無法出示）奬狀、奬章、或奬金的支票的辛勞都免了，而其“產出“則是晉升副教授、教授、上海科技精英、上海市五壹勞動奬章、教育部傑出貢獻的博士稱號、複旦大學校長的職位等紛至踏來，令人目不暇接。那些為剽竊壹篇三流論文，拉下窗簾，在如豆的燈光下，剪刀加漿糊者，個個應當自歎不如，可謂”零本萬利，日進鬥金”，絕對是創下了世界記錄。



我實在不想在本文再浪費筆墨，紀錄更多的複旦奇葩，壹流的大學盡出壹流的奇葩。作為複旦人，我實在十分地汗顏。



最近複旦的壹個大新聞，是壹個數學繫的老師把繫黨委書記給殺了。起因很簡單，那個書記不讓這個老師轉正（進入終身教授的序列），把人家逼到絕路上了，才引起強烈的反應。在美國，這樣的事情也偶有發生。也有研究生把導師等殺了的，而且還是個中國學生。我不想說什麽大道理，總覺有對於當事雙方，都要為對方著想。如果那個書記在不同意年輕教師轉正之後，又積極地邦他聯繫好壹個其他學校，使他有壹個退路，是不是這樣的事情就不會發生？當然，讀者會講，哪有那麽容易。我也不是講必須這樣，隻是這是壹種對人的態度和方式，尤其是作為壹個領導。



最使我感到很奇怪的是，這明明是壹件行政管理上的事情，怎麽由黨委書記來處理？或許我離開得太久，不明白現在大學裏的管理模式。過去，好像黨的幹部是抓思想政治工作的，業務上的事由繫主任那壹條線來處理的。雖然繫主任（行政管理人員）可能也是壹個傀儡和擺設，黨叫幹啥就幹啥，但總是壹個緩衝。現在好了，這壹層遮羞布也不要了。解放前，共產黨沒有取得政權的時候，連篇累牘地在新華日報發表文章，鼓吹政治協商、要與國民黨、民主黨派共同冶國。到解放初期，大權剛剛在握的時候，還能讓某些民主黨派人士擔任個別部級付職。直到現在，壹切都由黨說了算。在壹個大學裏，發展到繫主任、學術委員會都不要了，由壹個併不是這個專業的黨委書記來直接管理。居然繫裏麵沒有壹個老師說不！這樣的氛圍是不是正常？我想請各位在西方國家學校裏和科研單位的華人學者說說看，你們願意去這樣的學校工作、生活嗎？我想蘇步青教授如果地下有知，也壹定會爬起來，拉住正走在黃泉路上的那個書記，問他：你小子到我的數學繫來搞了什麽名堂？



複旦大學宣傳部在關於遇害人的悼詞中，提及“對犯罪嫌疑人如此人性泯滅表示極度憤慨，對在警方尚未公布調查結果之前就妄加猜測、是非顛倒、黑白不分的網絡言論表示強烈譴責”。我們自然堅決抵製薑文華的這種極端行為，但如何把同情薑文華的這股力量消除掉，絕不是複旦大學簡單的幾句譴責就能夠實現。我們需要反思，為什麽壹個海歸博士，會走上這條極端之路？



當然，我們併不是提倡暴力。作為當事人，我覺得隨便什麽時候，“退壹步海闊天空”，沒有過不去的坎。許多人在評論這次事件時提到留在美國的張益唐，就是壹個例子。

今年年初時，作者與壹位過去的同學與朋友在網上聊天，我們都很慶幸在文革結束以後，國門壹開放的時候，便來到美國，隨後，順利地工作到現在退休。同時也很感歎，下壹代的年輕人，由於沒有我們過去的經歷，他們對於去留的選擇，便不會再有我們當時的那些體會和考慮。正是這次聊天，促使我後來寫下<抉擇>那篇長文（見我今年前些日子的博客），主要也是希望，給現在的年輕人在考慮去留時有壹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