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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27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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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大一宝
1958 年的下半年,劳动改造的右派陆续回到原单位。数学所有人提议让曾肯成回来工作,被所方拒绝。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的科技力量和综合国力十分薄弱。作为全国科研中心的中国科学院虽然拥有众多高级科技人才,但是急需补充优秀的后备力量, 特别是新兴科学技术方面的尖端人才。
1958 年中国科技大学成立(伍润生提供)
1958 年 3 月,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提出了科学院筹办高等学校的设想。6 月初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定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校设置原子核物理和原子核工程、技术物理、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应用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等 13 个系,成立了数学、政治、普通物理和普通化学四个教研室。原中央党校在玉泉路的二部让给科大当校舍,中科院院部和各研究所支援了一大批干部、工人、图书资料和实验设备。并从各省、市当年的考生中优先录取了1600 余名新生。
郭沫若被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的首任校长,党委书记由科学院干部局局长、政治部主任郁文担任。郁文从延安时代便从事新闻工作,是一位有文化修养、有能力有魄力的共产党人。他出任科大党委书记后,迅速调入了一批因为各类政治问题被研究单位或高等院校扫地出门的年青人,他们都是业务尖子。郁文认为:这些人学术水平很高,而高水平的教师是办好大学的首要条件,他说:“科大发了一笔洋财。”
数学所划为右派的曾肯成、同所没戴帽子但内定为极右的陈希孺、“思想反动”的近代物理所青年研究人员等等,中国科学院 40 余名“右派”和“有政治问题”的人在 1958 年底至 1960 年前后陆续来到中国科技大学,成为这所新建学校科技力量的中坚。
公共数学教研室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艾提也是延安时期搞新闻杂志的老干部,长期在中科院负责基层行政工作。他对曾肯成非常熟悉,把曾肯成从劳改的河北藁县直接调往科大任教,就是他提议的。
领导层开放的思路,使得科大的老师自然而然地淡漠了“右派”概念,普遍认为他们是能人、聪明人,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曾肯成在科大宽松的政治氛围中重新找回了自我,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学校的教学工作。
科大的任课教师由三部分人员组成 :第一是中科院各个研究所的研究员, 很多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94 年改称院士),比如当年数学系的教学由华罗庚(1958 级)、关肇直(1959 级)、吴文俊(1960 级)三位研究员亲自安排并负责编写有关教材,俗称“华龙、关龙、吴龙”;第二是建校初期调来的“有各种问题” 的专职教师,他们是各个学科的骨干与带头人 ;第三是从全国各个大专院校分配来的应届毕业生,他们为主讲教师担任助教 , 是专职教师队伍的主力军。
复旦大学数学系 1958 届毕业生史济怀到科大后分到一间宿舍。过了几天系里通知他有一名右派曾肯成要住进来,让他小心。安置下来之后,史济怀发现这位右派人很和善,与他们这些刚毕业的小青年不同,数学通透,文笔极好, 两人逐渐成为知己。
常庚哲于 1958 年从南开大学数学系分配到科大。他听过严志达先生的课程“半单纯李氏代数的结构”,课本就是曾肯成翻译的邓金著作。虽然数学没全听懂,但是从严先生口中得知译者曾肯成聪明绝顶,才气过人。5
常庚哲被分配到原子核物理和原子核工程四班为主讲教师关肇直做助教。艾提将他叫到办公室 :“教研室新来了一个人,他叫曾肯成,划成了右派。这个人数学很好,但是暂时不让他接触学生,让他听听关先生的课再说。”上课时, 曾肯成坐最后一排,捧着厚厚的一本俄文版量子场论在读 ;同时边听课,边不时地抬头看看板书 5。这大概就是一心二用吧,普通人这样做肯定两件事情都耽误了,天才的思维或许可以在两件事情之间飞速跳转?
第一年科大各系的微积分、线性代数等课程都没有教材,由研究所请来的大人物主讲。他们走了之后,科大的教师必须自己讲,于是教材的问题凸显出来。曾肯成终究不是久困之人,1959 年,科大非数学系的数学教材亟待规划和完善, 文理俱佳的曾肯成成为编写教材的最佳人选。教研室的领导对曾肯成礼遇有加, 从不另眼相看。5
曾肯成带着史济怀到原子能、无线电、自动化等系调研,分别了解他们需要学习什么样的数学。曾肯成是编写教材的主笔。在科大各系使用多年的《微积分》《线性代数》《复变函数》《数学物理方程》皆出自他手。直到现在,科大一代又一代的老师们所用教材几乎都是在曾肯成教材的基础上改编的,曾肯成对建设科大的数学教学体系做出了巨大贡献。1963 年,科大应用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系与数学教研室合并,统称数学系,这些教材成为数学系的宝贵财富。
曾肯成写书的特点是严谨、深刻、清晰 ;文笔流畅、深入浅出,特别注重逻辑和思想。比如我国所有大学的工科院系几乎都不讲实数理论,但曾肯成的微积分却将实数理论讲得条分缕析。
曾肯成多年后的工作照(曾宏提供)
1982 年张韵华讲课使用的曾肯成所编讲义(乐珏 摄)
“文革”之后来到科大,获得过学校教学名师、安徽省教学名师称号的季孝达老师说,学生一般对数理方程不大感兴趣,上课一写一黑板,推导复杂,不得要领。但曾肯成的《数学物理方程》却写得非常生动,将课程的思想娓娓道来 :数学就是从复杂到简单,例如乘法比加法难,取对数就能把乘法变成加法 ;傅立叶变换把线性偏微分方程变成常微分方程,再变成代数方程。季孝达在自己的教材和授课中也这样讲了。
曾肯成和陈希孺都可以不用任何参考书,只要左手夹一支烟,右手握一支笔,便可以在纸上行云流水般地一直写下去。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脑和打印机, 他们写完无需改动,直接拿去刻蜡版油印,为学生发讲义即可。
曾肯成上课十分风趣,从不照本宣科。他讲微积分时说 :“Taylor 公式是一元微积分的顶峰”。
1959 级无线电电子学系的赵战生上过曾肯成的复变函数。讲保角变换时, 曾肯成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你去游动物园,看到老虎在虎山里,你在虎山外面。经过一次保角变换,可能你就到了虎山里,老虎在山外面。
1959级数学系学生冯克勤毕业留校,曾任科大副校长。20 世纪 90 年代他赴美访问期间,受到一位科大无线电系毕业生的热情接待。这位在美国马里兰州工作多年的毕业生见面后第一句话就问“曾肯成老师好吗?”曾老师给他们讲过复变函数。他还清楚地记得,第一节上课介绍什么是复变函数,曾老师满怀激情地说 :“如果有一天我能到月球上去,我要选人间最好的礼物带给嫦娥,就选复变函数!”
这位毕业生的工作是研制医疗仪器,他带冯克勤去参观了自己的研究所。那里有三栋并排的楼房 :一栋是他们的科研楼,运用计算机图形学,把人体器官在电脑屏幕上立体成像 ;中间是行政及检验审核楼 ;另一栋是病房。医生把医疗器械使用情况反馈给中楼,由他们传给科研人员进行改进。
多年后曾肯成在讲课(曾宏提供)
他讲到当年自己求职的情景 :研究所准备聘请三个人,一位要懂数学,包括几何学,傅立叶分析和复平面上的保角变换 ;另一位要懂无线电通信硬件 ;第三位要懂计算机软件。他说“我全懂!”马上就被录取了。
曾肯成才思敏捷,他上课前在心中打好腹稿,按照自己的奇思妙想一路讲下去,几乎从不出错。但偶尔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有一回正在讲定理的证明, 突然证不下去了,他一拍屁股,大叫一声 :“唉,笨蛋,这里错了!”立时更改思路,继续滔滔不绝地证下去了。
万哲先为数学系代数专门化的学生讲范德瓦尔登的《代数学》,讲完上册后由曾肯成接续讲下册。上册有中译本,下册当时只有德文原版和英文译本。冯克勤担任代数课代表,曾肯成有时忘记上课时间,要去宿舍请 :“曾老师,该上课了”。只见曾老师躺在床上,枕边放了高高的一摞书,右手举着一本书, 左手举着一支烟。曾肯成闻声匆忙起床,什么都不拿就走。他常常背对学生, 在黑板上一边推导,一边念念有词地自言自语。推导完毕大叫一声“好了”,这才转过身来。
在五十年代学校初创时期,玉泉路科大的教室、教工宿舍大都为二、三层的砖楼。教师都很年轻,多数单身,开始时四人一间宿舍,后来不断地修建新楼, 改为二、三人一个房间,并且随着人员的增长时有变动。由于地域狭窄,食堂、教室、宿舍离得很近,几乎抬脚就到。
伍润生在 1957 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到教育部工作两年后,于 1959 年来到科大,分配到某栋二层一间宿舍的床位,住在曾肯成、黄开鉴隔壁。都是光棍没地方去,有时在大厅里打打乒乓球,但曾肯成从不参加,也没见他在校园里散步,更没有离开过学校。不过他时常两手藏进袖筒,在楼道里走来走去, 低头思考问题,如果有人招呼他,他也很乐意跟人说话。
曾肯成嗜书如命,但是新学校的图书馆不像清华大学图书馆那样藏书丰富了。因而只要图书馆新书一到,他就马上去借。
他不光精通英文和俄文,法文和日文的数学书他也能读。助教们辅导时遇到困难,常去向他请教 ;连外语教研室的老师也不时来请教问题。
他的生活非常简单,甚至没有最低的要求。据黄开鉴讲,从没看见过他洗衣服,他的衣服总是乱七八糟地揉成一团堆在那里,今天穿这件,明天穿那件, 随便抓起来一件就穿。裤子破了也不会补,剪块布用糨糊粘上,糨糊一干破洞就露出来了。他有时会抓起一只袜子以为是手绢。这个毛病多年未改,自己有了孩子以后,常把孩子白底绿格的一只袜子当作手绢使用。不过因为讲课出色, 学生们倒是从来没有取笑过他。他在食堂买了馒头,吃不了就塞进抽屉,饿了想起来拉开抽屉再吃两口。
曾肯成喜欢喝茶,乱七八糟的茶都喝。他和伍润生都是烟鬼,乱七八糟的烟都抽。1960 至 1962 的“三年困难”时期,烟草凭票供应,教研室不抽烟的老师都把烟票贡献给他们。实在搞不到烟时他们就拣烟屁股,把烟末拿出来用纸一卷,照样抽得津津有味,甚至还抽过茶叶末,那东西抽起来是苦的。他们卷烟特别熟练,技术一流。
1962 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历经“反右斗争”、“三年大饥荒”后开始回暖。
北京市恢复了 1956 年开始、因“反右”中断了的中学生数学竞赛。华罗庚再次担任竞赛委员会主任,主持试题讨论,闵嗣鹤、王寿仁、越民义、王元、万哲先、龚昇和曾肯成诸位先生,都是热心的参加者。更年轻的教师还有史济怀和常庚哲。
出题期间,伍润生站在宿舍的走廊里,看着曾肯成从走廊的这一头走到另一头,停步对伍润生说,我有一道题了,你记一下 ;再从另一头走到这头,说又有一道题了,再记一下。
曾肯成出的题目标新立异,不落俗套,以有限的中学知识,编导出有声有色的故事。比如 1962 年高二组第二试的第三题 :“把 1600 颗花生,分给 100 只猴子。证明不管怎么分,至少有四只猴子分到的花生一样多。并设计一种分法,使得没有 5 只猴子得到的花生一样多。”
从 1962-1964 三年期间,北京市数学竞赛试题都被《美国数学月刊》译成英文登载了,足见水平之优异。中午试题讨论会结束,大家一起在西单同和居进餐,算是对命题者的一种酬劳。5
在竞赛前的一个月,每个周日的上午,北京市数学会都出面租一个场地, 向参赛学生和中学数学教师作报告。每星期有一位报告人,讲一个专题,领衔的是华罗庚与吴文俊。对于中学生来说,聆听讲座与参加竞赛同样重要。他们可以和大师近距离对话,大师们敏锐的眼光、迷人的风采、深刻的洞察力,使得年轻的学子终生难忘。5
曾肯成作过多次演讲。他曾经谈到一件真实的事情 :前苏联刚刚发射的一枚导弹,公布了落点的经度和纬度,提醒海上的船只不要从那里经过。怎样根据导弹的速度和方向推算发射地点呢?曾肯成没有用一点高等数学知识,仅仅根据中学生学习过的初等数学,引领学生完成了推导,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伍润生协助北京市科协做些竞赛组织工作。有一天曾肯成递给他一份自己的讲稿,鼓励他讲一次《复数与几何》。竞赛之后,所有的讲座由演讲人写成小册子集结出版。曾肯成让伍润生写,伍润生发怵,提议常庚哲执笔。《复数与几何》以第一作者常庚哲,第二作者伍润生的名义出版了。史济怀出了一本《平均》。这就是 16 册一套,当年喜欢数学的中学生爱不释手的《中学生数学小丛书》。“文革”后增添为 17 册,风靡大陆和台湾。
《数学小丛书》,科大教师撰写的部分册子
1962 年数学小丛书分批书目预告
常庚哲和伍润生在欣喜之余也有些疑惑,凭曾肯成的知名度,数学功底和驾驭语言的能力,编这样一本小册子易如反掌,况且已经写好了讲稿,为什么坚持不署名呢?两人猜测曾肯成向来不看重名利,可能觉得让给年轻人更好。无论如何,他们对先生的美意永生不忘。5 这种做派也许就是古代文人的名士风度吧。从那以后,曾肯成提供思路,指导同事或学生写文章,而自己不署名的做法,贯穿了他的一生。
曾肯成还为中学生编写了一本小册子《100 个数学问题》,可惜手稿在“文革”造反中被红卫兵抄走,至今下落不明。
注释
1 李尚志,数学家的文学故事——追忆导师曾肯成教授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五十年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 P.152- 160.
2 丁石孙 , 哭曾肯成 , 数学文化 , 3 (2012) , P.89-90.
3 北京方言,表达的含义是:走路的时候向前迈右(左)腿的同时向前伸右(左)臂。正确的姿势应该迈右(左)腿,伸左(右)臂,以保持身体平衡。
4 丁石孙 , 丁石孙有话可说 , 2006 年 7 月 19 日 , 个人出版物 .
5 常庚哲 , 奇才怪杰 , 良师益友——忆曾肯成先生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五十年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 P.149-1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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