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费曼：知道一个概念和真正懂得这个概念有很大区别，而我很早也知道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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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费曼：知道一个概念和真正懂得这个概念有很大区别，而我很早也知道这一点

作者 理查德·费曼  丁一  2025 年 08 月 09 日 19:54  山东

此篇为电视访谈文字整理版。1981 年，BBC 科普节目《地平线》采访了费曼（1918-1988），这期节目后来在美国的科普节目《新星》上播出。其时费曼已进入人生暮年（注：此时费曼六十三岁，七年后去世），我们在节目中看到的是一位睿智的长者在反思自己的人生历程和此生成就——唯有历经岁月洗礼方能有此番感悟。

科学家眼中的花之美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个艺术家，他有些观点我真是不敢苟同。他会拿起一朵花，说道：“看，这花多美啊！”是啊，花很美，我也会这么想。他接着会说：“你看，作为一个艺术家，我会欣赏花的美；而你是个科学家，只会职业性地去层层剖析这花，那就无趣了。”我觉得他在胡扯。首先，我相信，他发现花很美，其他人和我也能看到，不过，我可能没有他那样精妙的审美感受，但是毋庸置疑，我懂得欣赏花的美。而我同时还能看到更多的东西：我会想象花朵里面的细胞，细胞体内复杂的反应也有一种美感。我的意思是：美不尽然在这方寸之间，美也存在于更小的微观世界，这朵花的内部构造也很美。事实上，一些进化过程很有意思，比如，一些花开始有了颜色，就是为了吸引昆虫为自己授粉；这就意味着昆虫也能看到颜色。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了：低级动物也能感受到美吗？为什么能称之为“审美体验”呢？所有这些有趣的问题都说明了一件事：科学知识只会增加花的美感和神秘感，人们对花更加兴趣盎然、惊叹不已。是的，只增不减，我弄不懂为什么有人不这么想。

关于偏科

我向来就偏科偏得厉害，早些年，我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学习自然学科上面。我没有时间，也没有耐心去学习所谓的人文学科，即便是大学里那些必修的课程。我尽量逃避学习这些课程，不愿在那上头花费精力。后来，我年岁大了一些，生活节奏没那么快了，我的兴趣也多了那么一点点。我学了画画，也开始阅读一些书。但是总的来说，我还是偏科很厉害的一个人，我知道的东西很有限。我的智慧有限，我只把它用在一个特定的地方。

父亲教育我的方式

我们家有一套《不列颠百科全书》，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爸爸就经常让我坐在他腿上，给我读这套书。我们读恐龙那部分，可能那里描述了雷龙或者暴龙什么的，书上会这么写：“这家伙有 25 英尺（约 7.6 米）高，脑袋有 6 英尺宽（1.8 米）。”这时，我爸爸就停下来，说：“我们来看看这句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假如那东西站在我们家的前院，它那么高，足以把头伸进楼上的窗户。不过呢，由于它的脑袋比窗户稍微大了些，它要是硬把头挤进来，就会弄坏窗户的。”

凡是我们一起读过的内容，爸爸都会尽量用现实生活中的事物来解释。就这样，我学到了一个方法——无论我读到什么内容，我总要设法通过这种思考方式，弄明白它到底在说些什么（笑）。你看，我小时候读《不列颠百科全书》就养成了这种习惯。那时想到院子里有这么一个庞然大物，这真的会让一个小孩子很兴奋。当然，我不害怕当真会有那么一个大家伙把头伸进我家的窗户里。但是想想看，这些庞然大物突然一下子就灭绝了，而且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原因，这真的非常、非常有意思。

那时候，我们常去卡茨基尔山度假。平时，我们住在纽约，卡茨基尔山是人们消夏的地方。去那里度假的人很多，但平日里父亲们都去纽约上班，周末才回到山中。我爸爸回来时，会带我去树林里散步，并且引导我观察树林里正在发生的各种有趣的事情——稍后我会详细说说这些事情——其他孩子的妈妈看到我爸这么做，觉得这种做法简直太棒了，她们想让自己的丈夫也带上儿子去散步，可是他们不干；于是她们又去求我爸带上所有的孩子去散步，我爸也不干，因为他和我就像哥们儿一样——我们更愿意两人待在一起。这些妈妈只好作罢，等到下个周末的时候，那些爸爸不得不带着自己的孩子去散步。周一，爸爸们都回纽约上班了，我们小孩子在田野里玩。一个小伙伴问我：“你看！你知道那是什么鸟吗？”我说：“我可不知道。”他得意扬扬地说：“这是 brown throated thrush ”，他又加了一句，“你爸什么也没教你。”但事实恰恰相反，我爸教过我。他指着那只鸟对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鸟吗？这是 brown throated thrush ，在葡萄牙语里，它叫……，在意大利语里，它叫……”，他还会说，“在汉语就叫……，用日语叫是……”等等。“你看，”他说，“你知道这鸟的名字，就算你会用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去称呼它，你其实对这鸟还是一无所知。你所知道的，仅仅是不同地方的人怎么称呼这种鸟而已。现在，我们来好好看看这只鸟。”

通过这些事，父亲教导我要去“观察”事物。有一天，我在玩一种小孩子拉着玩的叫“货运快车”的玩具，小车斗四周有一圈栏杆，车斗里有一个球——我记得很清楚，里头有一个球——我拉着玩具车，注意到小球滚动了，我就跑去跟爸爸说：“爸，我发现了，当我拉着车往前走，球会往后滚；我突然停下来，球就会向前滚。这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谁知道怎么回事呢？一般来说，运动着的东西会继续运动下去；静止的东西也会保持不动，除非你用力去推它们。”他接着说：“这就叫作惯性，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这就需要深入理解这种现象了——他没有光告诉我一个物理概念，他很清楚：知道一个概念和真正懂得这个概念有很大区别，而我很早也知道这一点。他接着说：“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球并没有向后滚，而是你拉着车向小球移动；那小球是静止不动的，或是由于摩擦力的作用在向前移动，而不是向后移。”于是，我重新跑回来，把球又放在车斗里，然后从旁边观察。我发现爸爸说的是对的！我拉着车往前移动的时候，小球并没有往后跑，它是相对于车斗往后移动；但是相对于侧面，小球稍稍往前移动了一点，可以说是车斗的移动超过了小球而已。这就是我爸爸教育我的方式，活生生的例子，接着是探讨问题，这个过程毫无压力，都是些轻松有趣的讨论。

实干家如何学知识

我表哥比我大三岁，那时他念中学。代数这门课，他学得很吃力，所以就请了个家教。老师给他补课时，允许我待在旁边（笑）。那老师努力地教我表哥“2x+……”之类的代数问题。我问他：“你在算什么？”因为我听到他说到了 x 。他答道：“你个小孩子知道什么？2x+7=15 ，要算出 x 等于多少。”我说：“4 啊。”他回答：“对的，可是你是用算术做出来的，不是用的代数。”这就是我表哥永远学不好代数的原因，因为他都不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学。这真是没有办法。幸运的是，那时我没上学，所以我学代数就知道一个目标，那就是算出 x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你知道，世界上没有这么一回事：这个问题你必须用算术做，那个必须用代数做。学校生造出这么个东西是不对的，其实那些被迫学习代数的孩子完全可以不用学那个。那些人鼓捣出一套规则，你要是照做的话，根本不用动脑子也能算出答案：等式两边都减去7，假如还有一个乘数，那就两边再除以这个乘数，等等，走完这些步骤你就可以得到答案，即便你根本不理解自己在做什么。

数学教材从浅到深是这样编排的：先是《实用算术》，再是《实用代数》，然后是《实用三角学》。我学了三角学，但是很快就忘了，因为我不是很理解。后来图书馆打算进这套书中最新的一本《实用微积分》。我读了《不列颠百科全书》，知道微积分很重要也很有意思，我一定要学微积分。那时我大了一点，可能有 13 岁了。等这本书来的时候，我很兴奋地跑到图书馆去借，图书管理员看着我说：“啊，这么大点一个孩子，你借这本书干吗？那可是给大人看的。”我记忆中有那么几次尴尬的经历，这算是一次。于是我撒了个谎，说是替我爸爸借的，是他要看。最后我把书拿回了家，开始自学微积分。我给爸爸解释微积分，他从这本教材的最开头读起，却发现微积分很难懂。这真让我有点儿难过：我不知道他竟然也有学不会的东西，他不懂书上那些东西；而我觉得那些很简单、一目了然。这是我第一次发现自己在某些地方比他懂得多。

不向权贵低头哈腰

父亲教我物理知识（笑）——不管他说得对不对，他还教我不要向权贵低头哈腰……有那么几件事情。比如说，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轮转影印技术刚刚出现，也就是在报纸上能印照片了——《纽约时报》是最早采用这一技术的。他经常让我坐他腿上，翻看报纸上的照片。有一天是教皇的照片，他面前所有人都向他鞠躬。父亲说：“瞧这些人，一个人站着，其他的人都在向他鞠躬。他们有什么区别吗？嗯，这个是教皇。”——他向来不喜欢教皇——他接着说：“区别在于有没有肩章。”——当然，教皇的礼服上没有肩章，将军的制服上才有——但是，那个标志性装饰（肩衣，译者注）就在礼服肩部这个位置，“和普通人一样，他要吃饭，也要上厕所；他也是人，和其他人没什么区别。为什么那些人要向他鞠躬呢？只是因为他有教皇这个头衔，他坐在这个位置上，因为他穿着教皇的礼服。并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或者声望很高，诸如此类的原因。”顺便说一下，我爸是做制服生意的，所以他很清楚一个人穿上制服和脱下制服有什么区别，可是在他看来，穿不穿制服同样都是人。

我爸跟我在一起很开心，我相信这一点。有一次，我从麻省理工学院回家——我在那里已经学了几年了，他对我说：“这类知识，你现在已经学了不少了。有个问题，我一直理解不透，你是学这个的，我想让你给我说说。”我就问他什么问题。他说，他知道当一个原子从一种状态跃迁到另一种状态时，会释放出一个叫作“光子”的光粒子。我说：“是这样。”他接着问：“那么，这光子原本就在原子内部吗？”我说：“原子里本来没有光子，电子做了一次跃迁，就产生了光子。”他继续追问：“那么，它从哪儿蹦出来的？它是怎么出来的呢？”当然，我可不能这样跟他说：目前大家的观点是，原子内部不存在什么光子，电子运动才能产生光子。我也不能这样向他解释：比如我现在出声说话，可是这声音并不在我身体里面。我的小儿子可不这样理解，他在学说话时，突然说自己说不出的一个词——“猫”这个词——因为他的“词汇口袋”里没有“猫”这个词了（笑）。其实，你身体里并没有“词汇口袋”这个东西，在你想说出这个词的时候它却用完了，你只是在说话时说出了这个词。同样地，原子里也没有“光子袋”，光子出现的时候，它们并不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我只能这样去解释，没办法说得更明白一些。我始终没有能够把他不理解的东西讲明白，他对此不太满意（笑）。想想他也不算很成功，一路供我上了那么多学，就是为了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可是他自己没能弄明白这些事情（笑）。

关于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

【当费曼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他受邀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 这工作和我原来的研究完全不一样。这意味着我不得不中断手头的工作，腾出手做另一件事。一边是自己心爱的研究；一边是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做的事情，为了保卫我们的文明。不是吗？所以，我思想斗争很激烈。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不愿意打乱自己的正常生活去做这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当然，这里还有战争的伦理问题。我不想和这个问题扯上关系，但是当我认识到这个武器的杀伤力时，我震惊了。如果这种武器能被造出来，那么这种伤害就会存在。当时也没有迹象表明，我们能研制这种武器，而他们造不出来。所以加紧合作来完成这个工作很重要。

【1943 年初，费曼（二十五岁）在洛斯阿拉莫斯加入了奥本海默的团队】关于战争伦理问题，我确实有些话要说。启动这个项目的初衷是对付德国人，因此我加入进来，第一期工作最初在普林斯顿开展，然后移到洛斯阿拉莫斯。我们努力研制原子弹，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重新设计这颗原子弹，使它的威力更大。团队里的每个人都拼命工作，合作得很好。像这样一个项目，只要你决定去做，你就会坚持到底，直到成功。但是我所做的——我要说，这么做是不道德的——是忘了我刚才说的参与这个工作的初衷，因为德国战败后，制造原子弹的理由就改变了，而我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我没有去思考自己为什么还要继续干这个，我根本没有往这方面去想，难道不是吗？

成功与痛苦

【1945 年 8 月 6 日，原子弹在广岛被引爆】我能记得的唯一反应——也许我会被自己的感觉蒙蔽——就是非常激动和兴奋。到处是狂饮欢庆的人群，洛斯阿拉莫斯和广岛可谓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我也加入了狂欢的队伍，灌了很多酒，坐在吉普车的车盖上——引擎罩——打鼓，车载着兴奋的我们满城转。而与此同时，广岛的人民则在死亡线上挣扎。

在这场特殊的战事之后，我的情绪反应很强烈。也许是因为原子弹，也可能是其他心理原因——我太太去世了。我记得，广岛原子弹爆炸后不久，我和妈妈在纽约一家餐馆吃饭，我脑子里就会把原子弹和纽约这个城市联系起来。我清楚投到广岛的原子弹的威力，也知道它爆炸时波及的范围有多大。拿纽约来说，当时我们吃饭的地方可能在第 59 街——我记不大清楚了，如果在 34 街投下一枚原子弹，那么冲击波会一路蔓延到我们所在的第 59 街：这一片地区的所有人都会死掉，所有的东西都会被毁掉。可怕的是，不是只有一枚原子弹，它们很容易被大量制造出来。我很早就知道这个情况——比那些持乐观态度的人要早得多，所以在我看来，所有东西都是注定要被毁掉的。国际关系和人们的行事方式没有什么改进，所以和其他事情一样，人们对原子弹的使用也会走上老路。因此我坚信人们很快就会再次动用原子弹。所以我很不安，我觉得，应该是我坚信这点，现在看来是有些杞人忧天。那段时间，我看到人们造一座桥，我就会说：“这些人不了解时局啊！”我确实觉得，建造任何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们很快就会被摧毁，可是他们就是不明白这个。看到任何一个建筑工程，我都会有这种古怪的想法。我总是会想：这些人多傻啊，费这个劲去建造这些东西！当时我确实处于抑郁状态。

摘编自理查德·费曼的《发现的乐趣》

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