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数学“黄金一代”的导师选择背后的学术逻辑

luyuanhong

北大数学“黄金一代”的导师选择背后的学术逻辑

原创  郑礼文  现代数学前沿  2025 年 09 月 29 日 19:53  湖南

北大数学“黄金一代”作为中国数学界的杰出代表，包括恽之玮、张伟、许晨阳、朱歆文、刘若川等一批在 2000 年前后入学的数学家，他们在国际数学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这批数学家虽然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但“没有一个人的博士是在国内读的”，而且他们选择的博士导师并非塞尔（Jean-Pierre Serre）、德利涅（Pierre Deligne）或朗兰兹（Robert Langlands）等数学界的“巨人”。这背后反映了现代数学人才培养和学术选择的复杂逻辑。

研究方向匹配度：专业化趋势下的必然选择

“黄金一代”数学家主要集中在算术几何、代数几何、表示论和数论等前沿领域。虽然塞尔、德利涅和朗兰兹的工作对这些领域有深远影响，但 21 世纪初数学研究的高度专业化意味着直接师从这些大师未必是最优选择。

以许晨阳为例，他专攻代数几何，在普林斯顿大学选择 Kollár 作为博士导师，正是因为 Kollár 在奇点理论和极小模型纲领方面的专长与许晨阳的研究兴趣高度契合。许晨阳曾表示：“选择方向要按自己的爱好，不要太随波逐流”。这种以研究方向为导向的选择模式，在现代数学人才培养中已成为主流。

学术传承的路径依赖

数学界的师承关系有着明显的路径依赖。塞尔和德利涅是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而朗兰兹则代表普林斯顿学派。这些学术体系有着各自的传统和门槛，对于中国学生来说，直接进入这些核心圈层面临诸多挑战。

张继平院士指出：“‘黄金一代’都是在北大读的本科，但没有一个人的博士是在国内读的，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和国外是有差距的”。这表明，当时中国数学教育体系尚未能完全支撑起最顶尖的博士培养工作，学生自然流向国际知名数学中心，但选择的往往是那些更擅长指导年轻学者、学术活跃度更高的中生代数学家。

时代与机遇的制约

塞尔、德利涅和朗兰兹等数学大师在“黄金一代”读博时期（约 2004-2010 年）已经年事已高或招生有限。例如，朗兰兹自 1990 年代后期在普林斯顿大学已较少直接指导博士生。相反，“黄金一代”选择的导师往往是这些大师的弟子或学术继承人，形成了学术家谱上的间接传承。

朱歆文在加州伯克利分校的导师虽然不是朗兰兹本人，但他的工作与几何朗兰兹纲领密切相关。这种通过“学术谱系”而非直接师承的联系，在现代数学研究中更为常见。正如几何朗兰兹猜想证明团队中包括中国学者陈麟，他是通过丹尼斯·盖茨戈里（Dennis Gaitsgory）等中生代数学家进入这一领域的。

学术环境与培养模式的考量

北大数学“黄金一代”在选择导师时，也考虑了学术环境的支持度。张继平院士曾强调，数学研究需要宽松、非功利的环境：“怀尔斯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期间，7 年基本没发表过文章，专心研究费马大定理……这种情况下，单位能不能允许他这样做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相较于跟随已成名的大师，选择那些能够提供更多指导、关注学生成长的中生代数学家作为导师，往往能获得更多的关注和指导。许晨阳在谈到导师选择时表示，他更看重导师是否能在学术上给予自由，同时又能提供关键指导。

“黄金一代”的自主性与当代数学研究特点

“黄金一代”数学家展现了强烈的学术自主性。他们更倾向于根据具体研究问题选择导师，而非单纯追求导师的名气。例如，许晨阳在博士期间选择了 Kollár 而非 Pandharipande ，尽管后者当时在 Gromov-Witten 理论领域更为热门。

这种选择反映了当代数学研究的特点：数学的前沿不断细分，大师的弟子或合作者往往在某些具体方向上更有建树。正如几何朗兰兹猜想的证明由 9 位数学家合作完成，现代数学研究越来越依赖分工合作，而非个人单打独斗。

结论

北大数学“黄金一代”未选择塞尔、德利涅或朗兰兹作为博士导师，并非是对这些数学大师的否定，而是现代数学人才培养体系和学术选择逻辑的必然结果。这种选择体现了：

1.  研究方向匹配度优先于导师名气的务实态度；

2.  学术传承中存在路径依赖和门槛效应；

3.  时代机遇对导师选择的制约；

4.  对学术环境和支持度的理性考量；

5.  当代数学研究专业化、合作化的特点。

正如张继平院士所指出的，中国数学界需要“沉下心来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如今，随着中国数学实力的提升，完全由国内培养的数学家也已走到世界顶端。未来，中国数学家与国际顶级大师的直接对话将更加频繁，而“黄金一代”的导师选择策略，为他们后来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中国数学人才培养提供了宝贵经验。



现代数学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