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先生解决因文革科技人才断层问题的三板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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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先生解决因文革科技人才断层问题的三板斧

原创  陋室杂言  2025 年 12 月 7 日 13:04  浙江

      早几天因对写李杨传作者们，总带着明显的立场和有色眼光写，感觉不利于传递这两位能够代表中国人精神的大物理学家的学术和科学精神，因此写了篇文章。出乎意料，有不少关心的人，发贴与跟贴超过我的大部分所写。除了根据一些贴子的内容回贴以外，下面这两个贴子引起了我更多的注意，一方面内容是我没有料到的；另一方面觉得许多人可能对李政道先生真的了解不多。这两个贴子分别是：“现在中国好多人都站在李先生这一方，李先生去世不少科学杂志和大学研究机构官媒公开发文悼念，杨先生去世他们无动于衷。”“季承写的传记说杨的是非也不少吧！现在好多人都赞李贬杨，支持李的远比支持杨的多。”当时以为大家可能反感杨传作者写法的结果，后来一回味，觉得还是对他们的个人行事作风及贡献不同引起的，遂有写作本文的想法，可能能部分解释这两个贴子说的问题。

      “十年浩劫”应该是众所周知的，其结束时，不说是满目疮痍，但百废待兴则毋用置疑。中国科教界是重灾区之一，面临着“青黄不接”的真空：老专家被迫害或年事已高，三十岁以下接班人几乎断层。1978–1989 （实际可以从李第一次回国的 1972 年算起）年间，李政道先生以“三板斧”连续出击，亲自设计并实施了三套环环相扣的人才救急方案，为共和国迅速回补了 3000 余名高水平的科教（含技术）后备力量，被后人誉为“一个人填补一个时代”。

      第一板斧：亲自上大课培训——“千人速成班”

      李政道先生回几次后，既为国家的一些进步欣喜，又为科教的落后，人才面临的断层焦急。因此在和国内领导和学界商量后，于1979 年 4 月，利用回国短期访问的 60 天，在北京友谊宾馆连开两门高级课程——《统计力学》《粒子物理与场论》。每天上午授课 3 小时，下午讨论，还每周抽两个中午与部分学员共进午餐，听取意见、建议。这样连续每周 6 天，全程英语板书，从费曼图到重整化群，手把手推导。听课资格实行“单位推荐＋现场面试”，最终核定 1000 个座位，来自全国 33 个科研院所、78 所高校的教师、研究生和科研骨干挤满礼堂，连窗台都加座 。

      整个培训正式注册的学员 973 名，加上旁听与轮换人员，累计受益面超过 1200 人，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高级物理速成班”。取得效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直接催生 1979 年 9 月的“Pre-CUSPEA”试点——课堂表现优秀者被李政道当场选中，成为第一批赴美深造的 5 名研究生 。

      2. 课程讲义经整理后油印 3000 册，成为 1980 年代早期高校恢复研究生培养的核心教材，至今仍是研究生的参考教材。听课者中后来有 9 人当选中科院院士，30 余人出任大学校长或研究所所长，被学界戏称作“友谊宾馆系”。

      第二板斧：建议开设少年班——早慧少年连续培养链

      这是1974 年李政道先生的一次回国时，有关部门安排他参观上海舞蹈学校，可能是这个学校在当时比较出采。没想到安排者无意，参观者有心，李政道先生即受上海舞蹈学校“小班尖子”模式的启发，写成《关于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直送周恩来、毛泽东，提出“十三四岁起步、连续 8–10 年严格训练”的方案。1977 年“四人帮”倒台后，他再次上书国务院，建议先在科大试点 。1978 年 3 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正式招生，李政道亲自担任顾问委员会首任主任，每年参与面试并设计课程 。

      科大少年班 1978–1989 年累计录取 441 人，加上 1985 年扩展的“上海交大少年班”与 1986 年“西安交大少年班”，全国同期共培养 800 余名少年大学生，形成示范效应。少年班培养产生的效果，有以下几个方面表现：

       1. 学术高度：毕业生中 15 岁获得博士学位的张亚勤、31 岁成为哈佛正教授的尹希、单分子成像领军人物庄小威等，构成“少年班系”院士/会士群体。迄今已有 20 余人当选各国院士 。

       2. 制度外溢：教育部 1985 年据此批准 12 所高校开办“基地班”“试验班”，中国最早的“本科—硕士—博士”一贯制培养方案由此诞生。少年班模式被《Nature》评价为“中国高科技跨越式发展的秘密武器”。

    第三板斧：推动并开展 CUSPEA 项目——批量博士生产线

       应政府和学界向美留学培养人才的希望，以进一步解决高端人才在数量和质量上的不足。但因当时中国还没有 GRE、TOEFL 出国考试，1979 年秋，李政道只好用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资格考试题为样板，在北京组织第一次“Pre-CUSPEA”笔试和面试，当场录取了 5 人赴美。1980 年 2 月 1 日，他以这个成功的尝试为基础，向 53 所美国高水平大学物理系主任发函，正式建立 CUSPEA（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项目，绕开当时尚未设立的 TOEFL、GRE 留学考试。该项目由中方出题、美方面试，美方院校提供全额奖学金 。此后每年三轮考试，李政道亲任总协调，累计邮寄 1 万余封申请信，甚至因“邮资超重”被邮局投诉。

      可以说是荜路蓝缕，从 1979–1989 年共办了10 届（主要招物理各专业），直到建立了 TOEFL、GRE 等遍及其他专业的留美通道。其间录取 915 名中国学生赴美攻读物理博士，同期美方投入奖学金近 1 亿美元，平均每年 100 个全额博士名额，占当时中国公派留学生总数的 1/3 。由以下几个方面可反映其效果：

      1. 学术版图：915 人中 12 位当选中美等国院士，约 200 人获终身正教授，100 余人回国任“973”“863”首席科学家，被称为“一支队伍半个体坛”。

      2. 制度遗产：CUSPEA 的“中美联合命题＋学校自主录取”模式被推广到生物（CUSBEA）、化学（CUSCEA）等项目，直接催生 1985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 1987 年官方托福考点的设立。李政道因此获中国政府“友谊奖”，教育部评价其“以一己之力重建了中国物理学的世界通道”，这的确比他的诺奖更有意义。

      从 1979 年的“千人速成班”，到 1980 年代的“少年连续培养链”，再到横跨十年的“博士生产线”，李政道用三套组合拳，累计为新中国输送 3000 余名高水平科技人才，填补“文革”断层，重塑了 20 世纪末中国科教体系的骨架。今天，这些当年的学员、少年和 CUSPEA 学子，已成长为量子信息、高温超导、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的领军者。而“三板斧”本身，也被写入多份国家人才发展规划，成为改革开放后高端人才培养的经典范式。因此，可以说受益于李政道先生“三板斧”科教人员，至今仍分布在科教界，其中学术带头人自然不少。这样在他去逝时，怀念他的人和部门、单位多些仍属正常，反之则属不正常。

       几句后话。李政道先生的三板斧，说起来容易，实际“砍”起来，绝对没有水浒的李逵爽快。除了上面“少年班”是 1974 年提出，1978 年才开始办外，季承先生的《李传》还记录这样一件事情，说是某人带头写信给中国政府，对 CUSPEA 项目表示抗议，说该项目是“丧权辱国”，比 19 世纪未和 20 世纪初半殖民地都不如。差点使这个项目夭折，好在李政道先生马上回国解释，惊动了高层，邓小平一锤定音（在改开初期，许多事还真要靠邓小平的决断，这就是他伟大的地方），才使这个项目继续了下去。当时有些不敢相信，就动手问了 Al ，以下是 Al 的回答：

      在 CUSPEA 项目启动初期，几位“有影响力的美籍华人学者”联名给国内领导人写信，指责该项目“丧权辱国”“比半殖民地都不如”，但公开材料中只提到他们“未与李政道沟通”而直接上书，并未写出带头签名者的具体姓名。因此，目前可查的文献尚不足以指认究竟是哪一位“写信给中国政府”并几乎令项目叫停。

      因此这“三板斧”既体现了科学家做事的精神，也说明李政道先生颇有其祖辈办“东吴书院”，现在的苏州大学的遗风，重视读书，重视人才的培养。话到这里，也没必要胡乱猜测，如果撇开上面提到的一众有影响力美籍华人学者乱扣大帽子，他们担心的一些成份可能还是有点道理的，比方留学生学成后结果不回来了。事实上，的确有留学生没有回国，且人数不在少数。对此至今有些人对他们不满，甚至会扣上“汉奸”什么的帽子，而忘记当“汉奸”与否其实与地域关系不大。对此可以做个假设，假设学成的人都回来了会怎样？与部分回来，部分不回来的现状做个比较，大家可能就会发现，后者的好处极大。这样许多世界名校和领域都有了“自己”人，回来的人也不至于因缺少外界的学术联系，而处于一种闭塞状态，可以处在广阔的学术天地里。李政道先生的情况即是个例子，且并非个例。这应该是中国文化（尽管这文化还有窝里斗的毛病）的一个重要特点，不管他处在何处，加不加别国的国籍，绝大多数总怀有一个中国心。因此他们的行为也算是“爱国”，只是认知有严重偏差，还伤害人。

      另外，对知识、技术本身的流动性和可扩展性而言，总是强势向弱势流动比较多，就如水喜欢向低处流，气体密度高的区域向气体密度低的区域扩散。正因为如此，中美及发达国家的交往至今在这方面应是对我们利多，这大概也是我们近年来与美不断摩擦，且不断加剧的原因之一。如果排除政治、意识形态因素，他们怕科技优势丧失，这个因素的比重应该还不少。随着我们这方面的能力不断加强，如何与美及世界相处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可能又面临开放与否和怎样开放的选择。

陋室杂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