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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被柏林退稿、惹高斯打听、让勒让德鼓掌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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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4-20 00: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那个被柏林退稿、惹高斯打听、让勒让德鼓掌的年轻人

原创  南方 Er  南方 Er  2026 年 4 月 17 日 07:29  广东

                        

你辛辛苦苦埋头写了篇论文,投出去,评审说“没什么价值”。你窝火,但多半也就认了。可要是二十岁出头的你,发现自己琢磨出来的东西,跟数学界两位泰山北斗撞了车,其中一个还公开表示“我早就想写了”,那种压力得有多大?

什么样的人,能在二十几岁就逼得欧洲最顶尖的数学家不得不正视他的存在?

卡尔·古斯塔夫·雅各布·雅可比(Carl Gustav Jacob Jacobi)。一个在普鲁士小城波茨坦出生的犹太人后代,用了不到十年时间,把椭圆函数、微分方程、行列式理论搅了个天翻地覆。他活到四十六岁,糖尿病把他带走了。可他留下的那些手稿,至今还在高等数学教材里闪着冷光。

我第一次对雅可比这个名字产生实感,不是在数学课上,而是在一本旧得发脆的数学史文集里。书上说他二十三岁就在柯尼斯堡大学拿到了教职,二十八岁晋升正教授,面对四个小时的拉丁语答辩面不改色。我当时合上书,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人怎么做到的?要知道,在十九世纪初的德国,一个犹太人出身、刚从中学教职爬进大学的人,要站稳脚跟,光靠聪明远远不够。

雅可比出生在一八〇四年的波茨坦,父亲西蒙·雅可比是个银行家,家境殷实。家里三个儿子,老大莫里茨后来成了有名的物理学家,老三爱德华接了父亲的班做银行。雅可比排行老二,从小跟着舅舅念书,天资好得让学校老师头疼——十二岁那年,刚进波茨坦文理中学一年级,就被直接扔进了毕业班。问题是柏林大学不收十六岁以下的学生,他只好在同一个班级里硬生生耗了四年,把拉丁文、希腊文和历史都刷到了最高奖。数学呢?学校教不了他,他自己啃欧拉(Leonhard Euler)的《无穷分析引论》,自己琢磨用根式解五次方程。说实话,一个中学生闷头研究五次方程,搁在今天大概会被当成竞赛生培养,搁在两百年前,他就是个异类。

一八二一年,十七岁的雅可比进了柏林大学。他犹豫了整整两年,在哲学、古典学和数学之间来回横跳,最后选了数学。那时候德国大学的数学教育质量,说句不好听的,相当平庸。雅可比基本上靠自学,读拉格朗日(Joseph-Louis Lagrange),读那些顶尖数学家的原著。到一八二四年末,他已经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能教数学、希腊文和拉丁文。第二年,他拿到柏林一所顶尖中学的教职,同时提交了博士论文。


雅可比

到这里,雅可比的人生剧本还算顺利。真正让他第一次撞上墙的,是一八二五年投给柏林科学院的那篇关于迭代函数的论文。评审的意见很干脆:不值得发表。这篇稿子在档案里躺了一百三十六年,直到一九六一年才被人翻出来出版,附带的评注里,编者把当年的评审狠狠批了一通。雅可比当时肯定不好受,但他没在这堵墙前面站太久。他改宗基督教,扫清了进大学的最后一道障碍,随即在柏林大学开课。

不过柏林的前景并不明朗。同行的建议是:去柯尼斯堡。一八二六年五月,雅可比到了那里,和比他早一年拿到博士学位的弗朗茨·诺伊曼(Franz Neumann)、天文学教授贝塞尔(Friedrich Wilhelm Bessel)成了同事。这三个人后来组成了柯尼斯堡数学和物理复兴的核心三角,但那都是后话。

真正把雅可比从柯尼斯堡一个普通讲师推上欧洲数学舞台的,是两件事:数论里的三次剩余,和椭圆函数的新理论。

他在到柯尼斯堡之前就已经在数论上捅出了窟窿。读高斯(Carl Friedrich Gauss)关于二次剩余和双二次剩余的论文读得入了迷,自己搞出了三次剩余的结果,然后干了一件在那个年代需要巨大勇气的事——直接给高斯写信。高斯是什么人?数学界的奥林匹斯山,平时收到年轻学者的来信多半是礼貌地回几句。但这回不一样。高斯读完信,居然主动写信给贝塞尔打听这个年轻人的底细。能让高斯放下身段去打听一个后辈,雅可比大概是头一个。

更狠的是椭圆函数。雅可比在这个领域里的突破,和挪威人阿贝尔(Niels Henrik Abel)几乎是同步的。两个人彼此不认识,各自在黑暗中摸到了同一扇门。


勒让德

一八二七年八月,雅可比给勒让德(Adrien-Marie Legendre)写了封信。勒让德是当时椭圆积分领域的绝对权威,花了几十年心血在这个课题上。信寄到巴黎,勒让德读完之后,反应出人意料地大度。他没有因为被两个年轻人抢了风头而恼怒,反而在一八二八年二月给雅可比的回信里写道:“看到两位年轻数学家——你和阿贝尔——在分析学的一个分支上取得如此成就,我无比欣慰。这个领域曾是我最钟爱的研究课题,却在我的祖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凭借你们的工作,你们已经跻身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分析学家之列。”

勒让德的称赞不只是客套。雅可比一八二七年十二月晋升副教授,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勒让德在背后使劲推荐。一八二九年,雅可比发表了《椭圆函数新理论基础》,用四个 θ 函数重新搭建了整个理论框架。这套东西后来成了椭圆函数的标准语言。也是在同一年夏天,他去巴黎访问,见到了勒让德本人,还见了傅里叶(Joseph Fourier)和泊松(Siméon Denis Poisson)。路上他在哥廷根停留,拜访了高斯。两个时代的巨人在那一刻有了短暂的物理交集。

但椭圆函数这块地盘,雅可比没能独占。阿贝尔几乎在同一时间做出了同样深刻的贡献。两个人之间有没有竞争?勒让德在一八二九年初给雅可比的一封信里说得最传神:“先生们,你们在所有这些绝妙的思辨中推进得如此迅速,我几乎追不上你们——尤其对一个老人来说……我庆幸自己活得够久,得以目睹两位同样健壮的年轻运动员之间这场壮丽的角力,他们倾尽全力推动科学的边界,越推越远。”信寄出几周后,阿贝尔死了。那年他才二十六岁。

雅可比的路还在继续。一八三一年九月他和玛丽·施温克结婚,次年五月通过一场长达四小时的拉丁语答辩,升为正教授。他在柯尼斯堡搞起了研讨班,带着一帮学生读最新的数学文献。那种教学方式在当时是革命性的——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把学生拉到研究前沿,让他们亲眼看看数学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他周围迅速聚起了一个圈子:博尔夏特(Carl Wilhelm Borchardt)、海涅(Eduard Heine)、黑塞(Ludwig Otto Hesse)、里歇洛(Friedrich Julius Richelot)、罗森海因(Johann Georg Rosenhain)、赛德尔(Philipp Ludwig von Seidel)。这些人后来各自成了气候,把雅可比的那套研究精神和教学态度撒向了整个德国。


雅可比

雅可比的研究范围宽得吓人。他在一阶偏微分方程上做出了奠基性工作,把这些方程用到了动力学微分方程里。他研究行列式,写下了那篇著名的《论函数行列式》长篇论文,证明了 n 个 n 元函数如果函数相关,雅可比行列式恒为零,如果函数独立,行列式不能恒为零。这个行列式后来干脆就姓了雅可比——虽然柯西(Augustin-Louis Cauchy)早在一八一五年就已经接触过它。雅可比还证明了,如果一个单值单变量函数是双周期的,那么周期的比值一定是非实数。这个结果刺激了刘维尔(Joseph Liouville)和柯西继续在这个方向上深挖。

他最漂亮的一个定理,或许是一八四二年那个关于空间闭曲线的结果。一条空间闭曲线上的法线方向在单位球面上的像,会把球面划分成面积相等的两块。这个定理的表述甚至只是他回应克劳森(Thomas Clausen)批评的一篇论文里的附注,随手一写,就是经典。

命运在一八四三年给了雅可比一记重拳。他身体垮了,确诊糖尿病。医生建议他去意大利,那边气候暖和,对身体好。问题是雅可比没钱。他父亲留下的那笔遗产,在席卷全欧的商业萧条中打了水漂。狄利克雷(Peter Gustav Lejeune Dirichlet)去看了他,转头就给亚历山大·冯·洪堡写信,求洪堡帮忙向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申请资助。洪堡和雅可比早有通信往来,四十四封存世的信件记录了两个聪明头脑之间的惺惺相惜。国王批了钱。雅可比和博尔夏特、狄利克雷一道南下,施莱夫利(Ludwig Schlafli)当翻译,施泰纳(Jakob Steiner)也同行。一八四三年十一月,他们到了罗马。

意大利的气候确实救了他。雅可比重新开始写东西,甚至在梵蒂冈图书馆里翻起了丢番图的《算术》手稿,满足自己对数学史的兴趣。但柯尼斯堡的冬天太硬了,他的身体扛不住。国王特许他转到柏林,还补了薪水差额,贴补医药开销。


雅可比

一八四四年六月,雅可比回到了柏林。身体虽没全好,课还是得上。他讲得不多,但一开口分量就沉。一八四七到四八年那个冬季学期,他在柏林大学开了一门分析力学。这门课后来被研究科学史的人反复琢磨。

普尔特(Helmut Pulte)翻过雅可比的讲稿,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变化:年轻时候的雅可比对待力学,基本上把它当一套公理系统来玩,物理意义他不怎么操心。可到了柏林时期,他的口气变了。他开始系统地、尖锐地批评拉格朗日那套把力学当作纯粹公理—演绎科学的做法,从数学上和哲学上两条线同时开火。普尔特的结论是,雅可比对分析力学的看法在晚年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转向——数学不再是自娱自乐的符号游戏,它得跟经验世界对上话。

这种转变或许不是偶然的。一八四八年的欧洲不太平。德意志邦联里到处是失业和歉收,怨气堆积得像干柴。二月巴黎起义推翻了路易·菲利普,火星溅到柏林,革命就烧起来了。君主制摇摇晃晃,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的声音此起彼伏。雅可比这个人,骨子里大概藏着一股不安分的劲儿,他跑到柏林的宪法俱乐部做了一场政治演讲。具体说了什么,史料没给我太多细节,但结果是明确的:君主派觉得他冒犯了王室,共和派觉得他不够激进。两边不讨好。

普鲁士政府记了仇。雅可比申请正式加入柏林大学教职员编制,政府直接驳回。

一八四九年夏天,革命彻底被压下去了。政府余怒未消,把当初补贴他在柏林生活的那笔额外薪水给砍了。雅可比没法在柏林待下去了。他带着一家人搬到小城哥达,暂时安顿下来。几个月后,维也纳大学递来一张椅子,邀请他去当教授。雅可比接了。

消息传到柏林,普鲁士政府这才猛地回过味来——他们要是不做点什么,这个在椭圆函数、微分方程、行列式理论里都刻下了自己名字的人,就要变成奥地利的人了。他们让步了。条件是:雅可比可以在柏林大学讲课,但家人得留在哥达。这算什么好买卖?两头跑,家不成家。可雅可比居然接受了。你只能这么理解:他对普鲁士这片土地,终究是舍不得的。

他计划着假期回哥达和家人团聚。一八五〇年夏天,他在哥达和妻儿待了一阵。一八五一年一月,他染上了流感。身子还没养回来,天花又来了。几天之后,雅可比走了。四十六岁。


雅可比

斯克里巴(Christoph J. Scriba)在《科学传记辞典》里把雅可比和欧拉放在一起比,我觉得比得极准。他说这两个人在创造数学的方式上是同类——都是多产的写作者,更是多产的计算者;都在海量的算法劳作中汲取了旁人难以企及的洞察;都在数学的诸多领域里挥汗如雨(欧拉当然铺得更开,这点雅可比比不上);最关键的是,他们俩随时能从自己那庞大的方法武库里抽出最称手的兵器,对准一个问题劈下去,稳、准、狠。

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脑子里浮现的画面是一个满身工具的木匠。雅可比大概就是这样的人。他不跟你讲太多玄虚的道理,他直接掏出工具,当着你的面把活干了。椭圆函数?用 θ 函数重构。行列式?写一篇长文,把性质证透。偏微分方程?顺手就用到动力学里。他甚至有余裕在一篇回应批评的论文附注里,随手甩出一个关于空间闭曲线的漂亮定理。

但他不是机器。他会生病,会没钱,会因为在错误的时间说了错误的话而丢了补贴、被迫搬家。他也会在维也纳的邀请和柏林的挽留之间反复掂量,最终选择留在一个让他吃过苦头的国家。说到底,数学是他的语言,可普鲁士是他的家。

雅可比留下的那些东西——雅可比矩阵、雅可比行列式、哈密顿-雅可比方程——至今还在理工科学生的演草纸上沙沙作响。它们沉默地证明着一件事:一个曾经被柏林科学院退稿的年轻人,一个在柯尼斯堡研讨班上目光灼灼的教授,一个在哥达小城里被流感加天花击倒的中年人,他写下的等式,比他活过的年头结实得多。



南方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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