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王国雄：向高实验的物理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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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mark]三、王国雄：向高实验的物理进军
沈致远先生问的第二问：海森伯不确定原理是普遍适用的吗？沈先生说，海森堡不确定原理：一对共轭物理量，如位移x和相应之动量px，必须遵从不等式ΔxΔpx≥h/4π。其中h是普朗克常量，π是圆周率，Δ表示增量。空间尺度Δx缩小，动量Δpx相应增大，能量也随之增大。Δx缩小到原子尺度（10的-10次方米），相应的能量是化学能；Δx缩小到原子核尺度（10的-15次方米），相应的能量是核能。空间尺度缩小到普朗克长度（10的-35次方米），相应的能量比核能还要大一万亿亿（10的20次方）倍。Δx趋向零，Δpx趋向无穷大，相应的能量趋向无穷大。在无穷小的空间中蕴藏着无穷大的能量！沈致远先生说：海森堡不确定原理不是很荒谬吗？
但这是沈先生把问题推向“宇宙极问”的结果。其实，海森堡不确定原理是以物理实验为基础的。今天我国弦膜圈说能回答的是，实验产生波与粒之争，测双缝时存在，测单缝时不存在。它的计算取其中一种是：无穷小量能量（对应点外空间）乘无穷小量时间（对应点内空间）=普朗克常数；或
（△E）（△t）=h            （1）
这个公式背后，隐藏的是不确定性原理与庞加莱猜想的等价性。证明是；庞加莱猜想最简单的学术描述是：一个封闭的三维空间，若其上的每条闭曲线都可以连续收缩到一个点，那么从拓扑结构上看，这个空间是否就是一个球面。这个猜想要追求严格，能量和物质的先验与经验图像就有两个分岔：如果汽球只是一个长形的，或者球形的，那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如果这个汽球是一个救生圈的形状，那就不行。因此要求的汽球，它的形状虽然可以随意，但是，里面的任何一根封闭的曲线，或者说绳套，都不会绕过一根类似柱子这样的东西，或者说，这个汽球看上去没有“孔”，不象救生圈那样，可以把一个头伸进去。这样的汽球，数学家起了一个名字叫“单连通”。所以庞加莱猜想引出两个能量和物质的先验与经验图像：类似球体（简称类点体）和类似圈体（简称类圈体）。这对于任何正、负、虚、实、零五元数的时空，都是适用，所以成为几何数学和物质思维中的超验客体，为21世纪的球量子与环量子之争所注意。这是其一。
其二，庞加莱猜想把一个封闭的三维空间连续收缩到一个点，是把宏观与微观世界都包括在一起了，这必然引来与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的等价性是：庞加莱猜想实际是用确定性表达的，即“一个封闭的三维空间，若其上的每条闭曲线都可以连续收缩到一个点，那么从拓扑结构上看，这个空间就等价于一个球面”。它的奥妙是：闭曲线是一个被分割的图案，它指一种“间断”；而“连续”收缩，指它的行为不间断。两者趋近于无穷小，能成立，就等价于三维球面。写成数学表达方式：无穷小量间断（J）乘无穷小量连续（L）=球面（Q）；或
（△J）（△L）=Q             （2）
量子理论的核心，光的波动性与粒子性之争的基础是小孔和双缝实验。普朗克公式中的普朗克常数恒量ｈ，是普朗克仿效微积分的微商的办法而假定的数。一开始普朗克常数是指波包的每一小份能量取决于它的频率，而在频率范围内存在有许多平均速度的粒子或电子，并非像后来爱因斯坦把一个光量子当作一个光子或粒子来对待处理，把量子看成是一份一份地辐射。这是从某一点上来考虑的，因为瞬时有若干粒子同时辐射，我们就无法区分分辨那一点的空隙是多少？通过什么技术手段来制造？是否海森堡的《物理学和哲学》就认为：只观察到了波动性，从来就没有看见粒子呢？对于粒子性只在想象或概念中存在，我们不管，反正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或叫不确定性原理的公式表达（1），和上式（2），类似一个人的两种行为和思维处理方法，它们形成一个棱锥形。即式(1)类似棱锥形一端逃出势阱联系的扩散，式（2）类似棱锥形一端遇到障碍联系的收缩，它们构成了从宏观到微观物质不可分离的特性，能够解答从宏观到微观所有波与粒之争的疑难。这里什么叫“量子”？就是（1）和（2）的联立，它们不能分开；分开就不完整，也不完备。
爱因斯坦说：“上帝不掷骰子”，他是主张“量子”为确定论的，实际是偏向式（2）一方。玻尔学派主张“量子”波与粒互补，是一种势阱和隧道效应模型，而成为一种不确定论，实际是偏向式（1）一方的。由于理论物理学至今没有提出庞加莱猜想与不确定性原理等价问题，所以到21世纪，在量子论和相对论已经产生的“场论”之外，还有不少专业和非专业人士不断提出新的以太、晕轮、轮晕、一锅盐渍蘑菇汤、可压缩流体、唯道等之类的介子模型场论，但这都不是根本的办法。量子论和相对论已经建立的场论，包含有一种“势阱”方法的描述，但只有扩散力，没有收缩力---各类基本粒子，有各类自己的“场”，已经够多、够扩散的了；但这只是一种单一的量子行为和思维处理方法，遇到障碍就不知如何处理。所以这些量子论和相对论的场论，是一些单一程序的类似没有脑袋思维的场量子。庞加莱猜想完整和完备了从宏观到微观分立物体或量子的形象：球与环兼备，既能扩散，也能收缩。
科学和民主有联系，但不是绝对的。我国自然国学，有着深厚的弦膜圈说基础。例如，阴阳学说类似D膜反D膜；五行学说相生相克类似圈论。“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没竭”的庄子、惠子学说，类似讲弦论。如果说40多年前，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物质无限可分说世界科学大战，是他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国科学界的将帅们，用弦论向诺贝尔科学奖冲刺的一次伟大尝试。那么也许是科学界的将帅们，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完整、准确理解好；也许是毛泽东主席有意要锤炼科学家队伍；也许是自然灾害大家都经历，但科学界的将帅们和底层群众所受的饥荒程度还是不一样，所以造成在我国只讲层次无限连续可分的层子模型。如果毛泽东主席当时就直白地讲弦膜圈说，也许就没有朱传界研究员所说的“在超弦的第一、第二次革命，以及随后的快速发展中，中国都未能在国际上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们在研究的整体水平上，与国际、与周边国家如印度、日本、韩国，甚至和我国台湾地区相比都有一定的差距”的情况。真是一脚踢成千古恨，一脚踢成“一猫两态”的宏观量子现象。
即我国既然坚持的是唯物和辩证法，既然自然灾害的实践已是事实，那么比科学界的将帅们经历饥荒更深体验的人们中，层子模型也许更能激起有人，把弦膜圈说中直白的连续与间断统一的大脑实验愿望埋在心里。笔者就是其中之一。
从进大学到毕业去重庆工作，笔者都在中文资料中寻求支持弦膜圈说的现代科学文献。也许１９６３年，于光远先生创办的那份自然辩证法刊物，在创刊号上中国第一次转载的坂田昌一的《新基本粒子观对话》，再到１９６５年６月，《红旗》杂志又加注释全文发表，《人民日报》和全国一些省的大报都纷纷转载这篇长文，正是我国照亮寻找弦膜圈说的方向和动力。因为如果以类圈体的面旋、体旋、线旋等三种量子自旋，编码与层子相对立的连续与间断统一的夸克模型，类似沈致远先生的《物理三问》的很多问题，都能自圆其说。而且１９６５年在大学图书馆类似《科学通报》的刊物中，笔者看到与夸克模型属于同一类型的大爆炸宇宙学，它预言的观察实验已被证实的信息。但当时这些都被当着反面的进展，来注释。大致在１９６7年，笔者在读《电动力学》时，发现书中一处提到，一位叫“缪”的西方科学家认为，如果电子等类似的粒子超高速自旋，会发生类似离心力作用的从球面变成环圈态；这类对圈论的支持，以及当年在武钢图书馆中，笔者还查到介绍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的文献，耗散结构是与类圈体的线旋对应的，这些都使笔者对弦膜圈说增强了信心。所以1970年笔者分配到重庆，认识了王国雄老师，当听到他说，1968年他在四川大学物理系毕业前，听到他的一位不知名字的老师也在谈圈论，感到异常的兴奋。
王国雄，四川安岳县人，可能生于1943年左右。据第一次交往王国雄先生的介绍，他是川大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68级毕业生。由于文化大革命，四川的最后几届大学毕业生都被送到军垦农场劳动，他们68级毕业生是等到1970年夏初才开始分配，他被分配到重庆市96中教物理。当时没有课教，他被安排在96中校办工厂带领高年级学生做教学模具。当时重庆市各中学做教模比赛竞争得很厉害，各中学和所属区文办都舍得拿钱。而当时重庆流行的高科技是搞可控硅。王国雄建议96中报了可控硅与单晶炉项目，居然很快被批准并上了马。
笔者所读的武汉钢铁学院，由于参加武钢第四号高炉大修，经冶金部批准，69和70两级毕业生是推迟到1970年10月底才分配离校的。最后笔者是到重庆市大渡口区新山村的18冶3公司机修厂工作，厂房就在96中的操场边，职工宿舍就在96中校门口的公路对面。王国雄老师有时会到3公司机修厂，请求那里师傅帮助加工一些自己不能搞的配件。所以笔者进厂后，就听说96中在搞单晶炉、可控硅，感到十分惊讶。
因为在1968年至1970年，武汉在流行搞射流技术之后，搞热门的可控硅技术更是占了上风。可控硅生产需要单晶硅，而生产单晶硅需要单晶炉。笔者在大学就亲自参加过制造单晶炉，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是毕业前的1969年秋天开始的，武汉钢院虽然全院师生都参加了武钢第四号高炉大修，但笔者所在的一个班却被抽调到武汉钢院实习工厂劳动，其中就有协助制造单晶炉的任务。那时制造直拉法单晶炉，机身像个几顿重的显微镜或2米多高的冲床，由铸铁铸造而成，这也是为起稳定作用。炉子由炉体机械部分和电控系统两部分组成。炉体为一带水套的不锈钢炉室，其内装有由石墨加热器和石墨保温套构成的热场。籽晶轴和坩埚轴分别从炉室顶部和底部插入炉内，两轴具有转动和升降的机械传动系统。为了保证拉出的单晶硅的纯度，不锈钢炉室、石墨加热器和石墨保温套等加工，都有一定的难度。在安装、调试阶段，更是加班加点连夜干。当然这对一所工科大学来说，也许并不算很难，但对王国雄老师和96中来说，将是怎样一个情况呢？
大约是1970年12月一个星期天的上午，笔者走进96中的校园，校办工厂就在校门口旁边，找到王国雄老师，说明来意要参观他们的单晶炉。而王老师让看的单晶炉，是在校办工厂旁边一间空着的教室里，摆着的是一些钢筋制成的支架床身，更让人惊异的是，炉子不是为保证拉单晶纯度的不锈钢炉室，而是一个清洗干净的大的旧油铁桶子。而操作人员除王老师外，就是他从全校挑出来带领的那七。八个高中学生。笔者真不敢相信这能拉出合格的单晶硅。笔者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和经历，也提了好多问题。王老师的许多回答，则是要让笔者相信，他们不但拉出了单晶硅，而且制造了可控硅元件，并且得到了市和区文办的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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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时开始，如果说笔者和赵正旭老师的交往只有半天的话，那么和王国雄老师的交往就有整整10年时间，除中途有几年在綦江铁矿施工外，几乎每周都有一次碰面。谈的几乎都科学前沿的创新问题。开始是谈他为啥知难要搞单晶炉的思想原因，他谈得最多的就是用实验说话，是搞前沿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他说，他是学原子核专业的，如果允许，且有资金，原子弹他也想搞出来。他说我们应该相信，物理讲事实讲的就是实验的事实。实验难，于今前沿科学更难。因为前沿科学纷繁复杂，常把假象呈现在思维面前，喜欢说谎话，要继续登上高峰，当然更难。但近代科学的兴起和发展说明，决定性的是通过实验说话，破解奥秘。王老师的话能打开笔者心中关闭了五年之久的大门吗？
毛泽东主席的思想既有无限观，也有消亡观，中国传统国学自然同样是既有无限观，也有消亡观。例如，如果说惠子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没竭”，是无限观，那么墨子的“端”是不能无限分割的最小单位，就是消亡观。这是连续与间断数学的并存。1959年的特大自然灾害，可以看成一场实验，证明平面食物中间破裂变成圈态，圈子与圈子的耦接，可以把连续与间断辩证地统一起来。1964年在赵正旭老师引导的不撕破和不跳跃粘贴，空心圆球内表面能翻转成外表面的类似庞加莱猜想拓扑学的高深数学，又再次证明，不管正负虚实零空间，都存在球面与环面不同伦的两种形状。但1965年6月《红旗》杂志刊出坂田的文章《关于新基本粒子观对话》，只把球面物体和连续统一起来，认为这类连续是永远不会间断的。1964年8月和1966年7月在北京举行的两次国际科学讨论会，把这种数学、物理、哲学推向高潮，并通过层子模型的具体形式，把球面形态和连续统一锁定，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类球面形态连续无限可分的哲学，为我国绝大多数学者普遍接受，好似提前在为文化大革命的可行性提供科学注释。加之在那段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层子模型被认为是毛泽东思想指导，运用于自然科学研究之典范，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后，理论研究以及与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都几乎完全中断，有的投身“文化革命”，有的关进“牛棚”，有的无所事事，但这种数学、物理、哲学的单一基本形状不变的连续与间断统一的观念，更被保护，而无处不在，成为监视科学的“眼睛”，使类似圈子与圈子线旋耦接的连续与间断统一的弦膜圈说的创新，成了失语症。
在参与搞可控硅、单晶炉的劳动中，笔者有一种念头产生：把20世纪兴起的粒子物理学，对应可控硅，可不可以把基本粒子对应单晶炉？如果把类似层子这种数学、物理、哲学的单一基本形状不变的连续与间断统一的基本粒子，设定为是存在间断的拓扑学形态不同的类圈体，把这类存在间断形状的类圈体看成“可控基本粒子”，那么这类可控基本粒子，这种“单晶炉”在失语症的特殊时代背景下，能不能制造？怎样制造？笔者产生了存在“大脑实验”论的想法：“大脑实验”不是思想实验、理想实验，也不是不做实验，而是动脑、动手、动脚地去观察自然，或以自然全息为基础做的一些类比实验。如为了理解弦膜圈说，笔者就做了麦比乌斯带、九连环套、圈子孤波演示链等模型，去模拟、去举一反三。在“大脑实验”的指导下，“可控基本粒子”如果是弦膜圈说，那么在数学、物理、哲学上的如何“间断”可分，就可以设定是自旋性质。这类似物质与能量的间断可分，“可控基本粒子”是“单晶硅”，弦膜圈说类似面旋、体旋、线旋的自旋性质编码是“可控硅”，就像光的颜色，可以定量、定性地描述有限的基本粒子和多种各类微观粒子。这里的自旋、颜色等性质，与环圈、球面等形状的区分和间断，正如物质与能量的区分和间断一样。
但如何说明这也是一种实在性？笔者在武汉钢院读大学看到现实的单晶炉制造的艰难，对业余民间科学能否搞可控基本粒子的“单晶硅”，感到渺茫。
是王国雄老师在96中领导学生搞的单晶硅，重新唤起了笔者的热情。很多年后，笔者才知道，直拉法单晶炉并不是单晶炉生产的唯一形式，例如，我国现在就有太阳能硅单晶炉制造，并且近年来在太阳能光伏市场的拉动下，单晶硅炉产量直线上升，国内单晶炉国产化率达到97%以上，有个别厂家的单晶炉已批量出口进入了国际市场。而王老师搞的单晶炉，其原理也许是类似太阳能硅单晶炉方面的探索。当时王国雄也在探索激光的运用，他说依靠现成的直拉法单晶炉设计，跟在后面亦步亦趋，不能实现根本性的突破。而新的想法如果自己不去做，老想依靠别人，就只很难拿出自己的东西。反过来，他也支持笔者基本粒子的基本拓扑形状存在类圈体的见解。他积极地帮助打听他们母校四川大学物理系，他毕业前听到的谈圈论的老师是谁？研究情况如何？但费了百般周折，一无所得。
很多年后，笔者也才知道，也许是1968年，韦内齐亚诺提出用小小的一维的振动的弦来模拟基本粒子。而早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卡鲁扎以柱面条件和增添第五维，统一了广义相对论和电磁场方程。克莱因又以驻波加玻尔能级圆圈，推算出第五维微小圈半径可到普朗克尺度，而强化了卡鲁扎方程。所以1968年在韦内齐亚诺的观点公开之后，卡鲁扎和克莱因的圈论在西方再度热炒。因此在1968年到1970年的川大，有懂外文并能看到这类材料的个别老师，也许是在亲近的同事之间透露一点信息，而不是他自己的独立研究。在那时，中国的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指挥，理论物理科学的主流是层子类似的观念一统天下。王国雄到处托人到川大打听，别人以为是抓阶级敌人更不敢乱说。但在这个过程中，王国雄老师联系到在重庆沙坪坝教中学物理的戴特力先生。王国雄常把从戴先生等那里听的那时我国的新物理探讨群体的信息，传递过来。这主要是继北京组织的“层子”实在性之后，重庆已正在组织酝酿开辟实在性的“快子”战场。
了解到这种前仆后继的“实数无限观”，笔者和王国雄的讨论认为，这种实在观的世界科学大战，我国也许还要打一百年；而20世纪兴起的粒子物理学，可以说70年代开始才真正是一个转折点。因为盖尔曼在提出夸克模型时，基于夸克分数电荷的奇异特性曾说过：“考虑夸克是实物粒子是可笑的”，这其实是暗示基本粒子排斥“能量”而以“物质”连续性标榜的实在性，已经在寻找类似虚数实在的形状“间断性”的代替描述，但还不是很清楚。可是到1968年韦内齐亚诺提出弦论，已经找到“形状”分野的代替概念，但遇泡利不相容原理的困难。于是到1970年，南部一郎对韦内齐亚诺方程再补充，用了另一种类似颜色观点的“性质”来解释，实际已经把基本粒子“能量”和“物质”连续性统一的实在性的数学、物理、哲学描述，分为“形状”类型和“性质”类型的两种区分。而类似弦膜圈说的“形状”及其类似振动的“性质”，就更能单一地显出基本粒子“能量”和“物质”连续性统一的实在性。
引起这种实在性的争论，应缘于爱因斯坦相对论和薛定谔量子力学等数学方程中包含的“虚数”因子的去留和解释。彭罗斯寻求扭量套圈和黎曼球图像的描述，实际是守旧穿复变函数的“旧鞋”，走“形状”类型和“性质”类型的两种类型统一的“新路”解释。他把这称为更彻底的观点。其实，弦膜圈说的类似面旋、体旋、线旋的自旋性质，也能够满足泡利不相容原理，并能给南部一郎的“颜色”类似的性质代替，以实在的结构形状和性质类型统一的能量及物质之间连续与间断的结合性描述。王国雄先生认为，如果这种弦膜圈说被看成他的“油桶子”拉的“单晶硅”、做的“可控硅”实验，那么武汉钢院的直拉法单晶炉，就类似国家级实验基地的大型强子对撞机、正负电子对撞机，笔者的发展方向虽仍是要向着高级高能的实验进军，但这首要一步是写出笔者弦膜圈说的数理规范论文。
到1972年夏初，笔者已被确定要从重庆市大渡口区派到綦江县小渔沱、麻柳滩去“大打矿山之仗”，自学条件会更差；论文发表更看不到尽头。王国雄先生仍用我们初识时就说的一些话，鼓励笔者，如“只要你的知识仓库装有货，就不怕今后找不到用处”。甚至每次见面，他都要找一些民间类似的谚语来启发，如“家中有粮，心中不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等。他的意思是，文革总有结束的一天，等到今后形势好了，才去搞弦膜圈说研究就晚了。在他的鞭策下，笔者决心先走自学理论物理专业的道路，先后到重庆解放碑旧科技书店买了《数学物理方法》、《统计物理学导论》、朗道等著的《场论》等自己没有的课本。王国雄先生也他学的《量子力学》和北大编的物理专业用的上下册《高等数学》课本借给笔者。就这样在冶金部第18冶建公司川南綦江麻柳滩采选厂的建设工地，开始了攻克《基本粒子结构不是类点体而是类圈体》第一篇论文的“地下工作”：下班后笔者同10多位工人挤住在一间昏暗的工棚里，周围是车辆、机器的轰鸣声和倒矿渣的声音。没有桌子，就在床上自制了一张可以推进拉出的木板，每天下班后，不管多么疲劳，满是油渍的工作服也没脱，都要趴在木板上干一会儿“私活”。
1974年秋一次王国雄先生到綦江县出差，顺便到綦江铁矿来看笔者，他带来戴特力老师说重庆大学、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和北京等地几十个搞基本粒子的同志，已经出版了3期《新物理探讨》的大型期刊专集的消息。重庆大学等院校搞的超光速新物理探讨的“快子”，沿袭了先前层子模型类似对美国、苏联与日本等国粒子物理研究的一些主要流派进行分析的批判。例如这些“快子”老师，有人说西方高能物理当时流行的“靴袢”假设，在那么微观的基本粒子之间，还存在“弦线”，不但“虚”得难以理解，而且是把资产阶级的“民主”搬到了强子物理；而重庆组的快子则是实的粒子。应当说，这在当时既是发展了层子的“实”，又超越了相对论的不要“虚”。但也听得出，这对弦膜圈说不走国内主流的道路，是更加上了一层压力。但笔者也看到，国内的层子和快子学派，只是以老的实验总结，从口头上坚持唯实，少有新近亲自做的实验材料。相反，国际主流科学家虽是虚的夸克和快子，却一直在围绕实的高能粒子非弹性碰撞做大量的实验，这是不断跟着用新近的实验事实说话。于是笔者把已经完成的《基本粒子结构不是类点体而是类圈体》论文初稿，交给王国雄先生看。并说明这是用自主创新的三旋类圈体“圈态密码”观念，对夸克模型作的分隔、符号编码信息化的一种处理。
当时笔者是在第18冶金建筑公司工地当工人，为了把论文多抄几份寄出去找有关部门审查，笔者先找18冶公司宣传处的熟人打印，不想当年对打字机控制很严。笔者决定再找组织，对口的是18冶科技科。18冶是几万人的大单位，全国各地大学毕业分配来的学生有七、八百人，18冶科技科陈科长很负责任，找了一些大学生来看，没看懂；他又找了一个重庆大学的老师看，也没看懂；他就把论文原本寄到中国科学院，也没有回函。陈科长如实告诉笔者，论文难认可，他已无能为力。这事多年后，陈科长还给已离开18冶的笔者回信作证，仍然如实说明笔者写弦膜圈说论文的这个情况。王国雄老师也可以作证，当时他听了笔者介绍，即使按他的意思干了近3年，论文连打印都难的情况，于是他收下论文底稿说，他拿去找重庆大渡口区文办帮忙打印，他和那里的领导关系不错。
事情之难，他忙了半年也没做成。但我们关系更密切了。王国雄先生是最早支持弦膜圈说的我国第一人。是他的精神支持，使这篇论文分成两部分延伸研究，直到改革开放多年后的1986年，才分别以《前夸克类圈体模型能改变前夸克粒子模型的手征性和对称破缺》为题，发表在《华东工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和以《从夸克到生物学》为题，发表在天津师范大学创办的《交叉科学》杂志创刊号上。结束10年浩劫的1976年姗姗来迟，这年笔者从綦江铁矿麻柳滩工地随18冶3公司大部队抽回重庆市区，转战市中区重庆长江大桥建设，和王国雄接触的机会又多起来。1978年3月28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之后，科普报刊异军突起，面向农村区县的“科技报”出现异常火爆，全国各省、市、区县都有“科技报”，许多省、市、区县的科技报发行量还十分巨大，成为中国科学春天来临和蓬勃发展的一个标志。笔者产生了有其等把爱人、孩子从农村乡镇调到大城市，不如自己从大城市调回农村区县寻找科学出路的想法。
那时笔者虽然已经调到18冶大公司机关工作，但很多时候是下工地。爱人、孩子从农村乡镇到重庆来探亲，没住处，也是王国雄老师腾出他家的一间寝室让我们住的。想到和他初认识时，他说的文革会结束的话，和知识仓库要未雨绸缪的话，更感到他的远见卓识。因此笔者常找他权衡调回农村区县，对自己搞研究的利弊。在多次的交流后，他的意思是，只要改革开放，道路还是有的。这当然不是类似霍默•G•巴尼特在《创新：文化变迁的基础》中说的：“创新是指在实质上不同于现有形式的任何新思想、新行为或新事物”。如果创新仅靠“不同于现有形式的任何新思想、新行为或新事物”，那么类似改革开放前我国所做的一切大事，不但是创新，而且改革开放后类似众多科迷们不向大型强子对撞机、正负电子对撞机之类的高级实验靠拢，而是要求实验要向他们提出的各式各样高能物理理论的创意靠拢，也是在创新。但这却是王国雄先生反对的。
当然他也看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苏借助科技成为超级大国，西欧、日本也借助科技成为发达国家，而我们这个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大国至今却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人类不分种族，其智商都是大致相同的，那么，作为世界人口数量最多的中国，其智力资源的“蕴藏量”应当是最“丰富”的，为什么我们的科技水平却比不上那些人口数量远比我们少得多的科技强国和发达国家呢？我们的智力资源究竟是没有完全发掘出来抑或是用错了地方呢？他认为，弦膜圈说已经是能把“大脑实验”建在国内，把大型强子对撞机之类的真实实验和跟进理论证明，建在国外的生产自主知识产权的道路之一。所以王国雄老师也支持笔者回到家乡农村区县去工作的想法。1981年4月笔者调离重庆，到如今就没有再见到王国雄先生的面。1988年12月，笔者到重庆参加一次全国学术讨论会，从戴特力老师口中打听到他已经调到重庆市教仪站当了站长，但专门去找了两次，也没有没有见着。王国雄老师，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