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21世纪新儒学被徐光宪先生定格在1959年后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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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mark]三、21世纪新儒学何时走进孔子学院
现在来说，为什么21世纪新儒学是量子色动力学？也许这里的疑问很多，如儒学是文科，量子色动力学是理科，难道文科和理科没有区别？儒学是中国人创建的，量子色动力学是外国人建立的，难道中国人做的学问要让外国来做？而且还要“对比百家，独尊量子色动力学”，这还了得？量子色动力学既然存在与时俱进与循规蹈矩两派，还能做“独尊”的科学？等等。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回答儒学的精神是什么？
1、我们今天说，儒学的精神是整合。量子色动力学也含有整合，两者是一脉相承的。
为什么呢？儒学之起源，史无定论，但儒学称为儒家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和法家、墨家、道家、阴阳家等诸子百家并列，是千真万确的。那时儒家虽然影响最大，但并没有形成汉代以来那么大的生产力。汉人与儒学难分难解，就在于从汉朝开始，儒家学整合政权、整合经济、整合文化、整合宗教、整合人伦、整合社会等，才有天下国家的意识、内涵。这要提到汉代董仲舒等人，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能实行之，在以后世代立下许多汗马功劳，才真正有儒学之说的大地位，才成为中国文化之主脉的。
1）以此分析20世纪的新儒学及其当前儒学发展的主要取向。
中国儒学，或说传统儒家思想，向近代转化，或说与近代西方文化连结、融通起来，有人说是从康有为开始的。康有为对孔教有一个全而简的说法：“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体在各明名分，其用在与时进化。”他认为，“仁”以“通”为第一整合，而“通”的体现就是“平等”。这是康有为把儒家孔、孟思想与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学说和哲学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创新，虽然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幼稚可笑，但也不可否认，他读懂了“整合”中多少包含着某些为使传统儒学向现代转化的探索和努力。
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清皇朝已被推翻。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如何汇通儒学与西方文化，如何继承和发扬儒学的优秀传统，以保持民族的自主精神等问题，这时涌现出了以接续儒学道统为己任，以服膺宋明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会通西学，谋求儒学现代化的一个思想流派，学界称之为现代新儒学。以粱漱溟、熊十力、牟宗山等人为代表的新儒家，形成了新陆王学（新心学）。以冯友兰为代表的新儒家，形成了新程朱学（新理学）。梁漱溟尊孔崇儒于中西印三种文化形态中，断言调和持中的儒家文化最有前途。冯友兰则以真际实际两世界构筑庞大的新理学体系。但他们的整合都是有限的，并背离儒学“整合”大意，且遇上了中国革命走向社会主义趋势的硬道理。因为，孔子、孟子在修身与治国方面，提出的实践规范和原则，虽然都是很具体的，但同时又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成分，是更多地寄希望于人的本性的自觉。当代新儒家第二代、第三代的学者们，虽好似更会汇通中西文化，热爱中华传统文化，努力以现代精神诠释儒家思想理论，使之适应现代社会，其用心良苦，精神也实在令人钦佩，但大多数人也仍然是以文科来读儒学“整合”大意和中国趋势走向社会主义的硬道理的。
当然也有挺身而出，从理科转身文科来“整合”的旗手。如鲁迅和郭沫若先生。鲁迅先生从医学转身文学，呼唤革命，拥护中国共产党。郭沫若先生从医学转身革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是一种政治信仰或社会状态。作为一种社会状态，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等的区别在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财富是按需分配的，每个人都尽其所能为社会作出贡献，而依照自己的需求索取。即共产主义社会是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而儒学的先驱在我国古代，设想的“大同”社会，就与共产主义社会有一定相似之处。为了这种“整合”，在上世纪最黑暗的40年代，郭沫若先生写了一本书叫“地下的笑声”，其中有一篇类似科幻小说的故事，写在上海文庙，孔子与马克思约会，两人在那里就“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有一定相似之处，进行了讨论。但到1966年文革开始，郭沫若先生在《人民日报》公开宣布，他的类似东西应该通通烧毁。
笔者热读《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还是在少年时代。1959年以后，那时毛泽东同志已经少提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本书了。但在家乡那个偏僻的农村，笔者却得到这本书，那是一个在外工作的叔父下放回农村，送给笔者父亲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由人民出版社于1958年8月正式出版，约17万字。1958年8月人民出版社第一版发行后，上海、沈阳、武汉、重庆等地先后重印，仅上海人民出版社于这年9月便印刷了20万册。有人说，编印这样一部书，明显与当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设想的社会发展建设思路有关。这本书在当时的影响十分广泛。可惜的是，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样的探索，实践已经证明是走了弯路。识字不多又老实巴交的父亲不会对这本书有兴趣，笔者却饿着肚子一字一句去读它。那时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还被处于社会主义阶段实行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所代替。
如果说，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钱穆、冯友兰、贺麟等他们，都在汇通中西方文化的前提下，来解释儒学，发展儒学，乃至建立起某种新的儒学体系。但都是重视文科。儒学当然世代扩张的也是文科。从文科的意义上来说，儒学提取的是一种精神力量，即一个国家，政权不变，人民不变，也能让它发挥更大的“能量”。即儒学及其儒学整合的本质是提取“能量”。这里有精神能量，相对必然就有物质能量。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到改革开放以来，实践探索告诉我们，中国不变，人民不变，执政党不变，甚至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不变，只要与时俱进，生产力也会发生大变，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而就是在这近半个世纪里，量子色动力学已经诞生和成长起来。
如果说，人类提取的化学能、电能、核能、机械能，瞄准的是原子和原子核的不变与可变，那么由于核污染、核恐怖和石油的碳污染、高碳化，似乎变革原子和原子核的不变与可变已经走到尽头。而量子色动力学则昭示出，质子不变与可变的变革，可以提取更大的去核化、去石油化的能源，这就是量子色动能。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和量子色动能的对应，是关于“夸克球”的设想。据新华社1997年9月3日伦敦报导，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科学家提出“夸克球”的设想，认为若能制成此物质，可给人类提供巨大的能源。例如，我们中国类似首台核电蒸汽发生器那样，能自主研制、设计和制造成功量子色动能电百万千瓦级蒸汽发生器，并能形成批量生产量子色动能电站，及内部装的最为关键的量子色动激光器主设备那样的规模，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向全球投入用于量子色动能电领域的产能扩建和技术提升，那么儒学的“平天下”，真的可以想象。即这里的“平”以是“和平”、“和谐”为第一要义，解说为“和平天下”、“和谐天下”，而不以“打”为第一要义。从这一点上联系儒学的精神是“整合”和儒学的本质是提取“能量”来说，量子色动力学如果来回在社会和质子变革求稳中，寻求启示和探索“整合”与提取“能量”，这正是21世纪新儒学量子色动力学，和旧儒学及20世纪新儒学的区别。
2）人文儒学与理科儒学，类似“科学中国人”的语法之争。
人文与理科应用是有矛盾的。1981年，笔者调到刚恢复的盐亭县科协工作，8月初盐亭全县发生大水灾，很多地方的棉田被淹，县科协常务副主席梁明全和县农业局农艺师常俭朴同志，写出抗灾保棉技术的科普材料，在县政协的支持下，县科协准备办一份铅印科普小报，该刊上正可发表此文。受广东杂志《科学广东人》专栏和《科学美国人》杂志刊名的影响，这份科普小报就以《科学盐亭人》的刊名向县委宣传部申报审批。县委宣传部同意后，《科学盐亭人》科普小报印出来了，在向灾区分发的过程中，县长兼科协主席的何惠同志才通知梁明全同志说不能发，说是县委常委会的决定。科协的同志感到莫名其妙。笔者与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杨尚礼同志察看灾情走在一起时，杨部长又问起这件事情，才知是县委统战部、办公室等几个老秘书、老大哥秘书，说《科学盐亭人》刊名语法都不通，发出去丢盐亭县的脸面，闹到县委常委会上去了。我们和这些老秘书、老大哥秘书都是熟人，平时对他们谈儒说圣都尊敬，不想他们逗硬起来不饶人。实际这事早有争论，科协的同志说：“科学盐亭人”是一种去“的”语法结构，如“红的花”，可以说成“红花”，类此，“科学盐亭人”就类似“学科学、用科学的盐亭人”，而且在《发刊词》也说了。他们不同意，说没有先例。科协又拿出广东杂志《科学广东人》专栏和《科学美国人》杂志给他们看，他们又说盐亭不是广东、美国，如要用去“的”结构，就到广东、美国去办！
县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李芳同志，是县委书记李兴元同志的爱人，她通知县科协申报被审批后，他们就闹到县委书记李兴元和县长何惠同志那里去。他们人少能量大，为平息机关的争论，在县委常委会李兴元和何惠同志作出停发决定。事情了解清楚后，有人建议按儒学的“长幼有序”处理，老秘书、老大哥秘书在县委搞文字工作多年，是老师，是长者，我们尊重，科协同意不用此刊名。但应说明，“科学盐亭人”的刊名及里面内容，并没有政治错误，现在是大灾抗灾的非常时期，抗灾救灾比脸面重要，抗灾保棉技术等科普材料应该发下去。这样梁明全同志去找何惠同志谈后，何惠同志本身是科协主席，也感到有事他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于是就向这几个老秘书、老大哥秘书作了解释：为抗灾救灾，这期创刊号还发出去，下不再用《科学盐亭人》刊名，“一河水”才消下去。上世纪末，国家《科学中国人》创刊，科协的同志立即给当时的主编写信，说明盐亭的这个情况，请他们也考虑类似这些老秘书、老大哥的意见。如果真要办，我们也表示祝贺。“科学中国人”毕竟长大了。
2）徐光宪院士和《物质结构》一书的贡献。
三个夸克全同，来个编码或着上红、黄、蓝“颜色”就不全同，也不再违反泡利原理。化解人文与理科儒学联系的矛盾，最好是学量子色动力学。徐光宪院士的《物质结构》一书作出了启示。1959年该书要出版，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同志刚过，“物质无限可分”问题也许使徐先生好是很为难。因为1953年，毛主席就谈过物质结构的问题。主席说：“墨子在公元前5世纪就提出‘端’是组成物质的最小成分，比外国人提得早。”主席还提及《庄子》一书中“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句话。
“物质无限可分说”的讨论，是把21世纪新儒学量子色动力学过早地落脚到了20世纪，也是把中国特色的量子色动力学和中国的传统文化联系了起来。因为量子色动力学寻找微观与宏观之间“语言”不通的沟通，类似朗兰兹纲领预言数学某些表面上与毫不相干的领域之间可能存在的“语言”不通而能沟通的联系一样。徐先生的《物质结构》书第一章的绪论，绕不开这个问题。这又被转化为是一道语法难题：
A、按普朗克的量子论，“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最后应该打“？”，即表示不可分。
B、但按当时社会的斗争形势，最后应该打“。”，即顺其意，表示物质是无限可分的。
C、如按薛定谔的“死猫活猫”量子论、玻尔的互补量子论，海森堡的测不准量子论，最后应该同时打“。？”。即类似“可分”和“不可分”的矛盾，可以同时并列在一个物质点。这是在“宇宙极问”中常遇到的拓扑斯逻辑问题。
量子色动力学可以用3种编码或对应红、黄、蓝3种“颜色”，也能表达一个物质点的不全同。但一个物质点不只3种编码。例如，笛卡尔的三个坐标还有3维编码。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加上时间，扩张为4维编码。杨振宁---米尔斯规范方程的广义电荷，正负又是两种编码。也许那时全国许多人文或理科的儒学家们，对“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最后应该如何打标点的事情，与量子力学的编码联系，根本很少去想。一个物质点的多重编码或堆垒编码，是一个多重纠缠或堆垒纠缠的量子态问题，也类似21世纪新以太论，落脚到了20世纪，虽然希尔伯特空间早有很好的表述，但希尔伯特仅是一种数学语言，并没有提出物理语言。
应该说徐院士是精通当时的量子力学的，但徐院士更是一个聪明人。他一定知道量子纠缠，就有量子退相干。退相干是对量子态的一种测量。测量结果真实可靠，就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如薛定谔的“死猫活猫”量子纠缠，退相干一定是死猫或活猫，没有退相干再是“死猫活猫”纠缠的测量结果真实可靠。那么联系“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多重编码或堆垒编码纠缠的退相干，徐院士的老本行就是科学实验和科学测量的观察。这是理科的退相干，对文科的退相干是当时社会的实际，这无疑是“物质无限可分说”。所以徐院士避开了引用庄子的原话，而说是惠子讲的。且用白话文来解说，这是物质无限可分割的意思。
这样徐院士就避开了语法讨论难题，且一变双关。因为徐院士并没有丢掉一个物质点的多重编码或堆垒编码的暗示，他接着点到了墨子叫“端”的不能再可分的编码。这与普朗量子论中的“量子”，被认为是物质和能量不可再分的结构单元，是对应的。其次，也许会使精通儒学经典或传统文化的人联系到惠子也有类似“点外无外，点内无内”不可分的话，而使“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具有两种类似“可分”和“不可分”的矛盾，可以同时并列在一个物质点的拓扑斯逻辑里。这是徐院士的智慧，即使这也许只类似夸克编码或着色，是虚讨论。但徐院士有超前的科学思维，是不能否认的。即使当时徐先生并不知道后来盖尔曼的味夸克、夸克味；也不知道更后来维尔切克等渐进自由的色夸克、夸克色、海夸克、夸克海。
徐光宪院士《物质结构》一书一版再版，到1978年已是第7次再版，成为经典教科书的事实，说明理科退相干以实验事实说话。文科退相干以社会实际需求说话，是与时俱进的。所以1959年徐先生接下来，就能话锋一转，开始批判神权、统治阶级、唯心论对古代朴素的不可分的原子论的非难，和对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与运动不可分割的攻击。从而也摆正和暗示了物质是无限可分论与当时社会实际的关系。但徐先生的这种把握，是有度的。例如除开“绪论”一章外，《物质结构》全书里面都是围绕当时已知的科学实验事实和成熟的数学运算，在讲解物质的结构的。这就很好解决了儒学理科和文科的分家问题，给21世纪中国新儒学量子色动力学的创立树立了一个好榜样。也指导了后来我国的层子模型研究。50年后的2009年，徐先生获得全国最高科技奖，是当之无愧的。
21世纪新儒学被徐光宪先生定格在1959年后的这50年，让21世纪新儒学理科与文科交融叠加，走进北京大学。也走进了上海，走进了上海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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