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罗庚为什么自己没有解析数论方面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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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罗庚为什么自己没有解析数论方面论文

华罗庚领导的中国数论学派全军覆灭，这个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数学骗不了人，只有人骗人。令人惊奇的是华罗庚本人从来没有解析数论方面的论文发表，或许，华罗庚早就知道解析数论是荒唐的内容，如果这样，那些污蔑华罗庚剽窃陈景润的成果，纯属造谣，华罗庚根本就看不上陈景润的垃圾。

华罗庚为什么要炮制如此荒谬的成果呢？这个要从国共争抢科学家的事情说起：


一，华罗庚做出了错误的选择：1950年春，华罗庚携夫人、孩子从美国经香港抵达北京，回到了清华园，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1952年7月，受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邀请，成立了数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9月加入民盟。


二，华罗庚为什么这样低贱：


以下摘自《长江日报》2013年4月26日第23版 作者：欧阳春艳 原题为：华罗庚热衷于名，包办学界？


“本报讯（记者欧阳春艳）日前，知名文史学者、华东理工大学张荣明教授以竺可桢日记为依据，从中钩沉出竺可桢与陈寅恪近半个多世纪的交往故事，写就《竺可桢与陈寅恪》一书。这本书里有关陈寅恪“不以华罗庚为然”的记录与评述，引发了读者的关注。


1957年2月，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赴南方考察及参加华南热带资源开发科学讨论会，顺便探望分别十多年的老友陈寅恪。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竺、陈两人的首次晤面。


这次会面，陈寅恪坦率地谈到他对时任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华罗庚的不满。竺可桢在1957年2月18日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与陈寅恪的这次会面，写道：“渠意颇不以华罗庚为然，说其过去曾建议蒋介石成立科学青年团，认其有创造能力，但其言论作风之味不佳云”。


对近人日记研究颇深的张荣明，还从另几位学者的传记或者文章中，寻找到一些有关华罗庚张扬、奔放及霸气的个性描述。1935年华罗庚在德国一本著名数学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那时中国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陈省身在个人传记中称，华罗庚当时站在清华科学馆逢人便告诉这一喜讯。


此外，根据竺可桢日记，美籍华裔数理逻辑学家王浩也对华罗庚行事风格颇为不满，“间常批评华罗庚”，称其“在数学界包办一切”。


1985年6月，华罗庚在日本讲学时逝世，考古学家夏鼐在日记中写道：“华公数学天才，但热衷于名，鞠躬尽瘁，苦于奔波之劳。他的兼职头衔极多，这次讣告上只有‘数学家’是他的本行职务，其他都是社会活动所得的政治待遇。”


对于这些历史记忆，张荣明表示：“华罗庚为人处世不免有种种特异之处，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华罗庚真的是天才数论学家么？还是投机取巧玩弄权谋的学术骗子？这个不能一概而论，毛泽东取得政权以后，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大量知识分子被整治，知识分子为了自保，不惜抛弃良知，自甘堕落，或者利用自己的专长，迎合统治者，制造一个个神话，例如，钱学森为了自保，胡编乱造对毛泽东说，亩产可以达到十万斤。郭沫若更加无耻，把自己贬低到一堆狗屎。华罗庚也不例外，但是，华罗庚不自己亲自造假，而是利用学生来造假。


三，这是整个大局所致：


1948年底，国民党输掉大陆已成定局，只好布局退守台湾。国民政府发出训令：“科学教育界能搬迁的人、财、物尽量搬迁，先以台湾大学为基础，而后慢慢站稳脚跟，以达‘求生存、图发展’的目的”。在蒋介石的直接领导下，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和傅斯年、杭立武、蒋经国、陈雪屏等要人于南京紧急磋商谋划了“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细节办法，并拟定了“抢救人员”名单。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由蒋介石手谕指令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制定，并在具体执行和实施上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负责具体“抢救”事宜的研究谋划和具体操作。与此同时，蒋介石亲自指派的飞机也冒着炮火飞抵北平，停留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待被“抢救者”登机南飞。


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此计划中以下学人是要必须“抢救”出来经南京送赴台湾的：一是大陆各大专院校的负责首长；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须限令离开大陆高级知识分子；四是在国内外学术上有杰出贡献者，等等。于是，一份经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三人共同商议拟定的“抢救”的名单很快出炉了，名单上几乎全是清一色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分子。


争抢胡适


由于胡适在中国政学两界影响巨大，共产党方面也加紧了对他的统战工作。早些时候已弃教职出走清华园，秘密潜入解放区等待出任中共高官的吴晗，指派嫡系找到胡适密谈，劝他留在北大，不要跟着国民党。


胡适回答：“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并让来使告诉吴晗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共产党高层没有放弃，改为直接向胡适喊话。据时任北大教授兼东方文学系主任季羡林回忆， “我到校长办公室找胡适，商谈什么问题。忽然撞进来一个人——我现在忘记是谁了，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夜里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我们在座的人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感兴趣，都想看一看胡适怎样反应。只见他听了以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短短的五个字道出了他的心声。看样子他已经胸有成竹，要跟着国民党逃跑。”


1948年12月14日，蒋介石两次亲自打电报催促胡适飞南京，并派专机迎接。胡适临行前，派人劝好友、辅仁大学校长、与陈寅恪齐名的史学大师陈垣同机飞南京，陈垣不从。不但陈垣不从，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也表示暂留在亲戚家，不随父母南行。这一拒绝让胡适夫妇大为吃惊。


1941年，胡思杜投奔在美国当大使的父亲胡适进入美国学校读书，1948年回国，成为北图的一名职员。据胡适办公室不挂名的秘书邓广铭回忆说：“当时胡思杜不愿意随胡适南飞，他刚从美国回北平不久，对国内这几年的情况不熟悉。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什么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因事涉紧急，胡适无法也无力在短时间内做通儿子的思想工作，只好随其自便了。（此节内容摘自《南渡北归》一书）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结局


被誉为南开大学之父的张伯苓没有被忘记。1949年11月底重庆易手前几天，蒋介石父子接连三次劝在重庆的张去台湾或美国，费用不用操心。张以“衰老多病，不利远道飞航”表示谢绝。实际上是周恩来早就托人传来话，要他不要走。张伯苓是周恩来的恩师。1950年5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张伯苓夫妇搭乘飞机由重庆到北京。


在北平的大多数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分子人各有志，许多人不准备去南京跟蒋介石赴台，而是愿意留在大陆。1948年12月14日，“抢救大陆学人”的飞机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候了两天时间，才有胡适、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少数著名教授登机，大部分机舱座位都被空闲着。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也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0几位教授。到达南京后的梅贻琦，当着蒋介石的面似乎该为不能多载几人前来南京而表示惋惜。


蒋介石为“抢救”学人费尽心机。据资料统计，因此，在国民政府1948年3月选出的包括郭沫若在内的81名院士中，有59位选择留下来，只有22位选择了“南去”，其中10人去了台湾，其余远走美欧等国，令蒋介石大失所望。比如，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就被列为“抢救”名单，但他没有选择离开，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依然不为所动。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决心留下来，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被他断然拒绝。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陈垣天真地认为：“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经成长……”


据中国科学院估算，当时散居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大约有5000余人，到1956年底有2000余名科学家陆续返回大陆，但后来的遭遇大概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


大陆学人对“新政府”抱幻想的原因


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留在大陆，以及后来大批留学欧美的科学家放弃舒适环境和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其原因很多。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都满怀着对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无法自拔地爱，都怀抱着对国计民生地殷切关怀，或是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或是对国民党统治感到失望等。


但是，促成他们留守大陆或是回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对共产党印象颇好，对共产党的统治抱有希望和幻想，那么，这种希望和幻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1947年1月，国共双方在前线打得正欢，《新华日报》却在国统区庆祝了创刊9周年，也无人阻拦，郭沫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陶行知、许广平、陈铭枢等等所谓民主人士纷纷写贺信贺词，说它是“人民号角，民主喉舌”。 《新华日报》，1939年创刊，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自创刊后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针对允许其自由办报的国民党政府，该报采取“愤怒控诉，彻底否定，置之死地”的态度，坚持不懈地骂了近十年，公开号召工人和农民一起推翻国民党，甚至公开号召国民党军队站出来对政府反戈一击。


让我们摘录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的部分内容，就可以得到问题的答案：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 ——《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和污蔑……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否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刘少奇，1940


“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它需要文明的创造，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自由研究——健全的文明都容许批评，它没有什么经不起文明批评之理——真正的出版法以人民的自由出版为常道，因为人民的自由出版是思想信仰、良心、学术、言论自由集中的镜。”——《新华日报》1944年社论


“中国人民文盲太多，进行选举时非常麻烦，这也是事实。……选举的能否进行和能否进行得好，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真正无拘束的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至于选举的技术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1944年2月2日


“首先要说明，候选人决不是指派的，而是由人民提出的，在乡选中每一个选民都可以单独提出一个候选人。在县选中每十个选民可以连合提出一个候选人。选举的方法是分成两种：一种是识字的人，写选票；一种是不识字的人，则以投豆子代替写选票。”——《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社论


“我们尊重并且愿意接受美国朋友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正如我们对孤立主义提出批评，应受到尊重一样，这也是从彼此激励互求进步以加强两国人民的合作出发的。我们丝毫也不心存疑惧，认为美国朋友的批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社论


“我们并不需要、亦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并不主张集体化，也不反对个人的活动——事实上，我们鼓励竞争和私人企业。在互惠的条件下，我们允许并欢迎外国对我们的地区作工商业的投资……我们相信着，并且实行着民主政治。”——《新华日报》1945年4月19日


“他们说这一套（指民主）都是外国人的东西，不适用于中国……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二版头条刊登毛泽东答记者问，标题是《毛泽东同志答路透社记者 中国需要和平建国》：“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各民主强国的合作，这里不需要橡皮子弹。”


“罗斯福总统说过：‘吾人历史上无时不表现美国人民准备作自由人民，且为此权利而奋斗’现在，也只有集合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民的力量来奋斗，才能怀着信心瞻望将来，让全世界所有各国人民，都可以自由生活，不受暴政摧残，而凭他们多种多样的愿望和自由的良心而生活。”——《新华日报》1945年4月13日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


留守大陆学人的结局


那么那些留在大陆的学人们，等待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限于文章篇幅，这里只摘录部分留在大陆知识分子的结局。


一代大师陈寅恪：他学贯中西，通晓十余种语言，甚至包括梵文、西夏文和突厥文，被称为“中国最博学之人”；文革开始后，他家被大字报覆盖，远望如白色棺材；红卫兵还把几个高音喇叭放于其床头，使双目失明且患心脏病的他彻底崩溃。去世前一天下午，气脉已竭的他还要“口头交代”，他说“我如在死囚牢中”，留下了“涕泣对牛衣”的诗句。


曾昭抡：曾国藩侄重孙，与妻子俞大絪，都是民国知名学者，1949年两人滞留于香港，蒋介石欲抢救二人去台湾，两人断然拒绝，归来报国。文革时红卫兵将俞大絪教授上衣剥除，用皮带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愤难抑，是夜仰药自尽。4个月后曾昭抡也被含冤折磨死，兴盛百年的曾氏传承，至此香断。


胡思杜：胡适幼子。北京沦陷前夕，蒋介石派专机接胡适，胡思杜不愿随行，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他们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1950年，胡思杜发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骂胡适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1957年，胡思杜被划为右派，“畏罪上吊自杀”。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也不知其子已先他而去。


大师吴宓：1966年“文革”中，吴宓被打成“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进“牛棚”，成为重点批斗对象，戴白纸高帽游街示众，接受造反派的打骂与侮辱。其间，大量日记、文稿、藏书遭到洗劫。在一次批判大会上，已经72岁的他被勒令下跪，跪了两个多小时。批斗会结束后，有人偷偷问他身体可吃得消，他说“跪着比站着好些”。到批林批孔时，吴宓不肯批判孔子，说“没有孔子，中国仍在混沌之中”，并说“宁愿杀头也不批孔”，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陈梦家：新月派诗人，后专心于史学，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曾任教于西南联大、芝加哥大学、清华大学。1951年经历思想改造运动，遭猛烈抨击，1957年被划为右派，是史学界五大右派之一，妻子被批判至精神分裂。文革初遭残酷批斗，他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1966年9月3日自缢，年仅55岁。巫宁坤教授曾回忆，1951年，燕京大学被撤前不久的一天，校园里的大喇叭广播突然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梦家淡淡说：“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


刘盼遂：北师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招生，以一甲名次考入，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1928年毕业后执教于北京女师、清华大学、燕京、辅仁大学。46年起任北师大教授。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


王荣瑸：潜艇专家、船舶工程专家，第一代潜艇研发核心，曾在英德美三国学习，1949年积极参加“反搬运反疏散反破坏”斗争，留住了许多本想前往台湾的技术人员，1969年被打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美苏双重特务，关入牛棚，遭残酷批斗和抄家。1938年冒生命危险从德国带回国的潜艇资料底片也被抄走遗失。


漫画大师丰子恺：1975年9月15日，含冤去世。他在文革中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黑画家”，遭严重迫害。如《昨日豆花棚下过，忽然迎面好风吹》一画，被认为是欢迎蒋反攻大陆。“好风”者，好消息也。《炮弹作花瓶，人世无战争》本倡导和平，结果被认为是迎合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


萧光琰：化学家。建国后最早从事石油化学研究的科学家。他1920年就移居美国，读了博士并工作。1949年，他花几千美元购买翻印器材，花一年时间搜集、翻印和整理他认为祖国需要的资料，然后几经波折回到国内，在文革中被关押，遭遇日以即夜的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身亡。三天后，其妻子和15岁的女儿自杀。


董铁宝：力学家、计算数学家，中国计算机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的先驱之一。抗日时曾冒着日军轰炸参加抢修滇缅公路桥梁，1945年赴美获博士学位，后参与第一代电子计算机eniac的设计编程。1956年放弃一切，绕道欧洲，花费三个月辗转回国，任教北大，在1968年清阶运动中被指控为特务，隔离审查，上吊身亡。


周寿宪：1951年26岁时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并留美从事研究工作，1955年冲破阻挠回国，任职于清华，参与筹建计算机专业，是中国计算机科学的创建人之一。文革中被送到江西鲤鱼洲清华五七干校，被长期摧残后患上精神病，但军宣队员说他是装的，常拳打脚踢谩骂侮辱，后因病情严重送回北京，1976年跳楼自杀


虞光裕：中国航空科学元勋，曾在美国和英国飞机工厂从事设计工作。1949年拒绝赴台，辗转香港和南朝鲜，历时三个月艰难回国。1956年成功主持研制中国第一台喷气发动机，并主持建设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文革遭迫害，在车间劳改，拆卸旧锅炉时被跌落的通风管道砸死。


钱晋：1944年毕业于北大，领导研制成功多种高级炸药、塑料粘结炸药，为两弹一星的研制作出巨大贡献。文革时被打为反革命，被逼交代子虚乌有的“国民党西北派遣军”问题。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钱晋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结果被活活打死。


詹安泰：古典文学家，书法家，词学造诣最深，有“南詹北夏，一代词宗”称誉，任教于中大。1957年被打为右派，文革遭批斗，多年文稿被烧毁，其子曾每天偷藏几张手稿带出去埋在地下，保住少数心血。1967年4月淋巴癌复发，医院不肯医治，凄凉离世，家人随后被中大赶至集体宿舍居住，其两室藏书后被贱卖。


董坚毅：哈佛大学博士，52年回国，55年支援大西北。57年被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劳教。60年饥荒袭来，董亦不能幸免。其妻顾晓颖（也为留美生）来探视，待寻得其遗体时，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仅剩头颅挂在骨架之上。夹边沟劳教人员2800多人，饿死2100多人，死难者掩埋草率，累累白骨外露绵延两公里。


在留守大陆学人的悲惨结局，是残杀中华儿女和知识精英的明证，这其实也是这个政权系统摧毁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同时也说明，任何人在任何一件事上，只要相信了这个承诺和宣传，都可能在这件事上丢掉性命。


华罗庚亲眼看见如此惨烈的结果，为了自保，不惜造假造谣，编造了王元潘承洞陈景润的荒谬成果，也改写了后来陶哲轩张益唐的命运。但是，科学造假犹如赌石，迟早要切开看看的，在真相大白之前就出手卖掉，包赚不赔。在中国政府这一台世界上最强大的造谣机器高速运转下，谎言重复了无数遍，已经成为“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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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数学家陈景润王元潘承洞开始造假，到张益唐已经是第二代了。
　　有 人说，中国社会无信已经成“癌”，并且全面扩散，康复无望，只能任其下去。其实，也无须如此悲观绝望。只要主政者想真心根治，能“壮士断腕”，痛下“猛 药”，持之以恒，中国社会的诚信还是能够逐步恢复的。当然，这不是发几个红头文件，提几句响亮的口号可以奏效的，而要动真格的，首先整饬好官场，以好的官 风来影响和带动民风社风。要把 说不说假话、做不做假事作为吏治的“高压线”，官德的底线。在曾经的年月里，社会倡导“政治挂帅”，“只要方向对头，不怕政策过头”，“只要结果正确，不 管程序（手段）龌龊”。对于这一套，必须来个彻底颠覆！不管你的政治觉悟多么可靠，不管你的才华多么超群，不管你的能力多么拔萃，不管你的政绩多么显赫， 只要你不诚实说假话，那就决不提拔重用，已经获取了官位的，也要罢免，并且不管官阶高低，一视同仁。倘真如此，看哪个还敢不诚实守信？

　　在不少民主法治国家就是这么个理念。譬如，芬兰第一位女总理耶滕迈基，2003年6月18日上台，仅63天就被迫辞职。其原因是，她在竞选总理时，撒谎说竞选对手“支持美国对伊动武，违背了芬兰奉行的中立原则”，并以此击败了对手。谎言被揭露后，舆论大哗，她难以维持，不得不主动辞职。撒谎无异于天下之大不韪！再如，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撒谎的丑行暴露后，激起全民口诛笔伐，信任大厦迅速垮塌，竞选连任获胜未满9个 月，就宣布辞职。撒谎不是犯罪胜似犯罪！还有当政期间惹上了“莱温斯风流韵事”的前美国总统克林顿。他在被调查时撒了谎，遭到全国声讨，宝座一度岌岌可 危，后来他“实话实说”了，国民反而谅解宽容了他。可见，在美国人民的眼里，撒谎远比“作风问题”恶劣，前者不可恕，后者却可饶。

　　“它 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我们也能像人家那样对撒谎、不诚信的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不予丝毫的姑息迁就，就也能“炼”出一个诚信的社会来。只是，社 会由诚信“炼”成无信，是一个“酣畅淋漓”“潇洒惬意”的过程，而由无信“炼”成诚信，则是一个“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的过程。但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能够勇于面对和承受这个炼狱的考验，并获得新生！

　　年春晚小品《还钱》，感觉特别强烈。环卫工人扫马路拣到了10万 现金后，按照包内的名片主动打电话联系失主，要他过来取钱。失主根本不相信，他想是人家在设套，引蛇出洞，调虎离山，关门打狗，拒绝前来。环卫工人要把钱送上门，失主也不答应，他担心自己经常不在家，老婆长得漂亮，人家是假冒送钱之名，打他老婆的主意。结果，双方只好约定到世纪坛街头，对暗号接头，还钱。 可见，我们社会的诚信已经毁坏到了何种程度？小品的编导者把接头还钱的地点定在“世纪坛”，这也许是一种“匠心”表现——影射世纪之悲哀。

　　绵延数千年的中国，社会也始终存在不同程度的无信现象，甚至官场有“无官不诈”、商界有“无商不奸”的说法，但总体看，诚信还是社会的主流和公认的价值观。 人们都很看重信誉，不管是谁，一旦坏了信誉，小在家庭、亲朋之间，大在一个村庄、一个行业，上至朝堂内外，他都很再难混下去。这应该说，与儒家文化之精华 ——诚实守信代代传承至关重要。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则人任也”。作为人，不讲信用是不行的。只有讲信用，人家才会信任。孟子说：“诚 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实在，是自然的规律；诚实，是做人的准则。

　　“兵不厌诈”，那是战争年代的经典，敌对双方无论怎样装神弄鬼、欺瞒诡骗，人们都会不以为然，视作正常，并不会对社会诚信构成负面影响，因为那是战乱非常时期。问题是，“新中国”在政权建立和巩固以后，频繁发动的政治运动，总是充满谎言和欺诈，把中华民族的诚信基因，一波一波吞噬，直至败坏精光，把中国“炼”成了 一个完全无信的社会。时至今日，官场流氓无赖横行，商场假冒伪劣氾滥，人际间欺骗诡诈成为习惯……在这么一个争相弄虚作假，并以之为能事的社会氛围里，恪守诚实守信，被认为是“脑子进水”，无知傻冒，只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诚惶诚恐，每时每刻都要提心吊胆被当官骗，被商人骗，被同事骗。呜呼，恐怖也哉！
　　中国科学家玩欺诈，没有人玩的过他们，毕竟有权有钱有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