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当代中国反前沿科学潮流人士基因何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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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反前沿科学潮流人士基因何遗传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中国对于自然科学的批判
*（《科学文化评论》第1卷 第5期（2004））
胡化凯  勾文增

摘要  20世纪50至70年代，在各种因素影响下，中国开展过一系列自然科学批判活动，在50年代初期、50年代末期和“文革”时期出现了三次批判高潮。文章探讨了50年代末期与科学批判活动相关的社会政治背景，分析了这一时期关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各个学科科学批判的典型事例，并对这一批判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作了简单评价。文章指出，大量高校学生参加批判活动和对许多科技工作者进行点名批判是50年代后期科学批判活动的两个显著特点；这一时期的科学批判既是50年代初期批判活动的继续和发展，也是“文革”时期科学批判活动的预演。
关键祠  50年代后期  科学批判  社会背景  典型事例

作者简介：胡化凯，1954年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勾文增，1976年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专业博士生。


20世纪50至70年代，在各种因素影响下，我国开展过一系列科学批判活动，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批判思潮。这种思潮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时高时低，50年代初期、50年代末期和“文革”时期出现了三次高潮。我国这段历史时期所进行的科学批判，并非是自然科学领域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之争，而是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在自然科学界的反映，是从哲学和政治上对一些自然科学内容进行否定性评价。这一时期所进行的批判活动，包括对于一些科学理论、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内容的批判，也包括对于一些科学家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这种活动对于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这是我国现代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值得认真总结教训，进行反思。
50年代前期，由于受前苏联科学批判活动和国内思想改造运动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学术界开展过一系列科学批判活动。数学领域批判了数理逻辑、非欧几何和公理化方法等理论中的“唯心主义”；物理学领域对哥本哈根学派量子力学理论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等理论中的“唯心论思想”进行了批判；化学领域批判了共振论和中介学说；生物学领域对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进行了反复批判；医学领域批判了魏尔啸的细胞病理学说；等等。50年代后期，在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政治因素影响下，科学和教育界继续开展了大量的科学批判活动，被批判的对象之多、参与批判活动的人员之众和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之大，都超过了50年代前期。本文拟对50年代后期我国所进行的科学批判情况作一初步考察，以期人们对这一历史现象有一基本的了解和认识。

一  科学批判的社会背景

50年代后期的科学批判活动，是在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进行的。尽管1956年提出的“双百方针”强调给自然科学贴阶级标签是错误的，不许对自然科学进行批判，但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后所开展的一系列学术批判活动又把科学批判行为推向了高潮。

1 “双百方针”的提出和对于科学批判行为的制止
1956年1月，为了适应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中央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提出为知识分子改善生活条件，提高政治待遇。同年2月，苏联召开了第二十次共产党代表大会，会上揭露了斯大林执政期间所犯的各种错误。此后，苏联学术界对自然科学领域里的批判行为进行了反思和重新评价。以批判摩尔根遗传学起家的李森科被迫辞去了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
苏联的这些变化也引起我国学术界对盲目学习苏联所产生的弊端开始有所反省。由于受苏联学术批判粗暴作风的影响，在我国科学和文化领域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作风。
1956年4月下旬，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会议讨论过程中，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发言指出，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象苏联那样给自然科学乱贴阶级标签，说巴甫洛夫理论是社会主义医学，魏尔啸的理论是资本主义医学，牛顿的物理学是封建的，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是资本主义的等等，把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①] 陆定一的发言得到了与会中央领导的认同。4月28日，毛泽东在会议总结讲话中提出了“双百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 [②]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指出：“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 [③]
195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怀仁堂举行报告会，陆定一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重要报告。他在讲话中明确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自然科学包括医学在内是没有阶级性的，它们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因此，在某一种医学学说上，生物学或其他自然科学的学说上，贴上什么“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类的阶级标签，认为“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 “米丘林学说是社会主义的”，“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是资本主义的”等等，都是错误的。[④] 陆定一的报告，充分阐明了“双百方针”的精神实质，表达了党和国家关于发展科学和文化事业的正确指导思想。
1956年9月，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决议指出：“为了科学和艺术的繁荣，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至此“双百方针”被载入中共中央的文件。
“双百方针”的提出，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的历史经验和发展形势，进行认真反思的结果。它作为我国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一项基本政策，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他在多次讲话和一系列的文章中反复解释和论证过坚持这一方针的重要性。
“双百方针”为科学界和文化界的思想解放奠定了基础，对于纠正当时的科学批判行为有着重要作用。
50年代前期，我国的遗传学是受科学批判思潮影响最大、危害最深的学科。从1952年秋开始，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课程在各大学基本停止开设，以孟德尔、摩尔根学说为指导的相关研究工作也全部停止，甚至中学教科书也作了重新编写。生物学界出现了米丘林—李森科学派一花独放的局面，严重地阻碍了遗传学的正常发展。鉴于这种状况，陆定一建议选择遗传学界作为贯彻党的“双百方针”的榜样，通过开展摩尔根学派与米丘林学派的自由争鸣和讨论，恢复摩尔根学说的合理地位和学术讨论的正常状态。由此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科学院于1956年8月在青岛联合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我国遗传学界摩尔根学说和米丘林学说的两派主要学者都应邀参加了会议。在会上，于光远代表中宣部作了重要讲话，进一步阐述了“双百方针”的内涵。他指出： 对于自然科学进行哲学的批判，对科学的发展并“没有帮助，只会造成思想混乱，妨碍自然科学的发展。我们宁可要一个爱因斯坦，而不要一百个这样的哲学家。” [⑤] 他主张以前给摩尔根学派戴的那顶唯心论的帽子，从这个会议起，应该摘掉。在会上，两派遗传学家以严肃认真的学术态度相互交换了意见，加强了相互理解和沟通，长期受到压抑的摩尔根学说得到了伸张。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召开，不仅在生物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在整个科学界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2    “反右派”运动和“拔白旗”活动
“双百方针”指出，不许给自然科学贴阶级标签，自然科学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学术讨论和科学实践去解决。这一方针确定了我国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正确指导思想。 然而，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在随后的几年中这些正确的指导思想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
1956年9月，中央召开了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指出：目前在许多同志中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 。为了消除这些不良倾向，中央于1957年5月发起了“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全党整风运动。
为了帮助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中央号召社会各界人士对共产党提意见，开展“大鸣”、“大放”运动。在“大鸣”、“大放”过程中，全国各条战线上的知识分子向党和政府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和建议。毛泽东认为，“许多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 [毛泽东，1998，473页]；“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 [毛泽东，1998，477页] 。
但也有少数学者在“大鸣”、“大放”中认为，“共产党的领导对科学的发展没有好处。‘在美国没有人管科学，科学家很自由，所以有李政道、杨振宁那样的成就，在我们这里就做不到。’要求共产党‘无为而治’”。也有人认为，“共产党不懂科学”，“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科学工作今不如昔”，“党不信任科学家”等等[关肇直，1959]。对于这类批评，毛泽东认为，批评者具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政治倾向。他指出：“右派的特征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右”[毛泽东，1998，472页]，“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 [毛泽东，1998，473页]。面对这些批评，毛泽东表示：共产党“只要能领导阶级斗争，就能领导向自然的斗争” [毛泽东，1998，376页]。他并且强调：“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 [毛泽东，1992，200页] 。毛泽东坚信，共产党虽然不懂科学，但是能够学会科学，能够领导中国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1957年6月中央发起了“反右派”运动。这次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整风运动中为反击极少数右派分子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而发动的一场“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 [毛泽东，1998，548页] 。这场革命当然也包括科技界。1957年7月，毛泽东指出：“自然科学家中在政治方面和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只要有准确的事实，也应组织反击。” [毛泽东，1998，538页]
反右派运动是一场政治革命，所要解决的是共产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等政治问题，对于学术问题未予深究。反右派运动结束后，“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任务提到了学术界的议事日程上来”［林聿时，1958］，在全国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破除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教授）的迷信、“拔白旗”、“插红旗”等活动。
1958年，毛泽东在几次会议讲话中都反复强调要破除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迷信。他认为，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鄙视、藐视、蔑视”的态度视之，就像“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以鄙视、藐视、蔑视的态度视之”一样 [毛泽东，1992，118页] 。1958年5月4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校庆会上发表讲话时也号召北大的老教授用马列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进一步开展学术上的互相批评和自我批评，彻底改造思想。[⑥] 1958年，一些民主党派和高等院校还开展了关于“为什么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属于剥削阶级”的辩论。
在整风运动中，一些科学家认为我国50年代前期所开展的科学批判活动限制了科学思想的自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干涉。整风运动结束后，学术界发表文章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批判。有的文章认为，这些科学家的观点是想恢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统治地位，是要剥夺马克思主义争鸣的权利，对于侵入自然科学中的资产阶级观点必须加以批判［龚育之，1958］。
1958年，全国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运动。在大跃进中，党和国家提出了知识分子应当走“又红又专”、“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反对走不问政治的“白专”道路。走后一种道路的人被称之为“资产阶级白旗”，属于被批判的对象。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指出：“不是无产阶级插红旗，就是资产阶级插白旗，或者其他人插灰旗；” 我们要“敢于插红旗，拔黑旗、灰旗”。[毛泽东，1992，200—203页]
在上述这些主要因素影响下，科学界和教育界对于一些著名科学家的科学工作进行了点名批判，对一些在50年代前期曾经被批判过的科学理论再次进行了批判，全国又一次掀起了科学批判的浪潮。

二  对自然科学的批判

在50年代的最后几年，全国各家报刊杂志发表了相当数量的针对自然科学领域一些著名科学家及其科学工作点名批判的文章。全国许多高校都对本校一些著名科学家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批判，学术界对一些科学理论也进行了批判。以下仅从几个方面举出若干例子以示之。

1   对数学家及其学术工作的批判
这一时期全国有不少数学家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受到批判，其中比较典型者如：
1958年，《数学通讯》连续发表数篇文章，批判武汉大学数学系教授、《数学通讯》主编曾昭安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署名为武汉大学数学系“教学改革几何战斗司令部”的文章批判了曾昭安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曾昭安曾经说“数学是精神的产物”，批判文章认为这是“在数学的产生和发展上宣扬唯心主义观点”；曾昭安认为古代数学的产生和发展与地理环境、民族性格等有关，批判文章认为这是“宣扬历史唯心主义，反对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文章指出，曾昭安在数学史上抹煞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世界观的界限，颂扬唯心主义，故意贬低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作用；他“反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我们行动的指针，” “反对数学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数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批判文章强调：对曾昭安这种“反动唯心主义世界观必须加以彻底的揭发和批判，坚决拔掉曾昭安在课程中存在的唯心主义的白旗，插上马列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红旗！” [武汉大学数学系教学改革几何战斗司令部（学生），1958b] 一些文章对曾昭安的《数学讲义》和发表的论文也进行了批判，认为其中也充满了“唯心主义的”东西 [武汉大学数学系几何教研组，1958]。还有文章批判了他办《数学通讯》的指导思想，认为该杂志“不接受党的领导”，“严重脱离实际”，“宣扬资产阶级思想”，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刊物”[武汉大学数学系教学改革几何战斗司令部（学生），1958a]。
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批判了该系教师傅种孙的“主观唯心论”思想。他们发表文章说，反右派斗争彻底打垮了傅种孙在政治上的反动气焰，但对于其反动的学术思想的流毒，一直还没有来得及清除，傅种孙作为数学界的一面白旗还没有拔掉；充分揭露他的学术观点的主观唯心论的反动本质，肃清其唯心论毒素在广大师生以及广大中学教师中的影响，划清学术思想上的两条道路的界限，是今天迫不及待的任务。文章认为，傅种孙利用各种场合，散布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对数学的本质横加歪曲，引诱学生脱离实际，脱离政治。傅种孙在《初等数学基础》一书中论述了数学公理化方法的本质。批判文章认为，傅种孙关于数学公理方法的论述“是对数学的本质之极端唯心论的形而上学的歪曲”，因为它割断了数学与生产实践的联系，是在重复资产阶级反动学者罗素的唯心主义谬论。傅种孙主张，各门自然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都应该达到数学化，即建立自己的公理体系。批判文章认为，这是片面夸大数学化方法在科学中的作用，是近代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之一，是一种把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简单化、形式化的倾向，是形而上学观点。文章号召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全体师生和北京市中学数学教师，“充分揭发傅种孙的反动的学术观点和教学观点，展开批判，清除几何基础教学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毒素，坚决彻底的拔掉数学界的这面白旗！” [北京师大数学系数学基础组，1958]
《数学通报》1957年第1期发表了青年数学家徐利治《谈谈个人学习数学的一点经验和看法》一文，文章介绍了作者学习数学的经验和方法。该文被认为是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的数学观，问题是严重的”，必须对其“错误进行彻底的批判”[唐纬华，1959]。1959年，《数学通报》连续发表4篇文章，对徐利治提出的数学研究方法进行了反复批判。其中一篇批判文章认为，徐利治的文章“是一篇宣扬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数学观和极力鼓吹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思想的毒草，”这种“数学观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他以唯心论观点解释数学的发生和发展，其研究数学的目的只是在于追求名利。徐利治在文章中讨论了数学研究中经常运用的“类比联想的原则”、“经验归纳的原则”和“数学归纳法”等。批判文章认为，他的方法论是受其唯心主义数学观支配的，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东西，是根本错误的。这篇批判文章的结论是：“徐利治的人生观是腐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人生观，其数学观和治学观点浸透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他的‘方法论’是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和党的科学研究为生产服务、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以及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背道而驰的。” 这篇文章最后指出：“象徐先生这样的数学家只有彻底的改变唯心主义观点和反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否则是会被历史的车轮碾碎的！” [黄明游，1959]
由上述可以看出，对三位数学家的批判观点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认为他们在学术上具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在数学中宣传唯心主义，反对数学联系实际，是“资产阶级白旗”，必须彻底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