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利治：从留学英国到东北人民大学数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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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利治：从留学英国到东北人民大学数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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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9月1日    阅读次数: 29     默认字体 9pt 10pt 11pt 12pt 13pt 14pt 15pt 16pt 17pt 18pt 20pt 25pt   
中国科技史料
第25卷第4期（2004年）：345-361
徐利治：从留学英国到东北人民大学数学系*

徐利治 口述
(大连理工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大连 116024)

郭金海                          袁向东    访问 整理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010)        (中国科学院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80)

摘要：徐利治提供了他自留学英国（1949年7月至1951年9月）、回到清华大学（1951年9月）及遭逢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与王湘浩和江泽坚等在东北人民大学创建数学系期间（1952年9月至1958年8月）的许多新史料。从中不仅可以看到其学术活动的一些细节，而且可以了解新中国成立后一些知识分子创立高等数学教育机构的艰辛历程。
关键词：徐利治；留学；院系调整；东北人民大学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N092:K8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798（2004）04-0345-17

学术界以往对徐利治(1920—)有过一些深入、详尽的研究成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杜瑞芝与姜文光的专著《上下求索——徐利治》[[1]]，隋允康与王青建的《徐利治》[[2]]。不过，我们对徐利治在阿伯丁大学和剑桥大学（以下简称“剑桥”）参加学术活动的情况及对它们的体认、回到清华后的遭际，以及和江泽坚等协同王湘浩规划、发展东北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东北人大”，该大学自1958年8月更名为吉林大学[[3]，[4]]）数学系的详细经过等仍不十分了解。而这些恰是我们访谈的重点。

访谈时间：2004年4月8日；访谈地点：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1 留学英国
   
1.1 申请
访问者（以下简称“访”）：1949年北平解放初期，您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的资助，得到赴英国公费留学的机会。什么样的人员可以申请？申请的程序复杂吗？包括您是怎样出去的？
徐利治（以下简称“徐”）：通常是教育机构中的人员可以申请。申请程序并不是很复杂，而且没有笔试，只要参加面试与专家的推荐。我那年一共批准了12个人，名额没有满。当我知道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的时候，天津与北平都解放了，北平已经进入军管时期。后来北京市军管会领导经过研究，同意我到英国学习[①]，但要求不要暴露我的地下党员身份。这样在1949年的7月底我就出去了。
访：推荐您的专家是谁？
徐：推荐我的一位是正在北平的许宝騄先生，另一位是正在南京的陈省身先生。许宝騄先生是主要推荐人。我本打算请华罗庚先生推荐，但由于他在美国，没能给我推荐。此外，还需要有一份关于英语水平的推荐书。我找了清华外语系的老主任陈福田先生帮忙。他在我的英文水平推荐书上签了字。实际上，我的英文并不行。不过这就算过关了。[②]
访：您还记得许宝騄先生写的推荐书的内容吗？
徐：由于我此前曾将在美国发表的论文送给许宝騄先生，他大致知道我所做的工作与我的研究能力。他的推荐书很简短，其中有说我具有研究能力，很热诚等词句。
访：那时清华还有其他人申请到这种奖学金吗？
徐：有。当时在清华同我一起申请到这种奖学金的还有另外两个人。一个叫王传纶，是法学院经济学系陈岱孙先生的研究生，比我高两班；另外一个是从燕大转到清华做讲师的李有义。李有义是研究西藏问题专家。他没有去成。因为北平被军管以后，需要研究西藏问题的专家，就留他任军事参谋。我1949年7月从北平出发，王传纶从上海出发。我们在香港见面。当时的12个人中，学习数学专业的只有我一个。到了英国后，新中国便成立了。英国对中国的态度与美国不同，比较实际。它认为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是进行贸易的大市场。它同印度最先承认了中国。因而我们到英国后还受欢迎。在英国学习后，我们这批人中的大多数都回来了。

1.2 在阿伯丁大学
访：您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后，是先到阿伯丁大学（University of Aberdeen）学习。您为什么选择这所大学？
徐：到哪一所大学主要是由英国文化委员会按照个人的研究方向所指定的。申请出去的时候，我填了关于自己所做的研究的信息。英国文化委员会将我们的材料收集齐以后，还请一些专家审查，时间大概是两个月。因为我早期在美国《杜克数学杂志》与《美国数学杂志》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多维的拉普拉斯的渐近积分公式的推广》[[5]]与《一族双重积分的估计法》[[6]]是关于多维渐近积分研究的。研究一元到多元的情况是我最早，后来我的成果还常被国外学者引用。那时阿伯丁大学的莱特教授在整函数渐近展开方面写过一篇很长的论文，且对于多维渐近积分颇有研究。因而，我与他所从事的研究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英国文化委员会就针对性地推荐我到阿伯丁大学随莱特教授学习。
访：您去阿伯丁大学之前，对它的情况了解吗？到阿伯丁大学之后的情况又如何？
徐：对阿伯丁大学的情况一点也不清楚。我知道许宝騄先生是在英国伦敦大学获得科学博士学位的，就去向他咨询。但他对这所大学的情况也不熟悉。到阿伯丁大学以后，我发现这所大学并不大，但它已经有400多年的悠久历史。这所大学由马里夏尔学院（Marshall College）与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组成。我在国王学院学习。
访：您还记得见到莱特教授时的情景吗？
徐：我见到莱特教授后，送给他我以前发表的论文。他对我的工作很感兴趣。他是这个学院的院长，是一个很有事业心的人。他和哈代（Godfery Harold Hardy, 1877—1947）合写过一本数论方面的著作《数论导引》[[7]]。这本书是这个领域很好的教科书。国内有中译本。搞数论的人基本上都知道这本书。
访：您有没有在阿伯丁大学攻读学位的计划？
徐：阿伯丁大学没有正规的研究生院，不过一些名教授也带研究生。我本人并没有攻读学位的计划，而莱特教授希望我直接攻读科学博士学位(Sc.D)。获得这个学位一般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我想英国文化委员会只给我一年的奖学金。若给第二年的话，属于延长。根据其章程，不太可能给第三年的奖学金。况且我不但有老母亲，而且也结婚了。那时莱特教授也跟我讲过，英国科学界重视研究成果的程度高于学位。因此我就更不愿意再攻读学位了。[③]
访：阿伯丁大学的学术氛围如何？
徐：我感觉这所大学的学术氛围不浓厚，通常连进行学术讨论的人都没有。我原本还打算听一些研究生的课程，但没有人正式给研究生开课。学校正式开设的课程，都是针对大学生的。虽然有一些讨论班，但是不正规，也不定期，有可能两、三周举行一次。而且图书设备有限，名家甚少。不过，在我学习的一年中，阿伯丁大学也邀请了两位名家演讲。一个是弗雷歇（Maurice René Fréchet , 1878—1973），一个是怀特海（J. H. C. Whitehead）。弗雷歇是法国人，是泛函分析的奠基人之一。怀特海是英国人，是张素诚的博士导师，对拓扑学有贡献。

1.3 转入剑桥
访：后来您为什么转到剑桥学习？您对剑桥的印象如何？
徐：在阿伯丁大学将近一年期满的时候，我就想到别的地方再学习，于是就选择了剑桥。后来英国文化委员会同意了我的申请。莱特教授有些失望。剑桥比较正规，有十九个学院。我去的是麦达伦学院（Magdalene College）。所谓的学院是生活单位，并非学术单位。学术性的活动主要是全校性的讨论班。讨论班的门类很多。因为每一个重要学者都组织讨论班，有的教授也组织讨论班。我在剑桥的导师是积分方程、泛函分析专家斯米吉斯[④]。
访：剑桥的学术氛围是否比阿伯丁大学好多了？
徐：的确这样。剑桥的学术氛围非常浓厚，几乎每周都有学术报告，而且基本上都是请名人作学术讲演。记得那时做过数学方面报告的有罗谷辛斯基（Werner Rogosinski，1894—？）[⑤]。他是波兰人，为研究傅立叶分析的名家。我在联大的时候就知道他的名字。我到英国时，华罗庚先生在美国。他在给我的信中曾建议我跟他学习。但没有办法。因为他不在阿伯丁大学。另一个在剑桥作过讲演的是奈望林纳（Rolf Herman Nevanlinna ，1895—1980）。他是瑞典人，为半纯函数与亚纯函数理论的奠基人。后来国际数学界以他的名义设立了一个奖。还有一个作过讲演的是维纳（Norbert Wiener，1894—1964）。他于1935至1936年间曾到清华访问，是控制论的创始人，是广义陶贝尔分析的奠基人。我感觉他们的讲演对于扩大眼界很有益处。
访：您的导师斯米吉斯主持讨论班吗？
徐：主持。我曾参加过他主持的讨论班。斯米吉斯并不是一个教授，而是一个Reader（高级讲师）。他的名气与上述讲演人是无法相比的。不过，因为他在剑桥的为人与人缘非常好，大家都很尊敬他。

2  回到清华与院系调整

访：您是1945年在联大毕业后留任清华数学系助教的，1948年被破格提升为教员，而通常在清华由助教晋升为教员需要5至7年的时间。1951年您从剑桥回到清华后即被聘为副教授。您从教员提升为副教授时值新中国成立最初，这是否也与当时的知识分子政策有着一定的关联？
徐：应该有。我于1951年9月初回到清华。在离开英国的前一个月，我已经收到清华数学系主任段学复先生寄给我的聘书。当时清华规定，凡在国外留学回来的学者，无论获得博士学位与否，都可被聘请为副教授。北大亦是如此。我想这是新中国成立最初，知识分子政策比较务实的一个侧面。
访：1952年的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是中国大学教育变革中的一件大事。在调整中，北大数学系与清华数学系及燕大数学系合组为北大数学力学系。随之，清华数学系的大部分教师都调入北大。丁石孙先生说，当时清华一些教授是不赞成这样做的，有的教授还为此专门写过报告，但没有成功。您能否谈谈院系调整的背景？
徐：我1951年回来后不久，周恩来总理在怀仁堂做了一个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动员报告。许多大学的教授与副教授都去了。我与清华的其他一些教师也去听了这个报告。周总理讲了四个半到五个小时。因为大家都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听了报告以后很高兴。同年冬天，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便开始搞了起来。清华的中老年教师都要检查思想，做自我检讨。在我看来，这场运动搞得是有些偏左的。比如，华罗庚先生的几次检查都通不过。这使得他很不高兴，甚至闹情绪，以致连饭都吃不下。由于我曾到英国留学，说我个人主义。这都是上纲上线的，都被批判了的。我们都要做自我检讨。检讨之后，大家通过，才算了事。
访：后来怎么样？
徐：1952年暑假前开始搞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院系调整是中央的政策。中央认为苏联的教育制度是先进的。中国的旧大学是从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期发展来的，受欧美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严重，有些东西，如教育体制，非改不可。上世纪50年代，苏联在许多方面确实是非常先进的。中央政府有全盘向苏联学习的决心。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先生对此大力支持。教育部的另一位副部长钱俊瑞，还做过一个院系调整的动员报告。地点就在后来教育部的所在地大木仓胡同。我与清华的一些教师也到那里听了这场报告。他讲，向苏联学习，不要问哪个好，哪个坏，要全部照搬，只要是苏联做的，就不要对其进行分析评论，把它们先搬过来再说。在这种主导思想之下，大家有意见也不好说了，只好保留。
院系调整就是仿照苏联的教育体制的产物。苏联在十月革命之后，为了进一步培养专业人才，把许多大学的专业变得非常专业化，甚至成立电机工程学院、汽车学院等各种具体的学院，来为苏联的建设服务，以培养高效率的专业人才。我们国家1952年进行的院系调整的指导方针直接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极力倡导综合性大学要与理工科大学分家。在这样的指导方针之下，北大保留了其综合性大学的性质，而清华则变成了一所多科性的工科大学。因此，清华数学系被撤消，主要教师都被并到北大，老教师中只留下了赵访熊教授，在清华搞个数学教研组。

3到东北人大数学系

3.1报名
访：当时您到北大报到了吗？
徐：1952年秋天我已经到北大报到。北大数学系还召开了欢迎会，来欢迎我们这些老清华数学系的教授与副教授。
访：后来您为什么放弃北大的优越教学条件，而选择到东北人大去创建一个数学系？
徐：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一手创办的以培养党政干部、行政干部为主的东北行政学院要变为东北人大，需要北大与清华等国内重点大学支援。因为我们这些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的大部分教师都抱有拥护党与为人民服务的热诚，而且虽然东北相对于北京来说算是边远，但它是工业重心、且便于向苏联学习数学的前沿（东北靠近苏联），与其他边远地区相比是一个好地方，所以我与原清华数学系的许多教师都积极报名。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看到这个名单后，直接点名要我和王湘浩等到东北支援东北人大。那时我也年轻，才32岁。我想何不到那里好好地开拓一个新天地呢！[⑥]
访：当时是自愿报名吗？
徐：是自愿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做事的风格是，即使是动员你做事的时候，也首先让你自愿报名。如果组织的期望与个人的行动一致的话，那自然是最好的。

3.2筹设之初
访：北大数学系与清华数学系去东北人大创建数学系的一共有几个人？
徐：五个人。北大的有王湘浩、谢邦杰，清华的有我、江泽坚、孙恩厚。我们五个人到那以后便成为骨干。
访：筹设之初，除了您们之外，有无其他教师？
徐：除了我们五名骨干教师之外，东北人大还给我们配备了由东北师范大学及其他大学等报名到东北的九名教师。实际上，他们中的一些人连中学数学教师的水平都没有。有些程度好一些，但也不能胜任大学数学系一年级的课程。这些教师中，还包括两名教过大学工科微积分的老先生。那时东北人大数学系共14个人。其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我们这五名从北京去的教师。王湘浩担任数学系主任，我任数学系副主任兼数学分析教研组主任。后来我太忙了，只任系副主任。数学分析教研组主任改由江泽坚担任。
访：筹设之初的学生来源如何？
徐：到了东北人大以后，我们便接收了东北工学院数学系两个班的学生。东北工学院的数学系在刚解放的时候就成立了，并邀请申又枨先生任系主任。院系调整后，东北工学院本着数学系应该交给综合性大学来办的思想，将数学系已有的一、二年级两个班的学生转到东北人大数学系。开课后，原东北工学院数学系一、二年级的学生分别升入二、三年级。同时，我们在长春还招收了一年级的新生。这样在东北人大数学系创建之初，就有了一、二、三年级的学生。

3.3规划
   访：东北人大数学系成立后，作为系副主任，您的办学思想对于该系的发展方向起着重要的作用。那您最初是想将这个数学系建设成什么样子？
   徐：在学习苏联数学教育模式的基础上，吸纳联大数学系之办学经验，将这个数学系办成一所教学与科研并重的国内重要的高等数学教育机构。联大数学系的办学思想具有浓重的西方自由主义色彩。不但鼓励学生的自由发展，尊重学生的自由选择，提倡学生的独立钻研与自我奋斗的精神价值，而且鼓励教师及学生进行自由的科学研究。而这些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指导思想是矛盾的。那时国家采用计划经济模式下培养学生的方针，向苏联学习，照搬苏联，强调开展教研室活动和教师备课等。这些观点、思想与联大等旧式大学的那一套不同。我们在创建东北人大数学系的时候，对于这些并不十分赞成。
   访：这种矛盾在当时的东北人大数学系有无表现？
徐：有。这主要表现在我和江泽坚同王湘浩之间关于大学是否应该搞科研的问题的争论上。我们到东北人大之前，由于已经受到思想改造运动的影响，或多或少都有些偏左。这点在王湘浩身上表现得比较突出。王湘浩一再表示，要为人民服务，要认真搞教学，不要搞科研，搞科研是个人主义。其实，王湘浩自己的研究能力很好。他在美国的博士学位论文《关于格伦瓦尔德（Grunwald）定理》，补充了格伦瓦尔德定理的条件。由于他的贡献，国际数学界将其改进后的定理命名为“格伦瓦尔德-王”定理。但我与江泽坚均认为一定要做科学研究工作。
访：后来有无引发更加激烈的争论？
徐：没有。东北人大数学系刚刚草创，课程、教材，以及学生管理等诸多方面均须从头准备与计划，需要在培养学生方面花费大量时间。而且毕竟我们都经过了思想改造运动，在具体行为上还是采取一种调和的态度来适应当时的环境。因而虽然在思想上与王湘浩的观点有所分歧，但我们在行动上还是一致的。
访：换言之，您与江泽坚做了让步。
徐：不过，两年后情况有所变化。那是1954年的时候，教育部开始规定大学本科生必须撰写毕业论文，有创见的还要发表。这样一来，王湘浩接受了我和江泽坚的意见。于是我们开始兴办数学资料室，补充数学图书、杂志。因为这些是进行数学研究与指导学生撰写毕业论文不可或缺的资源。其实，在我们到东北人大的时候，教育部的曾昭抡副部长说，既然清华已经成为多科性的工科大学，不再做数学研究了，应该将数学图书、杂志支援给新办的东北人大数学系。周培源先生也同意教育部的观点。那时钱伟长先生在清华任副校长，负责图书管理工作，并不同意教育部的决定。他认为清华虽然变成多科性的工科大学，但也要搞数学研究，不能放走数学图书杂志。我曾两次到清华交涉此事，但都没有成功。最后只好自力更生。那时教育部给我们拨了一笔钱。我们就用这笔钱来抓紧购买急需的图书杂志。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通过国外的渠道在欧洲的旧书市场买到一套德国著名的数学杂志Annalen。
访：我们知道，除了图书、杂志之外，师资与课程及教材建设对于一个教育机构的发展亦不容忽视。东北人大数学系在这些方面有无具体的规划？
徐：很难讲到具体的规划，但在这些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不妨先谈谈师资建设。我们注意培养与引进师资。上文提到，我们到东北人大时，学校给我们配备了九名教师，但他们的整体水平不高，而数学系除了为本系学生开课以外，还要为物理系与化学系等开设公共数学课程。我们这五名骨干教师根本不能应付这么多的数学课程。因此，我们赶快培养青年师资。那时我们强调老教师带年轻助教的做法。我同王湘浩和江泽坚每个人都带一、二个年轻助教，指导他们读一些书，并做定期（一、二个月）检查。但没有解决基本问题。东北人大数学系师资力量明显加强是在1954年留下数学系的第一届的优秀毕业生李荣华、伍卓群等人以后。我们不但送他们到北大进修，而且随着对科学研究的提倡，鼓励他们也进行数学研究。这样他们的业务水平提高很快，不久便成为骨干教师。
东北人大数学系成立后，我们建立了泛函分析、代数、计算数学，以及拓扑学等专业。我负责计算数学专业，主要搞函数逼近论。江泽坚负责泛函分析，王湘浩负责代数。在拓扑学方面力量很弱，我们引进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数学所”）的孙以丰。当时孙以丰的一个舅舅（或叔父）在台湾，数学所总是让他检讨思想，要求他交代与台湾亲属的关系，因而他在那里很不得志。他对我们讲，在关肇直领导之下，大约开了他将近100次会。但他无论如何也交待不出来，要他证明“有关系”这个命题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若让他证明“没有关系”，则更加困难。因而他对关肇直很有意见，表示坚决要离开数学所。我听说这件事后，就和王湘浩商量是否将孙以丰挖过来。王湘浩表示同意。但数学所要求我们为他们输送一名优秀毕业生。当时东北人大数学系有一名学生叫董韫美，成绩很好。他的毕业论文是跟我做的。我们在征得他的同意后，将他分配到数学所。后来董韫美被选为计算机科学方向的学部委员[⑦]。孙以丰到了东北人大数学系之后培养了一些拓扑学方面的人才。一个叫干丹岩，后来到了浙江大学。另一个比他低几班，叫何伯和。
访：在课程建设方面做了哪些努力？
徐：我们在课程建设方面所做的努力的最初目的是将一些课开出来。当时国内培养人才的模式是向苏联学习的。我们掌握了翻译为中文的苏联培养数学人才的要求、提纲等的复印材料。例如，培养目标是数学家，课程是什么，等等。其中有许多课程，如，测度论、勒贝格积分论，泛函分析等都是我们在旧大学没学过的。不过，我们这些人的基础还是可以的。我与江泽坚、王湘浩等主要骨干教师就现学、现教，很快就把一些基础课开出来了。而且还把大学一、二年级的微积分、高等微积分、函数论等，以及一些选修课程担任起来。当时，江泽坚还开设了“希尔伯特空间理论”课程。因为巴拿赫空间与希尔伯特空间互相联系，我就配合他讲授“巴拿赫空间引论”。之所以开这些课，一方面是向苏联学习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因为受到许宝騄先生的影响。
访：您到东北人大数学系后，“只要每次到北京出差或开会时，也总要去看望许先生并且往往能长谈一二小时。” [[8]]想必许先生的谈话对您产生了影响？
徐：对。许宝騄先生是我在联大时期的老师。许先生跟我谈到，大学毕业生如果不知道哈代的贡献，不算作有损失，若不知道希尔伯特的工作，则就有损失了。意思就是说，如希尔伯特空间这样重要的数学知识，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是非学不可的。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很大。回到东北人大后，我就和王湘浩、江泽坚谈许先生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个观点很正确。于是我们赶紧把它开出来，尽管以前没有学过这门课程。[⑧]这样我们就一边学，一边教。通过教，不但学到了知识，也为我们进行数学研究积累了本钱。因而我对于“教学相长”深有体会。
访：那在教材方面呢？
徐：在东北人大数学系建系之初，由于“照搬苏联”之风严重，我们在教学上都是用已经从俄文翻译过来的书。
1953年以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记得1953年的暑假，我与王湘浩到青岛开会。听说教育部的副部长曾昭抡也在青岛。王湘浩建议我同他一道去拜访曾昭抡，并向他征询关于“教改”的意见。曾昭抡对我们讲，向苏联学习不要照搬。在教材方面，虽然苏联教材有很多优点，但不见得完全适合中国的大学教育，你们要自己编写教材。
回到东北人大数学系以后，我们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在向苏联学习的同时，应该将自己消化了的认为好的教材加以重新编写。于是我们从此开始进行教材的编写工作。至20世纪60年代前后，就编出了好几部教材，例如，王湘浩与谢邦杰著的《高等代数》（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年），王柔怀与伍卓群编写的《常微分方程讲义》（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年），江泽坚编写的《数学分析》（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年；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65年），以及我自己编写的《数学分析的方法及例题选讲》（商务印书馆，1955年；以下简称《选讲》）等。这些后来都成为全国大学通用的数学教材。《选讲》后来发行到5万册，成为全国的畅销书。丘成桐说他曾演算过这本书上的题目。后来吉林大学数学系出过的一套数学分析教材，一直到80年代修订再版了几次。
访：您能否谈谈东北人大数学系在科研方面的一些具体举措？
徐：在1954年的时候，我提议组织一个数学研究小组。在得到王湘浩的支持后，我在数学系本科四年级挑选了十余名好学生，并指导他们做一些数学研究课题。后来这十余名学生毕业后，有八人成为数学博士生导师。当时，我们还经常搞数学晚会。在晚会上，讲18、19世纪国外的一些著名数学家的思想、贡献、成就，以及数学对于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等。那时，我与王湘浩及其他教师都积极准备报告。这对于巩固学生专业思想与学习数学的兴趣很起作用。
访：1956年12月7日的《光明日报》还以《培养青年教师要大胆放手——访东北人民大学数学系》为题，报道了东北人大数学系培养青年教师的两个经验。一个是让青年教师开课，另一个是帮助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其中第二个经验主要是讲对于青年教师科研能力的培养。这主要采取了两种方式：一种是在老教师指导下做一些题目较小的数学研究工作。另一种是要求青年教师指导学生写毕业论文。这首先是由老教师指导这些青年教师，然后再通过他们指导学生。[[9]]
徐：这相当于老教师在指导两部分学生写毕业论文。此外，东北人大数学系还设立了数学讨论班，让每个青年教师根据自己的进修方向参加一个讨论班。每个讨论班都有一个老教师负责指导，进行的步骤是先系统地读文献，然后分专题进行研究。参加数学讨论班的青年教师，必须读完指定的文献，写出书面材料在讨论班里报告、讨论。
访：当时东北人大支持吗？
徐：当时匡亚明校长是支持的。而且应该指出，东北人大数学系的科研工作搞得很有起色与匡亚明校长对于科学研究工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1955年匡亚明到东北人大任校长后创办了《东北人民大学学报》（以下简称“《学报》”）。《学报》的自然科学版的第一、二期共刊登了十余篇基本上都有新观点或新结果的数学论文。那时国内的科学研究工作才开始复苏，经过政治运动的许多知识分子还不敢进行科研工作。东北人大此举在国内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华罗庚先生当时称东北出现了一颗“彗星”，就是指《学报》自然科学版创办后，东北人大数学系发表数学论文非常之多。再过二、三年，全国的许多大学也陆续开始创办学报。可以说，在当时的大学数学系中，东北人大数学系形成研究风气是较早的。

3.4 政治风浪

访：段学复先生讲过，您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在清华复校后参加了大量的社会活动。段先生印象很深的是一次您曾将清华的一名正在遭到军警通缉的学生领导人张家树送到他家里避难。
徐：有这回事。那时我的主要任务是以清华正式教师的身份，联络清华的著名学者，宣传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主张。
访：1945年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一些进步青年科学工作者组织了一个科学时代社，并于1946年创办了一份《科学时代》杂志。[[10]]您是科学时代社的一名主要成员？
徐：我是活跃分子之一，但不是主要分子。科学时代社的主要负责人是黄宗甄。他是浙江大学毕业的，解放后曾任中国科学院秘书处的秘书长，1957年被划为右派。科学时代社的成员基本上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其中包括清华的吴征镒、汪志华、张谰庆、彭珮云、彭慧云和一些其他的进步分子，以及上海交通大学的不少进步人士。
访：《科学时代》主要刊登什么样的文章？
徐：这个杂志是一个进步刊物，一般登载进步人士的文章，宣传科学要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复兴服务，科学要理论联系实际，介绍一些欧美先进科学的发展，还请曾昭抡等教授谈谈科学。由于《科学时代》的名字与刊载的文章都与科学有关，所以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不好封这个杂志。
访：当时地下党员的身份是保密的。科学时代社的成员是否知道其他成员的身份？
徐：许多人并不知道其他人的身份。实际到新中国成立后公开地下党员的名单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参加活动的许多人都是地下党。不过，当时地下党的活动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有少数人知道对方的身份。我与吴征镒、何东昌在一个小组，自然都知道对方是地下党员。另外，我也知道关肇直、田方增是地下党员，但我们一直是心照不宣。
访：可以说，您作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为争取社会进步与民族解放做了很多实事。但到了“反右斗争”中，却被打成右派。您被打成右派，无疑与您所写的上报材料——“万言书”，有着必然、复杂的联系。[⑨]但您被打成右派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徐：我是1952年9月到东北人大的。1952至1955年间，东北人大的校长叫吕振羽。在教育部党组派的检查组核实了我上报的材料后，吕振羽就被撤掉了。此后，华东局宣传队的副部长匡亚明到东北人大任校长。1956年我到苏联参加“全苏泛函分析及其应用会议”后，在东北人大做了一个介绍这个会议及苏联情况的报告。匡亚明校长觉得这个报告很好，于是对我很器重，让我担任校党委委员与长春市党代表。当时对丁则良[⑩]与余瑞璜这些人士也特别重用。如，任命丁则良为历史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余瑞璜为副校长、科研部部长兼物理系主任。所以从那时起我们这些北京去的教师对于东北人大的发展开始起很大的作用了。匡亚明到北京开会时听到不少人在讲，东北人大最有起色的是理科：数学、物理、化学三个系。东北人大之所以在国内有名气主要靠理科，而文科还没有上来。而理科的教师多是我们从北京去支援的人。
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以后，情况全变了。1955至1956年间，我在东北人大召开的全校教师教学研究座谈会上，讲过一段话。我说：“大学教学应该不同于训练班的教学，不同于普通学校为了培养中层干部的教学法，大学教学应该是讲学，大学中讲课即讲学”。换言之，大学应该强调主观教学，提倡教师思想上的创新，而不是客观教学。教师应该讲研究成果，教师在大学教学中应该将自己消化后的学术思想与观点传授给学生，不能照本宣科，不能像培训班一样刻板地去教。匡亚明校长同意我的观点。后来他在一些报告中曾引用我的话。整风反右运动开始后，有些人就借此来批判我。他们说，这是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英才教育思想的体现、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包教包懂”背道而驰。
访：您的讲话有没有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比如说，是否刊载于东北人大的内部刊物，或者简报上？
徐：据我的印象，东北人大内部的刊物，或者简报上没有刊载我的讲话。不过可能在整风反右运动以后的一些简讯中提过。那是作为我的资产阶级教育观的批判材料。从强调培养创新人才的现在来看，大学中“讲课即讲学”这个观点不但没有过时，而且还应该提倡。
访：您是1958年早期被划为右派的？
徐：1958年一、二月份。匡亚明一直把我保护到最后，但1957年底增补了一批右派，我就被划在其中了。
访：反右派运动结束后，您又受到科学批判浪潮的冲击。您在1957年1月号的《数学通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谈谈个人学习数学的一点经验和看法》，其中论及“志趣是激励钻研的力量”、“直观是理解数学的因素”，以及“数学中也有方法论”等问题。[[11]]1959年，《数学通报》反复发表文章对该文进行批判。[[12]-15]这些文章主要称该文是一篇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唯心主义，以及引诱青年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群众的坏文章。
徐：我的这篇文章主要介绍我学习数学的经验和个人切身的体会，事先并未想到后来受到如此的大的冲击。
访：1958年国内科学界发生了一件大事，即“拔白旗”。[16]这件事在北京影响很大。不知您对此有无印象？
徐：有。大概是从武汉大学批判当时该校党委委员、数学系党总支书记齐民友的事情发起的，那时称他是资产阶级的白旗在党内的代表。
访：对。“拔白旗”被推广到全国的各个学校，连数学所也未能幸免[17]。
徐：当时虽然我们也跟着学习，但已经不发表意见了。那是一种被动的学习，所以也没有发表意见的必要了。因为被划为右派以后，许多权利都被剥夺了。让我还能够教书，已经很不错的了。
访：据说您错划为右派以后，投寄给国内杂志的文章总是被退稿[11]？
徐：是的。后来我就把文章投寄给匈牙利、捷克等东欧一些国家与英国剑桥的数学杂志社，结果都发表了。我在匈牙利发表的文章刊登于匈牙利国家科学院办的学报上。匈牙利这个国家虽小，但其数学是一流的。这样反而对我更有利。因为在国外发表的文章引用起来更方便。若在国内发表，国外专家可能还不容易见到。当时国内的这种极左的做法不是针对我一个人，对有些右倾倾向的人也一样。记得我和王仁宏[12]曾合作过一篇论文。当时《中国科学》已经审稿通过。他们要吉林大学（当时东北人大已经改名为“吉林大学”）党总支写一份推荐书，但吉林大学党总支不同意。其实，《中国科学》已经将我们论文的清样都打印出来了，但就是不准发表。这是由当时的形势所决定的，并非一、二个人的问题。后来我和王仁宏合作的一篇短文在苏联的《科学院报》杂志发表了[18]。《科学院报》是苏联科学院主办的世界一流的科学刊物。但由于王仁宏跟我合作过这篇文章，他的职称与工资都受到了不利影响。和他一起的助教的职称与工资都上升了，可他的连续好几年都没有提升。现在想起来，真是太可笑了。
访：其实也是很可悲的！

3.5 创办计算数学专业
访：国内第一个计算数学专业是您在东北人大数学系创办的。您为什么想到创办这个专业？
徐：东北人大数学系的教学步入正轨后，我们集中主要精力兴办学科点，包括计算数学、泛函分析，以及拓扑学。我主要负责兴办计算数学的学科点。那时，美国与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开展了计算数学的研究工作，而且用计算机计算。我们国家也已经有了搞计算数学的呼声。
访：您1956年的1月至2月之间到苏联莫斯科参加了由苏联莫斯科数学会组织的“全苏泛函分析及其应用会议”。会议期间，您与坎托罗维奇(L. V. Kantorovitch, 1912-)[13]见面，向其征询发展计算数学的建议。我们知道，坎托罗维奇是线性规划的创始人之一，是经济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那时他还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但已经很有名气。他以泛函分析观点研究近似计算，已经发表过几篇计算数学方面的论文，主要是将牛顿求根方法推广到泛函方程，即所谓的广义牛顿法。而且有《半序空间泛函分析》（Semi-Ordered Space）出版。这本书后来有中译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1960年）。他除了给您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之外，还推荐他的学生梅索夫斯奇赫（I. M. Mysovskih）到东北人大数学系支援您开展计算数学专业。[14]梅索夫斯奇赫的工作是否与坎托罗维奇的一致？
徐：梅索夫斯奇赫虽然是坎托罗维奇的弟子，但实际上他的工作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计算数学。他主要搞数值分析的计算方法。
访：这次会议的国内代表是如何选定的？与您一起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哪些国内专家？
徐：据我所知，苏联数学会给中国科学院寄发了这次会议通知，中国科学院又将会议通知转发给国内的大学。那时咱们国家关于泛函分析的研究非常薄弱，只能说是刚刚入门。经教育部与中国科学院商量后，决定以中国科学院的名义派一个由三个人组成的代表团。其中包括曾远荣，田方增，还有我。曾先生是领队，是最早将泛函分析引入国内的学者。他于20世纪30年代在清华数学系讲授过泛函分析课程，对希尔伯特空间算子做出过贡献，在广义逆等研究领域成就卓著。
访：梅索夫斯奇赫在东北人大数学系是什么时候？
徐：是1957到1958年。
访：那时您已经被错划成右派了，是由于匡亚明校长的鼎立支持和帮助[15]，才使得您能够一边戴着右派的帽子，一边和梅索夫斯奇赫一起工作的？
徐：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后来听说党内部有一个政策：右派高级知识分子中有一技之长的人，还应该在工作中改造[16]。因此我还可以继续做我的教学工作。
访：梅索夫斯奇赫在东北人大数学系的一年多时间内，您、李岳生、冯果忱获益甚多[17]。1960年您所在的计算数学教研室曾将梅索夫斯奇赫的专著《计算方法》翻译为中文出版（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年）。这对于他来说无疑也是一件幸事。
徐：当然。此外，梅索夫斯奇赫利用在东北人大数学系教课的机会，还将他的工作编辑成讲义，以俄文出版。
访：您与梅索夫斯奇赫曾开设了一个计算数学的培训班？
徐：对。我们那时组织了一个培训班，在全国招收了一批学生。这批学生回到各自的大学后，大部分人都变成该大学计算数学专业的带头人，或者对此学科起到重要影响的学者。例如，从北大来了两个人。一个叫许卓群，另一个叫徐翠薇。他们回到北大后，在徐献瑜先生的领导下一起搞计算数学，后来对北大计算数学的发展起的作用很大。许卓群现为北大教授，博士生导师。康立山回到武汉大学后，搞计算分析、平行算法，还出了专著。
访：东北人大数学系对国内计算数学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徐：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徐献瑜先生在北大数学系提倡搞计算数学。但东北人大数学系开始搞计算数学的时间比北大要早半年至一年。前面讲过，北大数学系还派许卓群与徐翠薇到东北人大数学系参加计算数学的培训班，听梅索夫斯奇赫讲授的课程。
访：您能否谈谈东北人大数学系毕业生的情况？
徐：东北人大数学系培养出了一批人才。上文提到1952年东北人大数学系成立的时候，就有了一、二、三年级的学生。到1954年，我们有了第一届毕业生。那一年恰好国内其他大学数学系没有毕业生。这一届的毕业生中有四人分配到复旦大学数学系，很快成为年轻的骨干教师。他们跟陈建功先生搞复变函数，搞出了名堂，后来也成为博士生导师。这一届学生中有两个人后来成为大学校长。一个是前面讲过的李岳生，任中山大学校长；另一个是伍卓群，任吉林大学校长。上文提到，参加我在东北人大数学系数学研究小组的学生，后来有八人成为数学博士生导师。值得一提的是陈文山原。他学习成绩非常优秀，是数学小组的成员，但当时认为政治方面“差一些”。他1954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兰州大学数学系。在那里他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研究生，为该系后来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4 结语
访：请您谈谈从英国留学到东北人大数学系期间的一些感悟？
徐：我们这些到长春创建东北人大数学系的人都受过旧大学的教育，都还受到一些旧的传统的影响。例如，做学问要老实地做，要专心，应该培养兴趣，不能有依赖性等。这些东西我们都带去了，通过言传身教又使它们对学生产生了影响。因而，在我们培养出的学生的身上或多或少地还能找到我们当年创办大学的精神影响。这些精神影响中的很多方面是从解放前的大学中继承过来的。当然，我们在教学中也修正了一些在向苏联学习的大潮与政治运动的风浪下所出现的不适当的内容。但是怎么搞学问，怎么对待科学，应该如何讲求学术道德等观点，总是努力灌输给学生的。而且我们一贯提倡学生尊师重道的精神。因而，东北人大数学系的许多学生基本上都是尊师重道的。尽管经过整风反右运动与文化大革命，这种尊师重道的精神受到了冲击，但是一些优秀学生与后来成为博士生导师的人对于我们这些老师还是心存铭感的，以致这种精神在现在的吉林大学数学系还多少保留了一些。
访：一所学校要建立起一个传统是很不容易的，但如果要抹掉它却是相当容易的。解放前的清华数学系吸收了许多美国大学的办学传统与风格，与当时的国内的其他大学数学系相比，有许多显著的优点。例如，它强调研究。其研究成果与培养出的数学人才明显多于当时国内其他大学数学系。但它在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被撤掉了。这个系的大部分教师离开了清华。当然有的人又成为数学的“种子”。不过，1978年后一些有志之士想在清华重新建立起以前数学系的传统已经相当困难了。这说明让一种学术风气扎根并不容易。您们这几位老先生在东北的环境中，能够做出这样至少在某些方面在国内已经产生影响的成绩，确实是下了一番苦功的。
徐：值得指出，一所大学的“精神性存在”的影响很大。我这里所说的精神性存在包括一所大学的名声、历史、传统、学术贡献、专业特色、人才成果，以及校风、校训等。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19]。我认为正面的提法是，应该重视精神性存在的作用和价值。欧洲的一些著名大学的校长与学术领导人对这些东西是多少有体会的。例如，我曾经待过一年的剑桥，其精神性存在的财富是很丰富的。我参观过那里的卡文迪许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很大，里面的设备非常朴素。但里面保留着当年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1831-1879）做实验的地方与做出的一些经典性的研究成果。麦克斯韦建立电磁方程，也受到卡文迪许实验室精神环境的无形的影响。卡文迪许实验室所倡导的精神是将实验结果提升为理论。这种精神影响了此后卡文迪许实验室的许多年轻人。从麦克斯韦、汤姆孙（Joseph John Thomson，1856-1940）等下来，积累了很多的精神性财富。它是使得剑桥能拥有一个培育大批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摇篮的无形力量。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原子物理出来以后，接二连三地出现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也与这个学派形成的学术传统有关。从第一个打破原子核的卢瑟福，到其徒子徒孙，形成了这个学派的学术传统与一套思想方法，这就变成了精神性存在。当然，培养精神性存在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需要精神性成果的逐年积累。
访：中国近代意义上的高等数学教育机构均是在20世纪10年代民国成立以后建立的。我们知道，此后随着高等数学教育的兴起与中外数学交流活动的加强，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就有在国际数学界暂露头角的数学家出现了。到20世纪40年代便有做出世界一流工作的一小群数学家了。但从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国内学者的数学工作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的就甚少了。您能否就此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徐：从总体上看，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国内学者的数学工作的质量水平是不高的，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的确实甚少。这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原创性工作甚少，追随性工作占了绝大部分，而且有高质量、高水平的“发展性工作”也很少见。二是国内学者的大量工作大都是技术性、改进性工作，极少寻求数学思想上的突破和创新。正如20世纪50年代前在联大时华罗庚先生对我说的那样：“我国数学界的许多人，其实是‘数学匠’，而非‘数学家’。”后来我逐渐理解华先生的原意是说，数学家是必须具有创新思想的，只有技巧而乏思想，只能称为“数学匠”。其实，我自己的许多工作也只能算是属于数学匠工作之列，其有原创思想的屈指可数。
当然，造成这一窘况的原因比较复杂，但以下几点不容忽视：首先，20世纪50-60年代移植了大量原苏联先进的数学教材与数学文献资料到中国后，使大批青年学子和数学教师们都倾心于学习、继承和模仿。这需要耗费相当多的时间与精力，从而相对来说，也就湮灭了数学创造性研究的激情和精力；第二，数学创造性研究，往往表现为“个人性”的精神活动，而这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常常被批判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或“个人名利思想”。这种潜在的“精神压力”延续了许多年，直到70年代至80年代，大部分富有才华的中、青年一代还没有很好地自我解脱出来；第三，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生活很不稳定，真正能够进行科学研究的时间很少，学者很多时候纠缠于开会、各种“斗批改”的活动等方面。虽然偶尔能够抽出了一些时间进行科学研究，但许多图书馆都关闭了，而且也很难见到国外的杂志与发表的研究成果；第四，向苏联学习后的高等教育体制及对师生的思想教育和管理约束等，比原苏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体制影响下，师生只能循规蹈矩地、按部就班地、按既定计划去完成任务。久而久之，与自由思想意识相随相从的“创造性思维”意识也就被磨损掉了。

致 谢: 这是继我们访问整理的《回顾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徐利治教授访谈录》发表后关于徐先生的另一篇访谈录。在近7个小时的时间内，这位耄耋老人与我们倾谈了这段历史，此后，还与我们以书信的方式交流，并阅读访谈稿。徐先生在2004年10月赴美之前，仍与我们就访谈稿内容进行讨论。藉此访谈录发表之际，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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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金海（1974-），天津人，理学博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数学史的研究。袁向东（1941-），江苏苏州人，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数学史的研究。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知识创新项目“中国近现代科研体制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10071085）。

[①]杜瑞芝与姜文光对批准经过已有论述，在此不赘。参阅考文献（[1]，34页）。
[②]以往关于徐利治的论著，仅有杜瑞芝与姜文光的专著提到，“许宝騄曾认真为徐利治写了推荐信，并指点他对选拔考试做了认真准备。”未论及陈省身和陈福田亦推荐徐利治之事。参阅考文献（[1]，33页）。
[③]杜瑞芝与姜文光曾给出徐利治未在阿伯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原因：“在那个时代的人，尤其是徐利治，由于在西南联大那样一种自由与务实的学术氛围中成长起来，‘学位意识’十分淡薄。徐利治还特别受华罗庚先生的影响，深信一位成功的数学家主要应当靠科研成果，靠在数学上实实在在的贡献，而不必靠形式上的‘学位’。” 参阅文献（[1]，39页）。显然这些原因是存在的，正文中莱特教授所说的英国科学界重视研究成果的程度高于学位之言对徐利治能够产生影响，即为重要表征。不过由正文可知，还有更为现实的原因。
[④]斯米吉斯于1937年以学位论文《线性积分方程理论》（The Theory Of Linear Integral Equations）在剑桥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导师是哈代。
[⑤]有时译作洛戈辛斯基。
[⑥]杜瑞芝与姜文光曾谈到徐利治到东北人大的原因：“曾（曾昭抡）副部长与北大有关领导表示过，支援新建的东北人大，应当有徐利治这样年轻有为的学者。经过系领导开会动员后，徐利治表示愿意放弃北大的优越教学条件，去东北人大。” 参阅文献（[1]， 42页）。从正文来看，除此之外，徐利治还考虑到其他方面，而且是自己积极报名到东北人大的。
[⑦]董韫美1956年毕业于东北人大数学系，1993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为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研究员。
[⑧]徐利治曾撰文阐述许宝騄的数学学术思想对他和王湘浩及江泽坚等进行东北人大数学系课程建设的影响。在此不再详述。参阅文献[8，58-59页]。
[⑨]杜瑞芝与姜文光对此已有详尽研究，在此不赘。参阅文献（[1，48-60页]）。
[⑩]丁则良后来因政治迫害自杀。
[11]杜瑞芝与姜文光曾提及1958年后国内一般数学刊物不接受徐利治的论文，但并未就此展开。参阅文献（[1，60页]）。
[12]王仁宏现任大连理工大学计算数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数学科学研究所所长。
[13]坎托罗维奇为原苏联数学家，数理经济学家，是现代计算数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
[14]对此与后来梅索夫斯奇赫到东北人大数学系工作的情况，杜瑞芝与姜文光有较为详尽的论述，以下不赘。参阅文献（[1，44-47页]）。
[15]杜瑞芝与姜文光曾对此有所论述，在此不赘。参阅文献（[1，45页]）。
[16]以往关于徐利治的论著并未提及此点原因。
[17]梅索夫斯奇赫在东北人大数学系工作期间，李岳生和冯果忱担任徐利治和梅索夫斯奇赫之间的翻译。杜瑞芝与姜文光已对此已有介绍。参阅文献（[1，4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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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1]] 杜瑞芝，姜文光.上下求索——徐利治.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1.
[[2]] 隋允康，王青建.徐利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数学卷1）.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422-435.
[[3]] 吉林大学校长办公室编.吉林大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11.
[[4]] 《吉林大学五十年》编写组编.吉林大学五十年.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86-87.
[[5]] L.C. Hsu. A Theorem on the Asymptotic Behavior of a Multiple Integral. Duke Mathematical Journal, 1948(15): 623-632.
[[6]] L.C. Hsu. Approximations to a Class of Double Integrals of Functions of Large Numbers.  American Journal of Mathematics, 1948(70):698-708.
[[7]] G. H. Hardy, E. M. Wrigh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umber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8]] 徐利治.回忆西南联大时代的老师许宝騄先生.见：北京大学数学科学院编.道德文章垂范人间——纪念一代宗师许宝騄诞辰90周年.2000.58.
[[9]] 桑圣耀.培养青年教师要大胆放手——访东北人民大学的数学系.光明日报，1956年12月7日，第2版.
[[10]] 黄宗甄.科学时代社和《科学时代》.中国科技史料，1996，17（4）：48-69.
[[11]] 徐利治.谈谈个人学习数学的一点经验和看法.数学通报，1957，（1）：1-3，31.
[[12]] 唐纬华.评“谈谈个人学习数学的一点经验和看法”.数学通报，1959，（6）：11-14.
[13] 浇锄.批判“谈谈个人学习数学的一点经验和看法”一文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维新主义的观点.数学通报，1959，（8）：8-10.
[14] 黄明游等. 对徐利治的“谈谈个人学习数学的一点经验和看法”一文的初步批判.数学通报，1959，（9）：13-15.
[15] 麦卓文. 批判“谈谈个人学习数学的一点经验和看法”.数学通报，1959，（9）：4，16-17.
[16] 人民日报评论员.拔掉教育战线上的白旗.数学通报，1958，（9）：1-2.
[17]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通讯.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数学通报，1958，（10）：4-6.
[18] L. C. Hsu, Wang Ren-hong. Oгщие　мeтоды Bоэраcтаюих мпожитeлей и аппроксимация　 неогранйченных непpeрывныx Функций некотоpыми конкрeтными полиномиальными　 отератоpaми．Докл．Акaд．Haук CCCP, 1964, 156(2):264-267.
[19] 梅贻琦.梅校长到校视事召集全体学生训话.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卷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219.







From Studying in England to going to the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in Northeast People’s University: An Interview with Prof. XU Lizhi (HSU L. C.)

Told by XU Li-zhi
（Institute of mathematical Science, Dalian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
Interviewed by GUO Jin-hai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CAS, Beijing 100010, China）
and YUAN Xiang-dong
（Institute for Mathematics and System Science, CAS, Beijing 100080, China）


Abstract: Prof. XU Lizhi( Hsu L. C.) afforded some rare historical materials about his personal experiences from his beginning to study in Englandin July 1949, returning to Tsinghua University in September 1951）and the disabandment of its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due to a nationwide reform in higher education, to his going to the Northeast People’s University at Changchun where he established a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together with his colleagues including WANG Xiang-hao and JIANG Ze-jian. From the interview, one can see not only the details of his academic activities, but also the hardships of some intellectuals in creating an  education institute for higher mathematics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Key words: XU Li-zhi, to study abroad, reform in higher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t Northeast People’s University, speciality of computing mathema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