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最钦佩的三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狄拉克和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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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最钦佩的三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狄拉克和费米

作者  杨振宁先生  丁一  2025 年 08 月 28 日 08:00  山东

在西南联大我做中学老师的时候，学到了很多东西。不止是书上的东西，还学到了到底物理研究的精神是什么。我为什么能讲这句话呢？因为每一个学问里头都有很具体的东西， 可是它有一个精神，这个精神在不同的时代是不一样的，如果只是在最底下摸来摸去，不能窥全貌。你要达到一个程度，不仅在底下看得清楚，能够知道长高是怎么一回事情。怎么知道你就达到了那个程度呢？比如说你对哪个人的工作特别欣赏，那个时候我确实是学了很多东西，所以可以有一个看见全面的意义。

第一位就是爱因斯坦（1879-1955），爱因斯坦比我大 43 岁，后来我到美国看见过他，还跟他谈过，但是我看见他时他年纪已经很大了，所以没有跟他谈过很多的物理。另外一位叫做狄拉克（1902-1984 ，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量子力学与量子电动力学的核心奠基人之一），他比我大 20 岁，他是英国物理学家，后来我跟他也很熟。第三位叫做费米。他们三位的物理学我非常喜欢，我了解到物理有很复杂的现象，但是很复杂的现象背后有很精密的定律，而他们能把这些定律精神一语道破，这是他们伟大的地方。我很幸运能跟他们有很多的接触。

【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 ，美国和瑞士双国籍的犹太裔物理学家，现代物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之一 。

保罗·狄拉克，1902-1984 ，是 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量子力学与量子电动力学的核心奠基人之一。他以 “简洁到极致的数学思维” 和 “对物理规律深刻的洞察力” 著称，提出的狄拉克方程不仅统一了量子力学与狭义相对论，更首次预言了反物质的存在，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微观世界的认知。

恩里科·费米，1901-1954 ，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物理学家之一，兼具 “理论物理的深度” 与 “实验物理的实践力”，被誉为 “最后一位同时精通理论物理与实验物理的全才”。他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量子力学、核物理、粒子物理的核心奠基人，也是 “核反应堆” 的发明者，在二战期间领导了 “曼哈顿计划” 的关键环节，对现代物理学与核能应用的发展起到了革命性作用。】

1945 年，日本宣布投降的八月里，我因为考取了留美公款，我跟 20 几位同学经过印度，经过大西洋到了美国，去做研究生。其中 1946 年到 1949 年是在芝加哥大学（注：1946 年 1 月开始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1948 年 6 月获得博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一年后，加入普林斯顿研究院）。在芝加哥大学不仅看到了费米教授，还有一位比他年轻的泰勒教授，我看见他的时候，他还不到 40 岁，已经是很有名的物理学家，后来他变得更有名，后来他被公认美国氢气弹之父。

原子弹和氢气弹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核武器，知道它的制造原理以后，后面不是理的问题，而是“工”的问题。但是氢气弹不一样，会造原子弹，要做氢气弹还要有窍门，这个窍门在美国是泰勒所发现的。我从泰勒跟费米那儿学到很多东西，很重要的是一点：原来我在中国所学的物理很好，但那只是物理学的一部分，因为芝加哥大学所注重的物理，也就是泰勒和费米所注重的物理跟我在中国所注重的物理，精神不一样，虽然内容是一样的。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在国内所学的物理学是书本上的知识，是已经做好的，好象菜做得很好，你就吃。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我从泰勒和费米那儿所学到的不是怎么去吃这个大餐，是怎么做这个大餐。所以他们所注意的是一些还没有被了解的现象，希望把这个现象通过他们的研究可以了解归纳出来规则。在国内是从规则出发研究没有了解的现象，在芝加哥是一些还没有了解的现象里头提出它的精神，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方向，但都是重要的。一个学生在研究工作的时候，必须要把这两个方法融会贯通，这样才能有大成。

（注：爱德华·泰勒，1908-2003 ，匈牙利裔美国理论物理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被称为 “氢弹之父” 。）

在芝加哥大学最后一年，邓稼先（1924-1986）来了，他跟我是中学和大学同学，他跟杨振平在 1949 年租了一个房子住了一夏天，整天研究学问，也整天到各个地方去游玩。邓稼先后来回国，他对于中国的原子弹、氢气弹有杰出的贡献。所以张爱萍将军在邓稼先过世以后，说邓稼先是两弹元勋。

【2009 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在一次访谈中回忆：

邓稼先和杨振宁同是安徽籍人，各自的父亲邓以蛰、杨武之都是清华大学教授，两家同住清华西院宿舍，9 号、11 号更是紧近邻居。邓教美术史，杨教数学，性格很合得来。邓稼先的妈妈和杨老太太都是贤妻良母式的家庭妇女，关系也很好，所以两家是世交。

邓稼先出生于 1924 年，比杨振宁小 2 岁。他们两人生性都很顽皮，兴趣也一致，两人都曾在西南联大读书，但因为中学时杨振宁跳了一级，大学里要比邓稼先高三级，就更是一个大哥哥了，所以邓稼先对杨振宁很亲密。

1947 年，邓稼先考上了赴美公费研究生，须由自己联系学校。杨振宁那时在读的芝加哥大学学费较贵，他就帮邓稼先联系了离芝加哥市很近的普渡大学，这样他们来往就很方便。

1950 年 8 月 29 日，邓稼先获得博士学位当即回国了，那时杨振宁去了普林斯顿，之后两人分隔了很长一段时间。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美国报纸登出了中国研究人员的名单，尽管是英文译音，但是杨振宁一看就认定其中一人就是邓稼先。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肯定地相信那就是邓稼先？他说，中央情报局是不可能去编一个名字恰好与邓稼先同音的。

1971 年杨振宁首次回中国，到上海之后定了一份要见的亲友名单，其中第一个就是邓稼先。

那时“四人帮”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很多人遭了殃。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前）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他们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组织了一批人去斗他，理由是有两次核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抓住科学测试的失误上纲上线，目的就是要把负责人邓稼先搞掉。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振宁要见他。周恩来命令把邓稼先召回了北京，邓稼先侥幸得救。

我尽管不信佛，但是对这件事情总觉得冥冥之中上天有个安排，让杨振宁来救邓稼先一命。1990 年我去美国时，与杨振宁谈起，他大吃一惊：有这样的事？

其实，无意之中他还救了一大批中国搞核武器的人。这样的巧合真不能用语言来描述，简直太绝妙了。我至今想不出该怎么表达，我为此非常感激他。

那以后，杨振宁每次来中国，当邓稼先和他在一起时，总是杨振宁口若悬河地讲，邓稼先在一边静静地听。因为杨振宁了解全世界最前沿的研究进展，什么都是公开的；而邓稼先恰好相反，什么都是保密的，他不得不谨慎开口，生怕泄漏任何一点“天机”。所以，往往是邓稼先简单提问，杨振宁滔滔回答。】

1948 年我在芝加哥得到博士学位以后，我做了 17 年的研究工作，那 17 年是我做研究工作最成功的时候。奥本海默是美国战时制造原子弹理论方面的领导人，他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美国原子弹发展理论方面最重要的领导是奥本海默，中国原子弹发展最重要的领导人是邓稼先。他们两个人我都非常熟悉，但是他们两个人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奥本海默是锋芒毕露的，很多人不喜欢他。邓稼先是个含蓄的人。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邓稼先在美国，他不可能领导美国原子弹的发展。同样，奥本海默在中国也不可能领导中国原子弹的发展。美国政府当时看种奥本海默做原子弹的领导人是也远见的，同时中国的领导人选了邓稼先来主持中国原子能的设计也是非常有远见的事情。

【杨先生提到的这篇文章，是在七十一岁写的《邓稼先》：

邓稼先于 1924 年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注：杨振宁先生于 1922 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在北平上小学和中学以后，于 1945 年自昆明西南联大毕业（注：杨先生 1942 年从西南联大本科毕业，开始读研究生）。1948-1950 年在美国普渡大学读理论物理（注：1946 年 1 月 - 1948 年 6 月，杨先生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得到博士学位后立即乘船回国，1950 年 10 月到中国科学院工作。1958 年 8 月被任命带领几十个大学毕业生开始研究原子弹制造的理论。

全面抗战开始的前一年，1936 年到 1937 年，稼先和我在北平崇德中学同学一年。后来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我们又是同学。以后他在美国留学的两年期间我们曾住同屋，五十年的友谊，亲如兄弟。

1949 年到 1966 年我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27 岁 - 44 岁），前后十七年的时间里院长都是物理学家奥本海默（1904—1967）。当时他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他曾成功地领导战时美国的原子弹制造工作。高等研究院是一个很小的研究院，物理教授最多的时候只有五个人，包括奥本海默，所以他和我很熟识。

奥本海默和邓稼先分别是美国和中国原子弹设计的领导人，各是两国的功臣，可是他们的性格和为人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他们走向了两个相反的极端。

奥本海默是一个拔尖的人物，锋芒毕露。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在德国哥廷根镇做波恩（1882—1970）的研究生。波恩在他晚年所写的自传中说研究生奥本海默常常在别人做学术报告时（包括波恩做学术报告时），打断报告，走上讲台拿起粉笔说“这可以用底下的办法做得更好……”我认识奥本海默时他已四十多岁了，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了，打断别人的报告，使演讲者难堪的事仍然不时出现，不过比起以前要较少出现一些。

奥本海默的演讲十分吸引人。他善于辞令，听者往往会着迷。1964 年为了庆祝他六十岁的生日，三位同事和我编辑了一期《近代物理评论》，在前言中我们写道：他的文章不可以速读。它们包容了优雅的风格和节奏。它们描述了近世科学时代人类所面临的多种复杂的问题，详尽而奥妙。

像他的文章一样，奥本海默是一个复杂的人。佩服他、仰慕他的人很多。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少。

邓稼先则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诚真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

我想邓稼先的气质和品格是他所以能成功地领导许许多多各阶层工作者为中华民族做了历史性贡献的原因：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

“文革”初期他所在的研究院（九院）成立了两派群众组织，对吵对打，和当时全国其他单位一样。而邓稼先竟有能力说服两派，继续工作，于 1967 年 6 月成功地制成了氢弹。

1971 年，在他和他的同事们被“四人帮”批判围攻的时候，如果你和我去和工宣队军宣队讲理，恐怕要出惨案。邓稼先去了，竟能说服工宣队军宣队的队员。这是真正的奇迹。

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

邓稼先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党员。

我以为邓稼先如果是美国人，不可能成功地领导美国原子弹工程；奥本海默如果是中国人，也不可能成功地领导中国原子弹工程。当初选聘他们的人，钱三强和葛若夫斯，可谓真正有知人之明，而且对中国社会、美国社会各有深入的认识。】

杜致礼是我在没有出国以前教中学时班上的学生，我们当时不是很熟。1949 年圣诞节的假期之中，我有一天在中国饭店里偶然看见她，后来就很熟悉，1950 年我们结婚。我们结婚以后生了三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是 1951 年出生的，到现在我都很后悔，没有跟爱因斯坦合照一张照片。但是我知道他每天四五点钟经过的地方，我就说可不可以和我的儿子照一张照片，这张就是他和我的儿子照的一张照片。



1966 年的时候，美国刚刚成立了一个新的大学 Stony Brook（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他的校长我认识，他让我到那儿去做教授，直到 1999 年我退休。

1971 年，我的一生经验又有了新的变化。那时候中国和美国开始接触，开始接触的原因是因为中国跟美国都受到苏联的威胁，所以毛主席、周总理都认识到在这种前提下，中国跟美国最好有一些接触。那年夏天我第一次到中国参观访问，在人民大会堂里周总理请我吃饭，从这儿以后，我的生活有了重要改变。

在那以前，我去美国以后的几十年，基本上活动的范围在美国。从那以后，我就常常到中国来。1982 年我和香港中文大学又发生了很大的关系。那时候我母亲住在上海，上海冬天很冷，我跟她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后来我母亲很喜欢中文大学，从那儿以后我就常常去中文大学。

今年我已经 82 岁了，我想一个 82 岁的人会有一些年轻人所没有的感想。2003 年，我太太去世，幸运是她不是很痛苦。在去年年底我搬回到北京来，搬回到清华园，清华园是我小时候成长的地方。

我的一生可以算做一个圆，从一个地方开始，走了很远的地方，现在又回来了。我搬回以后写了一首诗，叫做《归根》：

昔负千寻质，高临九仞峰。

深究对称意，胆识云霄冲。

神州新天换，故园使命重。

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

千古三旋律，循循谈笑中。

耄耋新事业，东篱归根翁。

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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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富兰克林也是杨振宁钦佩的物理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