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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3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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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 我再次搬迁, 转赴哈佛大学, 之后一直留在哈佛大学。
我很快发觉自己被一大群来自中国的学生及研究人员所包围, 其规模之大引发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关注。我被要求定期报告所有这些人的动态。但我提供的细节, 尽是Calabi-Yau 流形、 Ricci 流、 Yang-Mills 理论等等, 极其无聊, 因此提交几年的这些报告后, 中央情报局不再找我了。
我念研究所时, 初认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此后始终对物理感兴趣。我常喜欢在数学和物理的交界处做研究, 认为此处令人兴奋。我跟上物理学发展的一种方法, 是聘任恰好是物理学家的博士后研究人员。
Brian Greene 教授
1980 年代后期, 物理学家 Brian Greene 成为我的博士后。他与哈佛大学物理系研究生 Ronen Plesser 合作, 完成了一些有趣的工作。他们协助揭露一个令了兴奋的理论, 名为“镜对称(mirror symmetry)”。30 年后, 这个概念仍然引起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兴趣。
镜对称是对偶性(duality)的一例 :两个截然不同的 Calabi-Yau 形体可以产生相同的物理性质。它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某些物理问题或许在一个Calabi-Yau 流形上几乎不可解, 但在其“镜伴”(mirror partner)”流形上却很容易解决。
在数学也是如此。镜对称已引导出许多的突破, 特别是在枚举几何(enumerative geometry)的领域, 计算出给定的几何空间或曲面上曲线或某类对象的数量。
1990 年代初期, 就已证实镜对称极其有用。1996 年, Strominger、Eric Zaslow 和我合写了一篇论文, 提出所谓的 SYZ(Strominger-Yau-Zaslow)猜想,对这种现象做出几何解释, 揭示如何构造镜流形。SYZ 仍是个猜想, 除特殊情况外未经证明, 但它一直是活跃的研究领域。
我一直与中国有密切联系, 尽管我仅在襁褓中待在那里数月, 30岁时才又造访。我与亚洲强化联系的方法, 是去努力改善当地的数学研究。迄今, 我已在两岸三地建立了六个数学研究所, 并且试图在各个中心建立风气以促发研究。
第一个这样的中心是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 成立于 1993 年。当时我必须大量筹款, 十分棘手, 但整个过程进行得相当顺利。
然而, 筹设北京中国科学院的新数学中心时, 事情就没那么如意了。这个新中心已由晨兴基金会取得资金, 并于 1996 年 6 月举行奠基仪式。某位北京大学有影响力的数学家在仪式中演说, 竟然誓言要将该中心搬迁到他的大学, 其后续效应令人彻骨心寒。
一场争斗继之而至, 中国科学院最终胜出而主事。晨兴数学中心于 1998 年竣工, 不久之后开始运作。
类似的地位或地盘之争之后又再爆发, 肇因是我在 1998 年提议国际数学家大会(ICM)在北京召开。一开始事情十分顺利。我和昔日的指导教授陈先生一起去见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 讨论召开国际数学大会的计划。谈话结束时, 我们获江主席批准。
会议定于 2002 年在北京举行。但主事的委员会在选择中国数学家担任大会讲者时, 显然多出于政治考虑或任人唯亲, 而非基于学术成就, 而后者是我一向认定的行事准则。最后, 我见学术盛事竟如此腐坏, 只好决定不出席。
与 Stephen Hawking 教授
我反倒把精力集中在我筹划的国际弦论会议。该会议在北京举行, 时间是 2002 年 8 月国际数学家大会召开前一周。诸多知名人士参加了这个会议, 包括 Stephen Hawking、 Witten、 Strominger 及诺贝尔奖得主 David Gross。
这个为期三天的会议令我十分欣慰, 因为它汇聚了数学及物理、东方及西方的学者, 而这两者正是我投注大量精力的重要起因。我也很高兴地看到, 来自世界各地的两百多名研究人员, 在我的祖国召开如此高规格的会议, 吸引了当地和国际媒体的关注。
会议期间, 我抽空与 Hawking 及他的昔日门生共游中国杭州的西湖。
同月, 即 2002 年 8 月, 我在杭州浙江大学创立的数学中心开张。此外, 我创立了北京清华大学的丘成桐数学中心、 海南省三亚的相关中心, 以及目前位于国立台湾大学的数学中心。
当然, 我投注的心力不全在东方。2014年, 我率先在哈佛创设了数学科学与应用中心(CMSA)。虽然我主要以纯数学方面的工作而知名, 但我相信在许多不同领域——包括生物学、 化学、 经济学、 工程学, 以及物理学---应用数学日益重要, 因此值得关注与支持。
我在哈佛和中国的诸多职务, 致使我必须频繁游走美国及亚洲。我如此来回奔波, 以至于很难说哪里是我真正的家, 或者我是否有两个家;我从未全然归属于何地。
这种感觉让我位处奇特之地, 不能在传统地图上定位, 而是居于两种文化及两个国家之间——它们在历史、 地理和哲学上截然有别, 也因烹饪美食的显著差异而彼此隔阂。
但我还有第三个家, 我待在那里的时间更长久得多, 那里就是数学。对我来说, 数学提供了一本普世通用的护照, 允许我在世界各地自由行动, 也让我用它强大的工具去理解世界。
数学具有一些看似神奇的性质 :它可以弥合距离、 语言和文化的差距, 能够引领那些善于驾驭数学威力的人, 瞬间到达同一交流空间或同一思想平台。
数学的另一神奇之处, 在于它不需要太多资金来进行重大研究。许多问题的解决, 需要的只是一张纸、 一支笔, 以及专注的能力。有时你甚至不需要纸笔, 在脑中就可以进行最重要的工作。
2018 年, 从我的祖籍地中国蕉岭, 有官员来与我接洽。他们正在石窟河岸兴建公园, 想要放置一座我的雕像。我转而建议他们安放一座 Calabi-Yau 流形的雕塑, 由我的朋友 Andy Hanson 及另一位共事的艺术家设计。
我思忖, 一个好奇的孩子可能会被这座雕塑吸引, 甚至可能会好奇地阅读基座的铭文, 其内描述了 Calabi 猜想的证明, 以及它如何影响我们对数学、物理, 甚至宇宙的想法。
一个年轻人如果被这件艺术品吸引, 进而投身数学研究, 也许将卓然有成, 因为在我的领域, 赋予一个人一点天赋、冲劲和运气, 是可以有一番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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