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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10 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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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十年
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约翰抽不出时间来写正式的数学论文,取而代之的是非正式的杂文,对象有时是政府部门里与他合作的同事,有时是一般大众。我这一趟园中漫步的最后两朵花是他写给大众的文章,两篇都是思虑深刻、文笔优美的佳作,他很用心地厘清思绪,然后以简洁的文字写出。第一篇《数学家》(The mathematician)[16]是一本 1947 年出版、多人合著的文集《心智的功业》(The Works of the Mind)里头的一章。这是一首天鹅之歌,它用简单的词句总结出约翰在纯数学家生涯的尾声时所得到的结论。他将他最好的岁月──也就是牛顿自况其年轻时光时所谓的「正值我创造期的颠峰」──全都奉献给纯数学。从 19 岁到 27 岁,他致力于为纯数学建立稳固的逻辑基础,结果是替哥德尔铺路,让他能够发现数学不可能有完备的基础。在哥德尔革命之后,他利用新得到的自由,尝试为量子力学以及日后被称为计算机科学的新学门建立逻辑基础。《数学家》把数学的发展描述成人类心灵的自由创造,其基础或者是借自经验科学,或者是自由发明的。
约翰的主要讯息出现在文章的最后,它在数学家之中已是名言了:
当一个数学学门开始远离其经验根源,或者更甚者,如果这个学门只是从「实在」源头间接启发的第二、第三代学门,其处境就会非常危险。…… 换句话说,在远离经验根源后,或经过抽象化的近亲繁殖后,这个数学主题就有萎缩的危险。这就像建筑或绘画一样,起初通常是古典风格,但是当巴洛克的迹象显露时,危险的讯号就出现了。要给出实例,要历述某个特定主题如何演变成巴洛克、甚至是巴洛克全盛期的过程是很容易的,但这又会让讨论变得太技术。总之,一旦走到这一步,在我来看治疗之道只有一个,就是返回根源,重新注入或多或少直接来自经验的想法。我确信,如此才是这个学门长保清新和元气的必要条件,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
当约翰提到巴洛克全盛期的实例时,他心中想到的或许是他自己耽溺在连续几何的细节,而他一头栽进计算机科学的经验世界,或许是想回归本源重拾青春吧。
在向纯数学告别后,约翰人生的最后七年,一半是在普林斯顿执行电脑计划,一半是在华盛顿担任政府顾问。在这段期间,他变成大众眼中的军事强硬派。有数年期间,他公开倡导对苏联发动预防性战争。他深入参与数个研议军事战略问题的高阶委员会,其中之一现在被史家称为冯·诺依曼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所提倡的致命性政策,是建议美国结合多阶段火箭推进系统和氢弹科技来制造洲际弹道飞弹,以此做为对抗苏联的战略基础。此一战略让美国技术上能够在 40 分钟内摧毁苏联,但无可避免的结果是,苏联在几年之后也具备了以类似的弹道飞弹摧毁美国的能力。
现在来看,预防性核子武器的想法会让人觉得是失控的好战主义。但对曾经经历过 1930 年代苦难的人而言,这想法有不同的意义。很多人,尤其是自由派的知识分子,认为 1936 年时法国和英国没有进军德国,以阻止希特勒重新武装莱茵区(Rhineland),是一种懦弱且不道德的行为。1936 年的德国实质上还是无武装、无法有效抵抗入侵武力的状态,此时如果发动预防性战争,或许只需数天即可推翻希特勒政权,也可挽救二次大战中死去的五千万生灵。我们无从知道 1936 年的预防性战争是否可行、是否能达成目的,我们只知道,约翰那个世代把 1936 年看成是悲剧般错失的机会,因此不少人认为预防性战争是合乎道德的。对他们而言,以果断的预防措施来遏止一场可怕的灾难,既不疯狂也不是罪恶的。
约翰在 1940 年代辩称,美国所面对的是和 1936 年的英、法相同的抉择。苏联当时才刚开始建立大量生产核武的工业基础。就像 1936 年是推翻希特勒的最后机会,约翰判断 1940 年代是美国不使用毁灭性战争来推翻斯大林政权的最后机会。他认为,与其日后打一场毁灭性战争,不如在 1940 年代先发动预防性战争,这不只是对美国、而且对全人类都是比较有利的。我并不是说他的主张是对的──我个人认为,不管是 1936 年或是 1940 年代,预防性战争都不能达成目的。我只是要说,当评论约翰提倡预防性战争的主张时,如果忽略了主宰了他道德观感的 1936 年事件,那就完全错失了他最主要的论点。
我这趟园中漫步的最后一朵花,是以一般大众为对象、刊登在《财富》(Fortune)杂志上的文章,刊登日期是 1955 年 6 月,也就是他被诊断出罹患绝症之前两个月。文章标题是《我们能否在科技下存活?》(Can we survive technology?)[17]。约翰现在关切的不再是数学的知性问题,而是全人类的问题,诸如战争与和平、核武与核能、全球暖化与气候控制、以及因电脑而正在改变的政经规则。在人生的最后七年,当他进入华盛顿的权力中枢,开始与将领和政客往来,他了解到社会最迫切的问题是人性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
他对人类天性的看法是悲观的。“抱怨人们自私狡诈,就和抱怨除非电场有旋度,不然磁场不会增强一样愚蠢。两者都是自然定律。”【译注:冯·诺依曼的这句话出自威格纳为冯·诺依曼写的悼文,见 E. Wigner, John von Neumann, Year Book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Biographical Memoirs(1957), pp. 149--153】他对未来的看法同样悲观。“现在发生核子战争的恐怖可能性,将来可能会被更恐怖的其他可能性取代。当人们能够控制全球气候之时,或许我们现在所有的纷争相较之下都变成小事。我们不该自欺欺人。一旦这些可能性成真,它们就会被利用…… 很确定的事实是,这样的困难主要是因为演变即使有用且具建设性,但也是危险的。我们能否以必要的速度完成所需的调整?最乐观的答案是,人类这个物种先前曾面临过类似的考验,而且似乎具有度过难关的先天本领,尽管得经历不同程度的磨难。想要事先开出完整的对策良方是不可能的,我们仅能指出所需的人格特质:耐心、弹性与智慧。”约翰自己便具备了这些特质。当我们迈入他所创造的世界,这些仍是我们想要拥有最佳生存机会时,不可或缺的人格特质。
延伸阅读
[1] 2010 年,布朗大学计算分子生物学会议网页,其中包含六场各领域之「冯·诺依曼卓越演讲」,并附有演讲与问答讨论之录影连结。
网址:http://www.brown.edu/Research/Istrail_Lab/symp_2010.php
[2] John von Neumann: A Documentary (1966) MAA. 美国数学协会在 1966 年摄制的黑白纪录片。
网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TS9O0CoVng
[3] S. Ulam, John von Neumann 1903-1957, Bull. Amer. Math. Soc. 64 (1958), no.3, Part 2. 冯·诺依曼好友乌朗著名的综述追忆文章。
[4] Marina von Neumann Whitman, The Martian's Daughter: A Memoir(火星人的女儿:一段追忆)(2012),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玛莉娜是冯·诺依曼第一次婚姻以及唯一的小孩,她在这本回忆录中谈到她卓越的父亲,以及她如何在父母巨大的阴影下成长。所谓火星人指的是五位翻转科学方向的匈牙利科学家,可见 Martians of Science: Five Physicists Who Changed the Twentieth Century (200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另外,在 YouTube 中可找到玛莉娜出书时的访谈。
作者简介:
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是英国物理学家与数学家,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凡四十余年,是未取得博士学位却享有隆崇学术地位的特例。戴森兴趣极广,思想广阔,超前时代,是典型的文艺复兴人。科普著作极丰,文章散见于各杂志媒体。
译者简介:
赵学信,网站工程师。兼事翻译、写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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