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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3-17 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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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牛顿 53 岁那年,财政大臣写信邀请他担任皇家铸币厂(Royal Mint)督办。牛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职位,一周后便离开了剑桥。
当时英国的经济有两个大的危机,一个是白银外流。英国的金银比价和欧洲大陆的差异让大批的投机者看到了商机,他们在英国收集银币融成银锭,去欧洲大陆换黄金,用这些黄金再回到英国买银币“薅羊毛”,造成了严重的白银外流。
另一个是假币泛滥。英国市面上同时存在两种硬币,一个是以前手工打造的,一个是后来机器制造的,后者重量精确,但因为前者更好仿制,反而更广泛使用,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真币反而无法流通。
更糟糕的是,英国还在和法国打仗,没有稳定的货币根本无法支撑战争,这给国王造成了极大困扰,威廉在下议院开会的时候甚至恳请议员们解决货币危机。
于是,牛顿,这个当时“最聪明的人”,可谓临危受命,救大英于水火。
Warden of the Mint ,皇家铸币厂监理官,是牛顿刚接任的职位,这其实是个名誉职务,毕竟不太可能让一个毫无经验的人上来就接管所有的事情。这个职务更多负责的是监督,并不涉及实际的管理。
然而牛顿上任后就参与打击伪造货币,很快锁定了最大的假币贩子,威廉·查洛那。
查洛那不是一般的假币贩子,而是假币集团的犯罪头目,胆识和智力都非同寻常。两次被牛顿抓住,然而均因证据不足被释放。
查洛那甚至在法庭上反客为主,控诉牛顿贪污,逼得牛顿不得不对着指控一条条自证清白,狠狠伤害了牛顿脆弱的心灵和高傲的自尊。
英雄迟暮是历史长卷里诗人最常书写的哀愁,毕竟是人就躲不过衰老。
牛顿也会老,他的大脑也许也会随着年纪的增加而退化,但对牛顿来说,年龄带来的最大变化不是大脑,而是脾气。
年轻时候的牛顿,面对胡克的挑衅会选择回避,为了不被人审视,甚至选择不发表论文。
但 50 岁以后的牛顿是暴躁的,查洛那的挑衅彻底激怒了牛顿,他下定决心,像当年研究数学和物理证明一样,搜集数据证明查洛那的犯罪事实。
那个时代没有电脑,也没有大数据,不同城市之间的犯罪记录互不相通。这也是查洛那多年来得以脱罪的关键,他的手下在其他城市铸造假币,而他本人则在伦敦逍遥自在,畅行无阻。
牛顿调来了各地警察局的 8 年的案宗,用自己的大脑当数据库,在脑海中构建“思维宫殿”,绘制出 8 年间多个城市的犯罪地图。他还亲自审问证人,交叉比对信息,最终整理出查洛那的犯罪铁证。
他的“侦探”经历堪称爽文,完全符合人们对“最强大脑”的期待与想象,而牛顿和查洛那棋逢对手的几次精彩对决更让人联想到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和宿敌莫里亚蒂教授。
私心放一张 Jeremy 的伦敦剧照
然而,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侦探事业”,只是牛顿铸币厂工作的兼职,他的本职工作是铸币。
多年积累的炼金术(化学)知识派上了大用场。牛顿不仅改变了硬币的成分,还改革了防伪技术,设计了卷边锯齿(这一设计沿用至今),使得切下磨损的硬币铸成假币变得几乎不可能。
此外,他还利用微积分知识优化了工人和机器的配比和生产的各个环节所需的时间,采用最高效的排班方式,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全国货币的更新换代。
而在此之前,人们最乐观的估计也需要几十年。
履行着铸币厂督办的日常职责,兼职“侦探”的同时,牛顿还给数学界提供力所能及的智力支持。
约翰·伯努利(Johann Bernoulli)在《学者杂志》(Acta Eruditorum ,德国第一本科学杂志)上提出了“最速降线问题”(the problem of the brachistochrone)。
伯努利和当年的“英雄帖”
伯努利其实已经知道答案,但他还是邀请欧洲数学界的顶尖人物来解答,期限是六个月,类似武侠小说里召集天下英雄破解千古棋局的英雄帖。
六个月期限已到,收到的回复寥寥,而此时的牛顿正忙于铸币厂的管理和追查假币贩子,直到1697年1月才在邮箱里收到伯努利的信。
传闻牛顿是下午4点收到的信,第二天凌晨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以匿名方式将答案寄回。
虽然没有署名,但伯努利从信里优雅而精准的推导方式中,凭借数学直觉立刻认出了牛顿的风格,还说出了那句名言,“从利爪认出了雄狮。”
牛顿给出的解决办法
牛顿在铸币厂工作期间,下班后“助人为乐”的事情不只这一件。
1699 年,数学家、自然哲学家、天文学家、发明家兼宗教活动家尼古拉·法蒂奥·丢勒(Nicolas Fatio de Duillier)发表了一篇论文《关于最速降线曲线的双重几何研究》,其中包含了对最速降线问题的另一种解法。
数学家大卫·格雷戈里(David Gregory)请求牛顿简化丢勒的解法。牛顿在 1700 年将简化后的解法(仅十二行)寄给了格雷戈里。
有理由怀疑,解题对牛顿来说,就像现代人下班玩手机一样,是工作之余的一种放松。
因为业绩出众,铸币厂厂长去世之后,57 岁的牛顿接任了厂长一职。他是唯一一个从督办直接升任厂长的人。
担任厂长期间,牛顿还调来了曾经对他有过很大帮助的哈雷担任副厂长。
不过,哈雷志不在此,协助牛顿完成基本工作后便离开了,几经辗转,去了更能发挥他专长的地方——格林威治天文台,担任台长。
05 富家翁的晚年
牛顿在剑桥当教授时,曾希望年薪翻倍。这个愿望在伦敦终于实现了,他担任厂长的收入是他在剑桥执教时期的 35 倍。
作为铸币厂厂长,他的基础年薪是 500 英镑,还有铸币提成。上任第一年,牛顿的收入就达到了 3500 英镑。
这是什么概念呢?
在 19 世纪,500 英镑能在伦敦市区买一栋独栋住宅。1855 年,盛名时期的狄更斯开始连载《小杜丽》,共 20 期,每期酬劳 600 英镑,是狄更斯有生以来最高的酬劳。
19 世纪晚期,柯南道尔为了婉拒《海滨杂志》对福尔摩斯侦探故事的邀约,狮子大开口,开出天价稿费,12 个故事 1000 英镑。
进入 20 世纪,《雅典娜》杂志主编约翰·莫里年薪 900 英镑,曼斯菲尔德在信里形容这已经是高薪了。
况且英镑的购买力是逐渐下降的,牛顿所在的 18 世纪,英镑比 19 世纪更值钱,那时的英镑购买力极高,而牛顿一年 3500 英镑的收入,足够他过上上流社会的生活。
牛顿晚年炒股赔钱的事情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而他那句“我算不出人的疯狂程度”也成了关于股市的名言,抚慰着无数股民的心灵:即使是拥有最聪明大脑的牛顿,炒股同样会亏钱。
然而,事实上,牛顿的亏损并没有传言中那么夸张。他并没有倾家荡产。虽然账面损失了 2 万英镑,但他依然持有东印度公司、苏格兰皇家银行等最赚钱的公司的大量股票,同时还用 1.1 万英镑投资于稳定的贸易。
几年后,除了他在林肯郡的地产外,他持有的其他地产价值超过了 3.2 万英镑。此外,作为铸币厂厂长,年平均近两千英镑的稳定收入,也给他提供了充足而稳定的现金流。
不过,牛顿禁止别人提起这件事,这成了他的伤疤。令他恼怒的并不是亏钱的数额,而是自己陷入疯狂的耻辱。越是高智商的人,越难以接受被戏耍。
晚年的牛顿可谓名利双收。在 60 岁的时候担任了皇家学会的会长,一当就是二十多年,直到去世。在 62 岁时受封为爵士,直到今天英国人提到他,还会称呼 Sir Newton ,简中网友则戏谑地称呼他牛爵爷。
牛顿在伦敦威斯敏斯特附近(伦敦一区,绝对的市中心)拥有一座公馆,在乡下也有庄园。
威斯敏斯特教堂
他的性格变得温和了,这位曾经不善社交的i人,晚年成了十里八乡婚礼的固定上宾。作为家族的长者,牛顿还会给婚礼在场的女宾们每人 100 磅作为礼物,可见他有多么壕!
名人的孤僻尖刻,是否是因为超越了时代而不被时代认可所致?无论年轻时多么刁钻难以相处,那些被时代厚待的人晚年都会变得性格平和。叔本华也是如此,早年写了许多尖刻的文字,但晚年出名后,对记者却温文尔雅,让人很难将那些犀利的文字与这位和蔼的老人对应起来。
牛顿让一直照顾他的侄女打理财产,80 岁退休,把铸币厂的工作交给了侄女婿。
84 岁时,牛顿因参加皇家学会的聚会得了膀胱结石,两周后失去知觉,于凌晨离世。
看来民间总结的老人 73 , 84 的“坎”,对牛顿也适用。
考虑到牛顿针刺眼窝,汞中毒这些经历,加上经常熬夜,离群索居,应该也不经常锻炼,能活到这个年纪真的是天选之子,而且据说他去世的时候一颗牙齿都没掉。
一百年后,被认为是牛顿的一颗牙齿在伦敦拍卖。有趣的是,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这是牛顿的牙齿,但打了牛顿的旗号,这颗牙齿就有买主,一位贵族以 730 英镑的价格买下这颗牙齿,安放在一颗戒指内,常年戴在手上。
牛顿已经成了一个符号,凡是跟他相关的,都会引人注目,这在他活着的时候就是如此,去世之后依然如此。
牛顿墓
牛顿自己却很坦然地看待名利,他给自己准备的墓志铭是:“我不知道自己在世人眼中如何,但我看来,我只是一个在海边玩耍的男孩,时而为发现一个更光滑的鹅卵石或一只更漂亮的贝壳而自得其乐,而在我周围绵延着的,是未被探索的真理的浩瀚海洋。”
I do not know what I may appear to the world, but to myself I seem to have been only like a boy playing on the sea-shore , and diverting myself in now and then finding a smoother pebble or a prettier shell than ordinary , whilst the great ocean of truth lay all undiscovered before me .
牛顿的朋友们不满足于他自己写的墓志铭,于是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里,牛顿的墓碑上刻着这样的拉丁文铭文:“若你怀疑曾有这样一个人存在,此碑可资为证。”
《牛顿与伪币制造者》(Newton and the Counterfeiter)这本书并不是枯燥的科普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而是像一部通俗小说,以第三人称视角将各方人物和背景介绍得十分详尽,以牛顿和查洛那的人生为主线,穿插相关的同时期的名人轶事,如洛克、哈雷、波义耳,等等。同时还像学术论文一样附上了出处和参考文献,既有学术论文的严谨又不失通俗文学的趣味性。
可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中译本却令人失望。原本因为想避开阅读英文的痛苦而选择轻松阅读中译本,结果在前三页、序曲(Preface)还未结束时,就发现了几个难以容忍的错误。例如,第三页将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翻译成了“亚历山大教皇”。或许译者只知道“Pope”有“教皇”的意思吧。
还有,蒲柏著名的诗句:
自然及其法则在茫茫黑夜中隐藏,
上帝说,让牛顿出世吧,于是一切显扬。
Nature and nature's laws lay hid in night ;
God said , Let Newton be ! and all was light .
译者将蒲柏的这首“对偶诗”(couplet)翻译成了“对子”,这倒也罢了,还自作聪明地在中文“对子”后面括号里附上了英文“doublet”。难道译者认为原文拼错了?事实上,“doublet”这个词的确有“对句”的意思,但更多是指一种现象,比如双联句或押韵的对句,而不是诗的类别。英文原版使用的“couplet”是一个常见的文学术语,指两行押韵的诗句,是很传统的英文诗歌形式,跟我们古诗里的“五言律诗”“七言绝句”一样。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就使用了双韵体(Heroic couplet),即每两行押韵的诗句。
对于这种英语文学常识,即使译者并不知晓,也很容易查到,就算译者因疏忽而犯错(虽然这种错误已经达到了“没有资格翻译”的级别),校对、编辑、交叉看稿以及后续出版流程中居然没有任何一个环节改正这个在书的开头就存在的严重错误,堪称出版灾难。于是也不对后面的质量抱有希望,还是老老实实去啃了原版,虽然痛苦,但至少踏实。
惋惜这样一本好书被翻译给拖累了,也不禁心疼年少时因对出版社的无脑信任而读了许多该社出版物的自己。
参考文献
Newton and the Counterfeiter: The Unknown Detective Career of the World’s Greatest Scientist. Thomas Levenson, 2009.
“The Famous Problem of the Brachistochrone.” Marco Tavora, 2020.
“Faith & Science: Newton's Laws & Flaws.” Chris Baglow, 2020.
金汐悦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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