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中国人改变了自己觉得不如外国人这个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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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中国人改变了自己觉得不如外国人这个心理

专访  杨振宁先生  丁一  2025 年 08 月 25 日 08:00  山东

（旁白：杨振宁1922年出生于安徽合肥。父亲杨武之曾在美国留学，是中国第一名念数论研究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回国后在清华大学担任数学系教授和系主任长达二十年之久。幼年时的杨振宁曾在清华园内度过了八年的美好时光。1945 年，杨振宁获取了留美公费，赴美国攻读博士学位。1950 年，二十八岁的杨振宁在普林斯顿结婚，夫人杜致礼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长女。两个人携手度过了五十三年的人生风雨，直到杜致礼在 2003 年因病去世。）

主持人：杨先生，您说过您一生最大的贡献也许不是得诺贝尔奖，而是帮助中国人改变了一个看法，不如人的看法。很多年前您就开始这么说。但是我们很想知道，您是面对中国人讲的一种客气话呢，还是真心的就这样认为。（注：该专访时间为 2005 年，杨振宁先生八十三岁。）

杨振宁：我当然是真心这样觉得，不过我想比你刚才所讲的还要有更深一层的考虑。你如果看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文献，你就会了解到，20 世纪初中国的科学是多么落后。那个时候中国念过初等微积分的人，恐怕不到十个人。所以你可以想象到 20 世纪初，在那样落后的情形之下，一些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有多么大的自卑感。1957 年李政道跟我得到诺贝尔奖，为什么当时全世界的华人都非常高兴呢？我想了一下这个，所以就讲了刚才你所讲的那一句话，是我认为我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中国人改变了自己觉得不如外国人这个心理。

（旁白：1964 年，也就是获得诺贝尔奖七年之后，杨振宁和夫人杜致礼及全家人加入了美国籍。这对在中国长大并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杨振宁来说，是一次很重要的改变。）

主持人：杨先生的经历有很多谜，那当初为什么加入美国籍呢？

杨振宁：在我以前的一些中国的学者去美国、欧洲、日本留学的，绝大部分的人都回来了，所以我到美国去的时候，当时的目的跟以前的中国留学生一样，就是去那儿学成归国，然后很可能就是在大学教书，再训练一批下一代的学术工作者。可是我到美国去念书，得了博士学位以后，还在做一两年的博士后的时候，就发生了朝鲜战争。于是杜鲁门总统就下了一个命令，说是中国血统的人在美国得了理工的博士学位，不可以回中国。所以就在这个情形之下，我留在美国了。

主持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是科学家是有国界的。

杨振宁：是的，这个话讲得很好。拿到了绿卡以后呢，我并不希望立刻就变成美国人。我的文章上曾经讲过，我想全世界的人要想换一个国籍都是非常触及灵魂的一个决定，尤其是对于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对于离乡背井，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居住，这个观念在中国从来是没有的，而且我父亲、母亲对于这件事情，我下意识地就知道是不会赞成的，所以一直到 1964 年，我才入了美国籍。为什么要入美国籍呢？

主持人：什么诱使你做这个决定？

杨振宁：我想最重要的一个道理，因为学术的工作的关系，要去各个地方旅行，我当时拿的是中华民国的护照，拿中华民国的护照非常麻烦，所以我想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在 60 年代入了美国籍。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旅行的方便。

主持人：您的书中就好像谈到了您父亲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

杨振宁：对的，我父亲不赞成这件事情是我灵魂深处知道的，所以这个对于我当然有极大的影响，所以我入了美国籍以后，好几年没有告诉他这件事情。这个里头我想是一个感情上的冲突，很重要的我的人生的经验里头的一部分。

（旁白：加入美国籍的杨振宁始终无法忘记自己的祖国。1971 年，杨振宁回到了阔别二十六年的祖国进行访问。当时中美关系尚未完全解冻，作为第一个回国的华裔知名学者，杨振宁为中美文化交流和中美人民的相互了解起到了极大作用，并且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赞誉。）

主持人：1971 年你离开中国二十六年了，为什么突然想到要回国？

杨振宁：为什么我那么着急回来呢？我想我是比较知名的中国学者第一个回来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国际的变化是千变万化，很容易一个打开的门又关起来了，所以我就赶快回来了。

主持人：但是当时您已经离开中国那么多年了，跟中国没有亲眼见，您不担心吗？

杨振宁：1971 年我想要回中国的时候，很多在美国的朋友，中国人、非中国人，都跟我说你这回去非常危险，中国可能把你扣住。我说不会，因为在 1957 年、1960 年、1962 年、1964 年我跟我父亲、母亲、弟弟、妹妹，在日内瓦、在香港团聚过好几次。通过这些团聚，我当然对于新中国有一些认识。

主持人：顺利吗？

杨振宁：还顺利。当然先是我写信给我父亲说我想回来，我父亲写了一个报告给国务院，那么后来打了一个电报给我，说是中国欢迎你来。那次我想也是我人生，现在八十多年的经历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旁白：就在这次回国的过程中，杨振宁亲自证实了 1964 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确实是中国人独立完成，而且，这项伟大工程的带头人正是自己的好朋友邓稼先，得到这一确切消息时，杨振宁竟一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

主持人：你当时离席了，你去了洗手间。

杨振宁：是。

主持人：为什么那么在意这个问题？

杨振宁：我想我父亲那一代的知识分子，跟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对于当初中国的落后，当初中国被人歧视，有了今天的年轻人所没有的感受，在这个情形之下，了解到中国人也可以自己制造出来最尖端的世界重要的武器，这是灵魂深处的一个震荡。所以确实不错，当我知道邓稼先的回答以后，我感情上的冲动不是当时能够自己控制住的。

主持人：但是从杨先生的角度来说，杨先生的哭，也让人推测，是不是您心里难过，因为您也是做这一行的，而原子弹您没有参与。

杨振宁：我后来曾经问过我自己这个问题，那天感情那么震荡，是因为民族的骄傲的感情，还是因为邓稼先是我的朋友而我特别震荡。我想这两个都有，我想非常复杂的真正触及灵魂的一些感受，很少是单纯的，正因为好几个东西纠缠在一起，所以才有更深的感受。

回到美国去以后，我在美国很多的大学做了一些演讲，第一个演讲是在 1971 年 9 月，在 Stony Brook（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就是我所在的学校，那一天完全爆满，因为当时美国对于中国是非常发生兴趣而又没有知识。那个演讲也是我一生里头感情非常丰富的一个演讲。我还记得在演讲里头，我说我在北京，住在北京饭店，住了一个礼拜，当时北京饭店很旧，是一个很大的房子，可是墙上空空如也，只挂了一副对联，这一副对联我天天看，（看了）一个礼拜，有了很深的印象。对联就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所以我在石溪的演讲，就是以这副对联为最后的结束。有一些中国同学办了一个小报纸，叫作《石溪通讯》。他们把这两句话变成大标题。去年，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当时在石溪的中国同学，保存了这个，他把这个装在一个镜框里头送给我，现在挂在清华我的办公室的墙上。

（在七十一岁的一篇追忆邓稼先的文章中，杨先生写下了这段经历：

1971 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见到阔别了二十二年的稼先。在那以前，于 1964 年中国原子弹试爆以后，美国报刊上就已经再三提到稼先是此事业的重要领导人。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谣言说 1948 年 3 月去了中国的寒春 [注：原名 Joan Hinton ，是图灵奖和诺贝尔奖得主 Geoffrey Hinton 的堂姐] 曾参与中国原子弹工程。［寒春曾于 40 年代初在洛斯阿拉莫斯武器实验室做费米（1901-1954）的助手，参加了美国原子弹的制造，那时她是年轻的研究生。］

1971 年 8 月在北京我看到稼先时避免问他的工作地点。他自己说“在外地工作”。我就没有再问。但我曾问他，是不是寒春曾参加中国原子弹工作，像美国谣言所说的那样。他说他觉得没有，他会再去证实一下，然后告诉我。

1971 年 8 月 16 日，在我离开上海经巴黎回美国的前夕，上海市领导人在上海大厦请我吃饭。席中有人送了一封信给我，是稼先写的，说他已证实了，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 1959 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此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满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理仪容。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为了民族的自豪？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

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