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我想在座同学可能会发生兴趣，问我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初恋的经验，回答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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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我想在座同学可能会发生兴趣，问我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初恋的经验，回答是有的

作者  杨振宁先生  丁一  2025 年 08 月 26 日 08:03  山东



我是 1922 年在安徽省合肥县出生，一共在合肥住了六年。这是我最早的一张照片，坐在妈妈（注：罗孟华，1896-1987 ，安徽合肥人）的膝头上。那时我父亲（注：杨武之，1896-1973 ，中国近代著名数学家）刚刚考取了安徽省公费（留学），要到美国留学，在离开以前我们一家三口人照的一张相，就在我们家住的院子里。我父亲穿着长袍马褂。

1928 年，我父亲从美国回来，在厦门担任数学系教授。所以我在厦门住了一年。在那个时候，合肥非常闭塞，没有电，比如说晚上就点煤油灯。我到厦门第一次看见电灯。在合肥时，没有见过杨梅，也没见过菠萝，那些都是我到了厦门才见到的，可以说从 19 世纪进入了 20 世纪。



1929 年夏天的时候，我父亲接受了清华大学的聘书，我们一家就从厦门经过上海到了北京，那时候叫北平，住在清华园里。所以 1929 到 1937 年这八年时间，我是在清华园里成长。那八年的幼年生活是非常美丽的，一切都是我非常怀念的。清华大学里有一个小学，清华大学那个时候虽然很小，也有 50 个教职员子弟，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小学。现在的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差不多有 1000 个学生，另外在清华园的南部盖了房子。

小学是在清华园里，中学是在北京的崇德。1933 年到 1937 年这几年念初中，我是住校的，每个周末和寒暑假回家。那个学校一共有 300 个学生，其中不到 100 人是中小。这个学校现在还在，叫北京的第 31 中学，那个时候叫崇德中学。

1937 年日本人打到北京，卢沟桥事变。哪位如果再到北京来参观，我建议你们到卢沟桥去看看，因为卢沟桥是日本人攻打华北放第一枪的地方，大家知道是 7 月 7 日。七七事变以后，我们全家就离开了当时的北平，1938 年到 1945 年我们去了昆明，因为那个时候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三个学校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在西南联合大学上了四年大学，上了两年研究院，然后又教了一年中学。

高中二年级念完以后，那时候公布了一个法令，说现在有太多的中学生流离颠簸，没有中学毕业，所以你要报考大学没有中学文凭也可以报考，叫做同等学历，所以我就以同等学历的资格报考了西南联大。西南联合大学房子非常破旧，每两个床之间只有一个地方放桌子。

这样简陋的环境下，西南联大造就了非常多的人才，在文史方面、科学方面、工程方面，以后在外国、在台湾、在香港、在大陆都有很多非常知名的人，有很大的贡献。我想在造就人才的大学历史上是首屈一指的。那个时候大家居住的条件非常糟糕，因为和日本人在打仗，所以很多人都搬到乡下去。

我在西南联大念了四年，又念了两年研究院，这六年对于我一生的学术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其中我特别要提出两位我的老师。一位就是吴大猷先生（注：1907-2000 ，被誉为“中国物理学之父”），他对我有决定性的影响。那时候西南联大四年级的学生在毕业以前要写一篇论文，所以我就去找吴先生，他说好我收你做我的学生，他就给我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叫做分子物理学与群论，群论是 20 世纪数学核物理学非常基本的观念，那时候群论引到物理里还是开始的时候。

我对分子物理学和群论的关系并没有多大的成就，可是对于群论在物理当中应用的重要性是在那个时候奠基的，又美妙、又深入，而且成为影响我的一个方向。后来五六十年代，对称在物理学里的应用变成中心思想。所以吴先生把我介绍到这里是我一生非常幸运的一件事。

另外一位影响我很深的是王竹溪教授（注：1911-1983 ，中国热力学统计物理研究开拓者）。我大学毕业以后进了两年研究院，要写一篇硕士论文，硕士论文是我和王先生做的，关于统计力学。我一生所发表的三分之二的文章跟对称有关系，三分之一的文章跟统计力学有关系。后来我所做的工作，主要的方向是他们给我的。



后来我在西南联大做研究生的时候，有两位同学，都是非常杰出的物理学学生，后来都有很大的贡献。这张照片是我们三个人照的。那个时候我们在昆明西南联大的校舍里常常高谈阔论，所以同学给我们起了一个外号叫“三剑客”。

我想在座同学可能会发生兴趣，说杨振宁先生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初恋的经验，回答是有的。她现在不在了，叫做张景昭，她是浙江人。那个时候女同学都穿着蓝布大褂，只有她穿着红色西装，所以立刻被大家非常注意。她是数学系的学生，我父亲是数学系主任，她常常到我家里来，我父亲和母亲都很喜欢她，我猜想她大概对杨振宁也有好感。

（注：张景昭出生于贵州的国民党军事技术官员家庭，西南联大数学系学生、“校花”，杨武之的助教，杨振宁的初恋女友，后来任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1968 年 11 月，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不堪“造反派”的人格侮辱，于系办公楼自杀身亡。）

可是她对我的影响是这样的，最开始我去打听一下“张景昭今天在什么地方上课？”，我就请假在她的教室旁边徘徊，她出来时可以跟她讲话。这样一两个月以后，我自己反省了一下，觉得张景昭对我影响不好。我当时有个很清楚的确定，张景昭来以前，我自己的情绪像很平静的湖水，张景昭来了以后就变成风暴，整天使我情绪不定。最后我作出决定，这样下去对我不利，后来我就不大去看她了。我们见面还是规律性的，可是我的情绪上平淡下去。这个故事在我结婚时我告诉了我太太（注：杜致礼，1927-2003 ，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女儿，1944 年就读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附属中学，并结识了杨振宁。1949 年，杜致礼与杨振宁在普林斯顿一家中餐馆不期而遇，并很快坠入爱河），所以跟大家讲并没有关系。

这里分享一篇杨先生六十八岁时写的一篇文章《现代物理和热情的友谊》：

1941 年到 1942 年，我（1922- ）是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这个系比较小，共有约 10 位教员、10 位助教、几位研究生和一些本科生。本科生每班不到 20 人。1941 年秋天开学的时候，一个新的面孔出现了，旁听很多大学本部和研究院课程，也参加了所有的讨论，那就是黄昆（1919-2005 ，中国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学科的开创者之一）。那时，他已经从北平燕京大学获得了物理学士学位，到联大来做助教。开学不久，我们就熟识起来，开始了我们半个世纪的友谊。

我们所读的课程里，两个是吴大猷教授教的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量子力学是一个革命性的新发展。在 1925 年到 1927 年间起源于德国、瑞士、英国和丹麦。吴教授是中国的物理学家中，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到 40 年代训练了最多量子力学学生的教授。我记得当时许多关于量子力学的讨论都是在吴教授的演讲之后进行的。通过那些讨论，我开始认识了黄昆的为人和他学物理的态度。

一年后，在 1942 年的夏天，黄昆和我都注册为西南联大的研究生。黄昆跟着吴大猷教授做有关天体物理学里原子和分子问题的论文，我跟王竹溪教授做有关统计力学的论文。当时研究生的补助金是不够的，所以我们都在找教学职位来增加我们的收入。我父亲（注：杨武之，1896-1973 ，中国近代著名数学家）的朋友徐继祖先生，是昆华中学的校长，他安排黄昆、我和张守廉（1920-2013 ，国际著名电机工程专家）——另一位物理研究生——到昆华中学教书。三个人分了一个教师的位置，而学校安排了一座新建筑角落里的一个房间给我们三人住。

那所中学距离联大差不多3公里。我们三人白天经常在大学校园里上课、吃饭、上图书馆，晚上才回到我们的房间睡觉。因为大学校园内没有供应食水的设施，所以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饭后，回到中学以前，花一个或两个小时在茶馆里喝茶。那些茶馆集中于大学附近的三条街上。通过那些喝茶的时间，我们真正地认识了彼此。我们讨论和争辩天下一切的一切：从古代的历史到当代的政治，从大型宏观的文化模式到最近看的电影里的细节。从那些辩论当中，我认识黄昆是一位公平的辩论者，他没有坑陷他的对手的习惯。我还记得他有一个趋向，那就是往往把他的见解推向极端。很多年后，回想起那时的情景，我发现他的这种趋向在他的物理研究中似乎完全不存在。

茶馆的客人们包括种种人物，有不少学生。可是大多数的茶客是镇民、马车夫和由远处来的商人们。大家都高谈阔论，而我们通常是声音最大的。有时候，正当我们激烈地辩论时，会突然意识到我们的声音太大，大家都在看着我们（这种意识并不一定使我们停止辩论）。可是一般来说，学生们与其他茶客之间并没有不和的气氛。

在茶馆中，我们曾经目睹一些永远不能忘记的情景和事件：好几次坐在凤翥街的茶馆里，我们看见一队一队的士兵押着一些犯人向北方走去，走向昆明西北郊的小丘陵地带，那里满布着散乱的野坟。每一个犯人都背着一块白色的板子，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和罪行。大多数的罪犯都静静地跟着士兵走，有少数却喊着一些口号，像：“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每一次当这种队伍走过时，茶馆里的喧闹声就会突然止息。然后，远处预期的枪声响了，我们都静静地坐着，等待着士兵们走回来，向南方回到城里去。

衬着这种背景，我们无休止地辩论着物理里面的种种题目。记得有一次，我们所争论的题目是关于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准确意义。这是哥本哈根学派的一个重大而微妙的贡献。那天，从开始喝茶辩论到晚上回到昆华中学；关了电灯，上了床以后，辩论仍然没有停止。

我现在已经记不得那天晚上争论的确切细节了。也不记得谁持什么观点。但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三人最后都从床上爬起来，点亮了蜡烛，翻看海森堡（1901-1976）的《量子理论的物理原理》来调解我们的辩论。

黄昆是一位英文小说迷。是他介绍给我 Joseph Conrad ，Rudyard Kipling ，John Galsworthy 和其他作家。这些作家的许多小说可以从大学图书馆里借到，其他的我们常常从那些卖美军的“K 干粮”、军靴、罐头、乳酪和袖珍本的书的地摊上买到，这些地摊当时在昆明到处都是。

我们的生活是十分简单的，喝茶时加一盘花生米已经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可是我们并不觉得苦楚：我们没有更多物质上的追求与欲望。我们也不觉得颓丧：我们有着获得知识的满足与快慰。这种十分简单的生活却影响了我们对物理的认识，形成了我们对物理工作的爱憎，从而给我们以后的研究历程奠下了基础，这是我们当时所没有认识到的。

1943 年的春天，我们三个人觉得每天在大学和昆华中学两地来回走是很不方便的，所以我们放弃了中学的工作，各自搬进了大学的研究生宿舍，但是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们都常常见面。1945 年夏天，我们各奔前程：黄昆去了英国做固体物理的研究，张守廉去了普渡大学做电子工程的研究，而我去了芝加哥做基本粒子物理的研究。

下一次我看见黄昆是在 1971 年的夏天，那是我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以前，我们曾通过几次信件，我知道他的一个重大贡献是于 20 世纪 50 年代发展了中国半导体物理研究。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早期，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了一本我的小书，名叫《基本粒子——原子物理上一些发现的简史》。那是一本印刷得十分漂亮的书。收到最初几本以后，我选了一本小心地题了词，托人带给黄昆。那本小书今天还在黄昆的书架上，但是我的题词却不见了——“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之一。我们记得那题词是这样的：

给黄昆：纪念我们共同了解现代物理秘奥的时日。当时形成的热情的友谊没有随时空的隔离而消逝。

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