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我在普林斯顿前后十七年，那是我一生之中研究工作做得最好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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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我在普林斯顿前后十七年，那是我一生之中研究工作做得最好的时期

作者  杨振宁先生  丁一  2025 年 09 月 01 日 08:00  山东



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有一天，《生活》杂志要访问我，派了一位摄影师来照相。就在我的办公室里照了一张照片。当时我的桌子上堆了一大堆“预印本”。我说搬掉再照，他说不要不要，就这样很好，结果照出来后，我才知道为什么他是摄影师而我不是。

我几十年来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统计力学跟粒子物理学中对称原理两方面。很幸运的，多年来，我有很多非常杰出的合作者，其中跟我合作得时间最长，最有成绩的是李政道跟吴大峻。李政道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吴大峻是哈佛大学教授。还有一位米尔斯，跟我合作的时间虽然不很长，但成果是很有意义的，他现在是俄亥俄州大学教授。

1965 年初（43 岁），我忽然接到一个长途电话，是托尔教授打来的，他也是念理论物理的，他说想来看我，我说很好。过两天，他来了，告诉我纽约州成立了一所新的大学，叫做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他已经接受了校长的位子，即将就任。他希望我到那边去做教授，帮助他把石溪建立成一所研究气氛非常浓厚的大学。考虑了几个星期后，我接受了他的邀请，于 1966 年夏天，离开了普林斯顿，到了石溪。

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是一个有名的研究所，是一个最成功的、名副其实的象牙之塔。我在普林斯顿前后 17 年，那是我一生之中研究工作做得最好的时期。那么，为什么要走出象牙之塔？这个问题，从那时候直到今天，常常有朋友问我。他们问走出了象牙塔是否后悔？我的回答始终是：不后悔。

世界不只有象牙之塔，还有很多很多别的事业，比如说建立石溪分校、建立中文大学就是。这些事业的重要，跟象牙之塔的重要是不同的，很难说哪一个更重要。

我接受了石溪分校的聘请以后，托尔校长从纽约州申请到特别的计划，成立了理论物理研究所，请我主持。很幸运的，在其后 17 个年里头，直到今天，有过很多很杰出的人到我们研究所来做教授，研究员或者学生。狄拉克教授在 1967 、1969 年和后来访问过石溪好多次。他是我在中国做学生时已经最佩服的三位近代物理学家之一，所以他来我非常高兴，他现在已经 80 岁了（1983 年）。

在我们研究所的杰出人员中，我特别要提出的是一位来自南朝鲜的教授，叫做李昭辉。我最早认识他，是 1960 年前后他到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来做研究员的时候。我发现他有深入的、直觉的物理见解，是杰出的年轻人才。1965 年底，他已经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正教授了。我请他到石溪来工作，他很高兴地接受了，这是我对石溪分校的贡献中很重要的一面。他在石溪从 1966 年到 1973 年这七年中间，作出十分重要的工作，是他一生学术工作的顶峰。

1973 年，费米实验室成立，请了他去做理论物理部门的主任。不幸的是，1977 年他在一次撞车事件中被撞死了，这是物理学界一个很大的损失。

【在八十三岁的一次专访中，杨先生谈到分别与李政道和米尔斯的合作经历。

主持人：奥本海默（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最希望看到的景象是杨振宁跟李政道并肩走在普林斯顿的草坪上，但是 1962 年之后，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情形了。（注：该专访时间为 2005 年，杨振宁先生八十三岁。）

杨振宁：这是一个悲剧，而这个悲剧的根源非常复杂，不是一句话、两句话所能够解释的，更不是我今天应该在摄影机的面前所讨论的。我想这个问题我们两个人身后一定会有人研究的，我想研究以后，大家中国人、外国人会得到一个结论的。

主持人：我们中国有句老话“相逢一笑泯恩仇”，我相信所有中国人都希望看到你们俩和好。

杨振宁：对，这也是我现在决定，我公开地在生前不再在这方面讨论这个问题的道理，是因为大家很显然、很自然地都希望我们和好，可是我们没法再和好，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最好的就是不再讨论。

主持人：是合作出现问题？但是杨先生的经历不是这样。

杨振宁：你知道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这个里头有戏剧性的、做人方面的差异，有性格方面的差异，不是这么简单的。我想我现在的决定是对的，就是这个事情我不要再公开讨论。

主持人：我们也注意到，杨先生很多的成果、重要的成果都是跟人合作的。那么是您喜欢跟人合作呢，还是别人觉得您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

杨振宁：我想一方面我喜欢跟人合作，一方面近代物理很多理论工作都是合作的。合作有很多的好处，因为你知道你在讨论一个问题，有时候走不通了，你的想法都走不通了，那个时候假如另外有一个人跟你讨论讨论，问你几个问题，或者想出来一个新的方向，于是你就又起劲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研究的途径。

主持人：可能有人看到的就是杨先生您得了诺贝尔奖，但是业界的人士评价杨先生应该得第二次。

杨振宁：通常得诺贝尔奖的重要性，可以说那是十年之间最重要的物理的文章。那如果你问“宇称不守恒”是不是当时十年之间最重要的文章呢，我想这是当之无愧的。所以它得到诺贝尔奖，是所有的人都认为是理所当然。规范场的研究没有得到诺贝尔奖，可是我想你要是去问内行的人，现在所有的人都会认为规范场的重要是世纪性的重要，不只是十年的重要。就是它要长期下去到 21 世纪、到 22 世纪还是重要的，因为它把一个基本原则给找出来了。那当然你就会问了，说那为什么还没得到诺贝尔奖呢。这个很多人都猜测，这个与诺贝尔奖委员会他们认为诺贝尔奖应不应该给一个已经得过诺贝尔奖的人，恐怕有很密切的关系。

主持人：另外一个人没得。您的合作者没有得过。

杨振宁：他叫米尔斯（1927-1999）。他没有。他是 1999 年过去的。他是一个非常诚恳的人。1984 年规范场文章发表三十年以后，在北京大学有一个讨论会。在那个前后有人问他，说是米尔斯教授，你们这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当初是怎么写出来的。米尔斯的回答是：“我在里头做了一些贡献，不过主要的发展都是杨振宁的功劳。”

主持人：您喜欢这样的合作者？

杨振宁：你如果要我讲的话，是他不必要的太诚实了。他不应该加最后的一句话，说是所有重要的观念都是杨振宁的。我想你知道人有很多种，有的人是他如果对一件事情有 30％ 的贡献，他就跟人讲他有 70％ 的贡献。米尔斯是如果他有 70％ 的贡献，他要讲他只有 30％ 的贡献；假如他有 30％ 的贡献，他就会讲他只有 5％ 的贡献。

主持人：那他这样说不是对您很好吗？

杨振宁（激动十分）：他不必。他到临死，在物理学界对于他的评价，我认为是不公平的。因为规范场这篇文章，很多人会告诉你，是 20 世纪最后五十年理论物理学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我想俄亥俄州立大学这五十年，我可以讲，没有一篇他们的教授的文章比这个文章重要。把所有的文章都加起来，物理、数学、天文、生物都加起来，这也是最重要的，这不是我在这儿吹。可是因为米尔斯的作风，使得他们没有了解到，他应该得到他们所有能够给的荣誉。都应该给他的，而他们没给。】

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