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评华罗庚的《从祖冲之的圆周率谈起》 ——错误简介传扬 倪则均，2015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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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祖冲之圆周率的错误简介。
华罗庚在他的《从祖冲之的圆周率谈起》的最后，运用附录的方式给出了对于祖冲之的简介。在华罗庚的这个简介里，有着几个十分明显的错误，长期以来一直以讹传讹，它给中国数学造成了极坏地影响，产生许多无法估计的后果。首先还是在圆周率的问题上，华罗庚居然如此介绍：“例如他接受了刘徽算圆周率的方法，但是他并不满足于刘徽的结果3.14+64/125，（3.14+64/125=3.652，我在二评华罗庚的《从祖冲之的圆周率谈起》里，已经明确指出，刘徽最终所得到的结果为：3.14+64/62500+35/62500=3.1416），他进一步计算，算到圆内接正边形，得出圆周率3.1416。但是他还不满足于这一结果，又推算下去，得出3.1415926＜π＜3.1415927。
这一结果的重要意义在于指出误差范围。大家不要低估这个工作，它的工作量是相当巨大的。至少要对9位数字反复进行130次以上的各种运算，包括开方在内。即使今天我们用纸笔来算，也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何况古代计算还是用算筹（小竹棍）来进行的呢？这需要怎样的细心和毅力啊！他这种严谨不苟的治学态度，不怕复杂计算的毅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王渝生写了一本《中国算学史》，对于上述华罗庚竟然毫无根据地说法，更是又有新的发挥：“据分析，祖冲之是用刘徽的割圆术，从圆内接正六边形起算至正24576（=6×212）边形，而得出上述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数字来的。这需要把同一计算程序反复十二次，而每个计算程序又包括加、减、乘、除、开方等十多个步骤。因此，祖冲之为了求得自己的结果，就要从100000000（9位数字）算起，反复进行四则和开方运算一百三十次以上。即使是今天，用纸和笔进行这样的计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中国古代的计算，都是用布列算筹来进行的。可以想象，这在当时是需要何等的精心和超人的毅力呵！”
事实上，刘徽只算到了正192边形，就已经无法再算下去了，难道祖冲之真的能算到正24576（=6×212）边形？我想祖冲之即使可以发达整个昆山娄县老百姓，全部都来帮助他一起算，也是不可能这样算出来的，这是不能搞人海战役的。更何况作为一个县令来说，你总不能老是放下老百姓的正事不管，成年累月的只考虑圆周率。因此，有条件静下心来进行计算的人，应该是刘徽而不是祖冲之。当然，祖冲之能得到3.1415926＜π＜3.1415927，其中是另有原因的。
2，对于“大明历”的祖戴之争。
华罗庚对于祖冲之的简介，另一个错误是关于“大明历”的问题。《南齐书》上的“祖冲之传”只是说：“孝武帝让朝中懂历法的人士都来提意见，但没人能驳倒祖冲之。”然而，此事到了华罗庚笔下却变成了：“新的历法遭到了戴法兴的反对，戴是当时皇帝的宠幸人物，百官惧怕戴的权势，多所附和。戴法兴认为‘古人制章’‘万世不易’，是‘不可革’的，认为天文历法‘非凡夫所测’。甚至骂祖冲之是‘诬天背经’，说‘非冲之浅虑，妄可穿凿’的。祖冲之并没有为这权贵所吓倒，他写了一篇《驳议》，说‘愿闻显据，以窍理实’，并表示了‘浮词虚贬，窃非所惧’的正确立场。”
对于这场祖戴之争，王渝生在他的《中国算学史》里说得较为详细。他说事情的起因，是由于原先何承天的“元嘉历”对于冬至的测算有误，祖冲之认为问题应该出在十九年七闰的编历规则上，十九年七闰是《周髀算经》上的东西，实在太古老了。于是祖冲之根据他自己所推算出的三百九十一年一百四十四闰的新的闰周，编制出了他的“大明历”，希图替代原先的“元嘉历”。到底是应该废止还是不能废止原先的“元嘉历”？到底是应该推行还是不能推行祖冲之的“大明历”，成了这场争论的焦点。
《周髀算经》实际测得：一个回归年为365+1/4日，一个朔望月为29+499/940日，于是研究出了十九年七闰的制历规则，并且将十九年称为一章，四章七十六年为一蔀。我国列朝列代的历法几乎都是十九年七闰编制的，而且我们今天的农历仍是按照这种方法编制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农历，正巧能与国际上的公历完美融合。祖冲之实际测得：一个回归年为365.24281481日，与现代测算的数值仅差46秒,于是祖冲之推算出了三百九十一年一百四十四闰的新的闰周，并且编制出了他的“大明历”，实在有些标新立异。
如果仅仅从天文测量和数学推算的角度去看，祖冲之当然无可非议，然而，若是从方便实用的角度来看，戴法兴的观点不仅未必有错，而且十分正确。我国农历的月制有大小之分，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因此编历的置闰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按理来说，我们今天一百一十五岁以下的老人，他们的七十六岁的生日，其农历生日与公历生日都应该重合才对，可是现在却有些年令的老人，这个特殊的生日却偏差了一天，说明即使在我们今天，历法的编制仍然不够圆满。
祖冲之的“大明历”，后来在其子祖暅努力下，终于在梁天监九年正式颁行，然而也仅仅只实施了八十年就废止了。其实，祖冲之的“大明历”另外还有更其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在“上元积年”的问题上，祖冲之简直有些倒行逆施，对于这个问题以后我们还要展开更为深入的讨论。然而，华罗庚竟然如此的不顾事实，硬是把祖冲之捧为不畏权贵的英雄，维护科学真理的勇士，似乎有点别有用心，另有所指。
3，对于华罗庚的评价。
1930年，华罗庚获得了可以到清华大学旁听高等数学的意外。1936年又得到了可以去英国剑桥大学，跟着哈代学习“解析数论”的机会，所谓“解析数论”它实际上就是“高斯代数数论”的发展。由于高斯的代数数论，几乎全是错的，因此，“解析数论”是决不会怎么高明的，华罗庚所搞出来的那套让人望之生畏的东西，当然也未必完全正确。当然，华罗庚自己觉得，他已经去西天取得了真经，显得有些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从而让他的人际关系一直相处不好。
华罗庚又常常喜欢不懂装懂，由此闹出了不少笑话。例如卢纶是唐大历十才子之一，他的“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可谓脍炙人口。然而，华罗庚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首批评诗：“北方大雪时，群雁早南飞。月黑天高处，怎得见雁飞。”，华罗庚的这首歪诗，能不招来唐诗专家的嗤笑？其实，我国的幅员极其辽阔，特殊的地理环境比比皆是，月黑雁飞高的情况，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1957年夏季开始的反右运动，改变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作为民盟科学规划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华罗庚参与了曾昭抡教授主持起草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6月9日，这个“意见”在《光明日报》发表，已是反右运动箭在弦上之时，“意见”旋即被当作“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遭到严厉的批判。华罗庚不得不立即检讨。在1957年6、7月间的20多天里，仅《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他的三篇检讨书。
中央领导对于华罗庚可谓网开一面，尽管最终没有将他打成右派，但实际上被视为漏网右派，沦为政治贱民。从此，数学所那些以正确路线代表自居的人，就盯上了华罗庚不放。一遇风吹草动，就把华罗庚作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反动落后的代表人物，揪出来批判。华罗庚靠边站了，日子很不好过。华罗庚当然不会向命运轻易低头，但是他又不敢公然对抗，他只能采用十分隐蔽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不满。
假借宣讲“两法”为名逃离北京，到处游山玩水，是华罗庚的一大创造，让他这种没有真才实学的人靠边站，对他来说也未必不是好事。然而，他还是要跳出来胡说什么：“人是可以上月球的，但是骑着自行车上月球是不可能的。”。华罗庚的如此说法，反映了他的忘本负义的本性，难道他真的完全忘记了，他自己原本也只是一个民间的数学爱好者而已，让他当官仅仅只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
华罗庚的如此说法，后来很快就成了那些保王（子）党，用来对付广大业余数学研究者的撒手锏。1992年2月，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曾专门就如何对待业余“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问题举行记者招待会，首都十几家新闻单位应邀参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科技日报》等对此进行了突出报道。会上，杨乐代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宣布：“今后，对这类命题的论文原则上不予受理，同时希望领导机关、新闻单位不要再转来此类信件。”
于是，对业余“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成果的全面封杀，便由此开始。杨乐斩钉截铁地说：这样的作者绝对搞不出哥德巴赫猜想，因为他们的工具不行。如果一个人拿着一把锯子、刨子就想造出航天飞机，这能让人相信吗？我认为这一次由杨乐所操纵的记者招待会，完全是反科学的，也是反民意的，更是一种违法煽动。其实，哥德巴赫猜想决不是华罗庚所说的月亮，也不是徐迟所说的皇冠上的明珠，更不是杨乐所说的航天飞机，它只是一个不太复杂的数学问题，完全是由于人为因素的干扰，硬是将它搞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