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梓坤访问记｜“做工作必须要在谁也不知道你的时候做，最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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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梓坤访问记｜“做工作必须要在谁也不知道你的时候做，最踏实”


王梓坤院士

作者 | 袁向东、范先信、郑玉颖
来源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1990年04期

1990年6月30日, 我们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王梓坤教授, 作为口头数学史研究的一次尝试. 王梓坤教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回答了各种问题. 对他的坦诚合作我们深表谢意.

访问者(以下简称为“问”): 王教授, 您是搞概率论的, 写过很多教本和专著, 比如《随机过程论》(1965), 《概率论基础及其应用》(1976), 《生灭过程与马尔可夫链》(1980), 《布朗运动与位势》(1983)等等. 不过, 还有两本小册子在青年中影响较大, 就是《科学发现纵横谈》(以下简称《纵横谈》)(1978)和《科海泛舟》(1985), 内容涉及许多文史哲方面的典故, 行文流畅, 读起来挺有味道. 所以, 我们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 您在就学阶段的兴趣是不是很广? 或者说请您谈谈您的中小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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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揩油”的穷学生

王梓坤(以下简称“王”): 我的老家在江西吉安, 邻近井冈山山区. 我家很穷, 当时在农村只有读书才可能有前途, 那时村里孩子失学很严重. 我很幸运, 家里咬着牙让我上了村里的小学.

问: 小学都学些什么课?成绩怎么样?比如名次排第几?

王: 小学学国文(就是现在的语文), 还有数学. 我都挺喜欢, 数学有时得120分, 跟现在一样, 因为有附加题; 有一次全县会考, 老师告诉我, 我的国文得了全县第一. 这些都是不足道的.

问: 课外有些什么爱好?

王: 看书.说来凑巧大概是二三年级时, 在一谷仓里发现一本《薛仁贵征东》(腊光纸本), 开头有一首诗, 过了几十年我还记得: 日出遥遥一点红(喻他出身山东), 飘飘四海影无踪(形容雪, 谐薛音), 三岁孩童千两价(暗指人贵, 谐仁贵), 保主跨海去征东. 那时我可能八九岁. 自此以后, 对看小说极有兴趣, 到处搜书, 看的第二本好像是《罗通扫北》, 后来有《三国演义》、《聊斋志异》……. 前些年回老家, 老人还记得, 说我那时放牛、车水、走路老在看书. 我看小说慢慢看出了对文学的兴趣.



问: 您家里很穷, 上得起中学吗?

王: 我在吉安上初中. 初中一年一期(即初一第一学期)家里替我缴了学费. 之后就无论如何缴不起了, 那是1942年的事. 于是我想了个办法, 请求缓缴. 当时的级主任是高克正老师, 平时不苟言 笑, 管学生非常认真、严厉.  她知道我是班上最穷的一个: 晚自习学生得自带油灯, 我买不起, 每晚都靠近同学的灯坐, 揩别人的油; 当时学生的洗脸毛巾都要整齐地挂在寝室内, 我用的是母亲织布裁下的布头, 不好意思挂出来, 结果让人当抹布用了. 所以老师同意了我的请求. 没有这位老师的通融, 我的最高学历恐怕就是初中一年级.

问: 缓缴也总得缴, 怎么办呢?

王: 沾了贬值的便宜. 那时物价飞涨, 比如开学时100元学费, 到期末只够吃两餐便饭了. 所以学校没有追着我要. 以后几年都是缓缴, 实则是没缴, 因此初中毕业时我的文凭被扣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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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中了!”

问: 看来您的学历再要往高升就不容易了.

王: 初中毕业后, 哥哥要我在家种地, 他是老老实实的农民, 没处弄钱. 可是人能碰到的偶然机会很多, 一天晚上, 邻居的孩子王寄萍找到我, 他比我大, 家里有点钱、我和他私人关系挺好. 他问我去不去考高中. 我说我一无文凭, 二无在外面吃饭的钱, 三无报名费. 他答应全包, 替我缴钱取回文凭, 一起进城. 他帮了我的大忙, 家里可不赞成我考, 我编了个谎话, 说是去考邮局, 当时能到邮局工作, 可是个铁饭碗.

问: 读书心切, 编了瞎话, 可以理解.

王: 家里给了我十来天复习功课, 可以不下地; 考完后我照样干活. 一天收工回家已点灯了. 突然有人跑来我家报喜说: “梓坤考中了”.

问: 报喜的不是“衙役”吧!是什么人?

王: 还真不清楚. 反正拿着一张大红纸. 跟范进中举似的. 我只好跟家里讲了实话. 不过不要紧, 因为学校给了我一些奖学金, 家里出钱很少.

问: 考中的哪所高中?

王: 是国立十三中, 在吉安青原山. 那是文天祥念过书的地方, 欧阳修可能也到过. 当时还在抗战时期, 全国有一、二十所重点中学办在非沦陷区. 这所学校的老师很强, 可惜没有实验设备, 高中毕业时我连水分解都不会. 但有三门课只要用脑、用功就行, 就是英文、数学、国文.

问: 您是否都喜欢？

王: 是. 我记得当时书很少, 我把一本很厚的“complete English Grammer”(用英文写的)抄了一大半; 林语堂的“高级英文法”基本上全抄了. 英文语法底子就是那时打下的.

问: 抄书似乎是笨办法, 对您有帮助吗?

王: 你要抄, 就每个字都得看, 强迫你慢慢读, 结果记得很清楚. 高中时我还抄过《孙子兵法》, 从头到尾抄了两遍. 一本毕业时作礼物送给了同学, 另一本原一直留着, 现在找不到了.

问: 读《孙子兵法》, 现在在国外军界、商界很热门, 您那么早就钻研过, 有什么体会?

王: 后来写《纵横谈》与此有关. 打仗本是很复杂的, 似乎没有什么规律; 但看过《孙子兵法》, 觉得自己也会打仗了. 从那时起我就特别注意方法问题. 大学毕业后我很注意读华老、苏老写的读书体会, 后对科学家甚至文学家、艺术家的成功之道也感兴趣, 比如盖叫天为什么能成才……. 越看越有兴趣, 越有兴趣越看得多, 形成了良性循环.

担心被做成人肉馒头

问: 高中毕业后上大学容易吗?

王: 又是靠一位湖南籍高中同学吕润林的帮助. 他主动提供我从江西到湖南长沙的旅费. 我们结伴而行, 路上还有些终身难忘的经历.

问: 能谈一两件吗?

王: 那时从江西到湖南长沙, 除坐一段火车外, 全靠两条腿. 一天我因肚泻, 他先走一步, 两人走失了. 天黑后我见到路旁孤零零有一人家, 灯光暗淡, 只看到一个人, 他说不便在家留宿, 领我到一座荒凉古庙中独自过夜. 四周无人烟, 淡淡的月光下, 只见庙里积尘极厚, 泥胎菩萨已破旧不堪, 只有一条宽厚结实的长凳还可以躺. 头一次出远门, 毫无经验, 脑中顿生恐惧之感: 那人很象水浒传中开野店做人肉馒头的. 想想毫无办法, 只好拼了. 我在庙中以凳顶门, 坐了一夜, 直到天色微明才石头落地, 原来那是好人. 我因身无分文, 留下一块手帕当作酬谢, 不辞而别, 追赶同学去了. 后来走到一条河边, 正愁前途渺茫, 忽然出现了奇迹又碰到了那位同学.

问: 到长沙后您得自谋生路, 又碰到好机会没有?

王: 我找到吉安同乡会, 欧阳伯康先生帮我找到一个临时教师职位, 在庐陵小学教了两叁个月的书.

我这个人机会碰得好, 而且每次机会出现时都抓住了, 只要失败一次就糟糕了. 我心里一直感激那几位老师和同学. 对了, 初中那位女老师的儿子现也在北京师大, 是搞明史的顾诚教授. 就上学而论, 看来能进去是关键, 等进了学校总能找到老师、同学帮忙.

问: 从您的中学经历看, 您对文学、数学、外语都感兴趣. 考大学怎么选中数学呢?

王: 我一辈子的理想, 就是当个教师. 当然能搞科研也不错. 至于选考数学, 完全是为了“饭碗”问题. 搞文的人材挺多, 报社能写文章的人就很多; 学英语没后台的话也靠不住; 学数学比较保险, 虽不会飞黄腾达, 饭碗总是有的. 所以就选了数学. 当然我对数学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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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里“运动”不断

问: 您考大学是1948年, 当时怎么报志愿?

王: 当时有五所大学在武汉招生, 就是湖南大学, 武汉大学, 克强工学院, 湘雅医学院, 还有一所水利学院. 各校分开报名, 考试日期也错开, 五所大学我都报了, 全考取了. 武汉大学数学系当年设了两名奖学金, 给了我一名(另一名给刘志奇同学), 所以进了武大, 要是自费就进不去了. 齐民友同志同年从四川考入, 跟我同班, 他天资很高, 学习成绩最好.

问: 一般认为, 大学对一个学术方面的成长是很关键的. 您能不能谈谈是怎么钻到现代数学中去的?

王: 人学的第一年还认真学了点数学, 后来就不行了. 武大当时的民主风气较浓厚. 解放前国民党在武大抓过几个地下党员, 枪毙了. 越高压反抗越大. 武大那时是华中学生民主运动的一个中心. 我因经历与出身关系, 很容易就接受了革命宣传. 那时读了校园里流传的毛泽东的几本小册子, 如《新民主主义论》, 《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 还有《通俗资本论》. 文学作品有《李有才板话》. 周末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活动: 唱民主歌曲, 如“山那边好地方”, “团结就是力量”. 这些对我影响很大.

问: 那时快解放了吧!

王: 对, 解放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 迎接解放军, 拒用银元运动, 土改, 思想改造, 镇压反革命, 三反运动, 还有抗美援朝, 大家都报名参军. 当时的运动都由学生支部领导, 整个理学院十来个党员, 数学系顶多三四个. 对数学虽然仍很有兴趣, 但完全被那些运动掩盖了.

问: 对当时的政治运动, 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可谈的吗?

王: 当时校党委书记是徐懋庸, 口才非常好, 两个钟头的报告不用稿子没有一句重复, 才子型的; 他只读过小学. 我后来读过他的选集, 文章也写得好, 鲁迅给他的文集写过序. 我们这些人都还比较幼稚, 大家都爱听他讲, 对他很敬重.

问: 您还记得学过哪些门功课?

王: 一年级读Fine的初等微积分, 比较认真. 二年级是Goursat的高等微积分. 以后学习苏联; 主要抓分析这条线, 代数和几何学得很少.

问: 是哪些先生教你们数学?

王: 曾昭安先生教复变函数, 李国平、吴亲仁、张延昌先生教高等微积分, 余家荣先生教实变, 主要是Titchmarsh《函数论》的前一部分, 孙本旺先生、曾宪昌先生教代数, 路见可先生教常微分方程和拓扑学. 张远达先生讲代数, 主要是矩阵论, 群论讲得很少. Eisenhart用张量方法写的微分几何讲了一点, 老师是叶志, 不过现在全忘了. 偏微分方程没学过, 也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概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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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苏联当研究生攻读概率论

问: 这又增加了戏剧色彩. 您在大学根本没学过概率论, 后来是什么风把您吹上研究概率论之路的呢?

王: 大学毕业时, 学校说保送我去北京大学读研究生. 武大二十几个毕业生去北京, 一路上真是春风得意, 歌声不断. 我跟一位同学去教育部报到, 接待我们的女同志说, 任务有变, 你们这批全去学校教书.

问: 那是1952年吧!

王: 是. 我们一句话没说, 我被分配到南开, 其他人东分西散, 有到农业大学的, 有上东北的. 分到南开后, 我在理学院当了一年支部书记. 1953年参加办工农速成班, 我和一位姓宋的年轻教师(搞化学的)负责. 当年有选送苏联留学的名额, 但只能去一个, 宋是团员, 党员让团员, 他去了. 1954年又有选拨留苏考试, 我考取了, 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俄专班学了一年生活俄语.

问: 到苏联去上大学还是作研究生?

王: 我是去念研究生. 当然也有去上大学的, 还有进修教师.

问: 念研究生是不是事先要确定一个主攻方向?

王: 是的, 在国内定好的. 那年有几个去学数学的, 有人建议尽量选国内比较薄弱的, 或没有什么人搞的方向. 最后确定三个方向, 就是偏微分方程、计算数学和概率论. 有人叫我搞概率. 我无所谓, 因为在大学主要就学了点微积分. 你想, 到四年级李国平先生还在给我们讲戴德金分割. 出国前几个月我找过关肇直先生, 问什么是概率论. 那时国内还未出过一本概率书. 巧的是1955年3月(或4月)的一天, 逛书店见到了丁寿田先生译的《概率论教程》, 作者是苏联的Гнеденко(编者注：Boris Vladimirovich Gnedenko). 出国前总算自学了三个月的概率论, 做了详细的笔记.

问: 学这本书全靠自学喽!

王: 是偷偷地自学. 因为俄专管得很严, 不许分心搞别的.

问: 您在苏联的导师是谁?

王: 起先名义上是Колмогоров(Kolmogorov), 实际上是Добрушин(Roland Dobrushin). 这个人很有才华, 只比我大一点. 考试只是先问问一般情况. 为了订教学计划, 他问我学过概率论没有, 我要是说没学过就麻烦了, 那样或者就得从大学本科念起, 或者回国准备好了再来. 我只好说学过. 他追问我学的什么书. 我说Гнеденко的. 他说那就行了. 当时莫斯科大学念概率论的研究生在念大学本科时都已写过论文. 我却要从头念起, 非常吃力.

问: Добрушин指导您念书了吗?

王: 他帮我订学习计划, 确定该念什么书; 他指导很具体, 很耐心, 至今我仍对他满怀感激之情. 开始念Halmos的测度论, 还好念; 后来念Doob的《随机过程论》, 苏联人都认为那是本天书. 那是全世界第一本认真撰写的随机过程的书. Doob是大家, 好多东西他都认为是tirvial的, 文字特别多. 我没退路, 只好啃, 拼命向前. 老师指定的章节基本上都读懂了. 特别是马氏过程、平稳过程. 当然也可能有一些内容还念得不很清楚, 但不成为障碍了.

问: 如何读这种经典之作, 您用什么办法?

王: 老办法. 开始一天念一页就很满足了. 一边读一边抄, 边想、边做笔记、边做习题, 一页中总有好几个问题. 我尽力控制自己的思想慢慢前进. 思想这个东西象一匹野马, 老想奔驰冒进, 这很可能忽略某些要点. 读过50页之后, 掌握了基本概念、符号、作者的写作风格, 就越读越快了. 写书的人各有不同: 有的书很详细, 生怕人家着不懂; 有的人赶进度, 因为东西太多; 最糟糕的是作者不懂装懂; 这种书根本没法念.

问: 看来抄书是您的一手绝活.

(这时, 王教授拿出当年在莫斯科大学读过的Doob的书. 那是本厚书. 我们翻开扉页, 只见上面写着两行隽秀的小字: “精诚所注, 石烂海枯, 王梓坤, 1956年底, 莫斯科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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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总得搏几回”

王: 任何一门学问, 不光数学, 钻进去了就会有兴趣. 读Doob这本书辛苦是辛苦, 但精神上有很大乐趣. 我学概率就越学越有兴趣, 数学中许多结果是料想不到的. 比如有名的“同生日问题”: 一个30人的班, 至少有两人生日, 相同的概率竟达到70%多, 出乎意料. 测度论也很有趣味, 象叶果洛夫定理, 鲁金定理, ……. 念一般过程论, 理论深了, 要钻进去, 一是不要图快, 慢慢深入, 一是要十分努力, 让它形成良性循环. 如果急躁冒进, 似懂非懂, 钻不进去, 就会进入恶性循环. 所以, 一定要想办法钻进去. 我常跟同学们说: 容国团讲“人生能有几回搏!”, 我们可以加一句: “人生总得搏几回”. 拼搏——钻进去——产生兴趣——再拼搏钻进去产生兴趣, 以 形成良性循环.

问: 当时在苏联就您一个人学概率吗?

王: 不. 跟我同去的有江泽培同志, 他是进修教师. 他基础好, 能力强, 我好多东西请教他, 他很耐心. 后来又去了些大学生, 如周概容、李占炳等. 老江和我去时见过Колмогоров, 他说你们两人, 一人学平稳过程, 一人学马氏过程. 后来老江研究平稳随机场, 是世界上最早研究多指标平稳过程预测理论的, 工作做得很好. 两年后胡国定同志也来苏联作进修教师, 念信息论, 工作也做得很出色, 在那里发表了几篇文章, 回国后开创了数学信息论的方向.

问: 在苏联学了三年吧!除了专业, 有什么其他收获?

王: 交了些苏联朋友. 不过当时一心想快点学成回国, 我连学校组织游伏尔加河都没去. 那时的思想很单纯, 结业时剩下一千多卢布, 我把一部分给了生活稍有困难的同学, 其余全上缴了, 连个小杯子也没买. 现在也许有人认为我们太傻了. 我觉得自己尽了最大努力、问心无愧.

1958年回来正值大跃进. 我先到数学所为一位波兰统计学家当翻译. 有人告诉我可以跟这位专家到南方转转, 我无动于衷, 马上回校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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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限过渡法”

问: 中国大百科全书数学卷上介绍, 您在1958年得到了一个研究生灭过程的“极限过渡法”, 是不是在苏联得到的?

王: 在苏联时已基本完成, 回国后改进完善写成详细文章的.

问: 这个方法的具体实现很有创见, 后来您的学生跟着又做了很好的工作. 您是怎样选生灭过程作为研究课题的.

王: 是Добрушин先生提供的问题, 讨论中他建议用简单过程来逼近, 他的提示很重要.

问: 能否对这个问题的特性勾个轮廓.



问: 当时是否有别人也在做这个问题?

王: 当时过程的构造是国际概率研究的热门问题之一. 比我早一年, 美国的概率专家Feller也研究了生灭过程的构造.

问: 您比较过您的工作与Feller的工作吗?

王: 各有特色. 首先是方法不同, Feller用分析方法, 我用的是概率方法. 其次, 要求出全部 Q-过程, 在分析上等价于求出向后方程的全部解. 第三, 我假定状态0是反射壁, 而Feller考虑0为弹性壁, 他仅限于求出同时满足向后与向前方程的全部解.

后来杨向群既掌握了分析方法, 又掌握了概率方法, 他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 因而求出了全部更广泛的 Q-过程(以生灭过程为其特例).

问: 《数学译林》上登过H. Poincare关于数学发现的文章. 您对数学中的发现或创造有些什么亲身体验吗?

王: 我研究这个问题时的创造性极有限. 不过可以谈谈体会, 那时要证明下面这件事: S=∞ 等价于一质点不可能沿生灭过程的轨道从 ∞ 处连续流入到有限状态中来(回到 n+1,n,n-1,… 等等). 这话本身看起来就很伤脑筋, 从有限到有限好说, 但从 ∞ 到有限，中间有大空缺, 该怎么理解呢? 后来, 不知怎么的一下子想出来了, 很突然.

问: 跟Poincare说的颇有相似之处.

王: 现在回过头来看, 真不知怎么想出来的, 有点不可想象! 其他大部分证明现在还能回忆; 但关键的几个地方现在要看懂它, 自己还得花不少时间. 这些是我整个工作中得意的地方.

问: 很多数学家赞成这样一种说法, 数学工作有两类, 一类是发掘出很深刻的问题, 以及数学对象之间的深刻联系; 二是按严格化的要求一步步作逻辑证明. 头一种工作中当然需要刻苦思考, 但似乎灵感与直觉很起作用.

王: 我认为人有时会由于受激而处于高能状态. 就象电子受激跳到能量更高的外层一样, 全心搞一个问题, 到一定的时候, 人也会处于受激状态, 一下子把自己的水平提高一大截. 受激状态时的王某跟前一时刻的王某判若两人.

问: 您是指产生一个认识上的飞跃, 有质的差别.

王: 过一段时间又会回到原状态, 此时再看受激时的创造物, 会有一种陌生感, 觉得挺玄. 人一辈子恐怕只能有几次处于受激状态, 着了魔似的. 写出好的诗往往也是这样的. 《老子》的第一句话: “道可道, 非常道”, 意思是说: 永恒的道是说不出来的, 能说出来的并不是永恒的道. 研究工作中比较深的就是这些地方, 这是神来之笔; 其他的逻辑推算, 有规可循, 比较好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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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期只六年

问: 我们对数学发现很感兴趣, 您提供了一个实例. 现在请谈谈您回国后的工作情况, 好吗?

王: 回国后运动很多. 1960年闹饥荒, 大家老实一点, 没再搞出新花样. 我认真做点工作是从1959年下半年起至1965年上半年, 大约六年时间. 那时我与爱人分居两地, 带孩子全靠她.

问: 您爱人在哪里?

王: 她在北京师大, 我在南开. 我不能调北师大, 结果就得到了这样的好处, 专心搞点学问. 那几年我每年开两门课, 就是“随机过程”和“概率论”; 至少办一个讨论班, 有时两个; 出了十来篇论文; 还带了几届研究生, 大约在1960-1961年招了第一个研究生; 写了三本书, 就是《随机过程论》, 《概率论基础及其应用》, 《生灭过程与马尔可夫链》. 后两本书到文革后才出版.

问: 效率不可谓不高. 您能不能谈谈您写书的方式?

王: 写作能力帮了我一点忙. 写数学书是边讲边写, 如《随机过程论》和《概率论基础及其应用》, 讲完课稿子也就成了. 一次成功, 很少改和抄. 讲课时把讲稿一油印, 就交出版社等出版了. 否则抄抄改改, 功夫不得了. 写非数学的书, 比如《纵横谈》那可改了好几遍.

问: 那几年可算是您的黄金时代了. 还做社会工作吗?

王: 当总支委员, 开会不少. 但总支对我们比较照顾, 会后的具体事务不要我们干. 将近六年时间, 是拼了点命. 还翻译了《马尔科夫过程论基础》, 那是每天中午抽出半小时, 人家午睡到两点, 我睡到一点半. 也是一遍成功, 没再抄. 现在不行了, 《布朗运动和位势》就写了两三遍.

问: 六年时间在人的一生中不算长, 您是抓住了时机大干了一番.

王: 我在同龄人中是比较幸运的一个. 不过到1965年下半年又糟糕了, 下乡去搞四清. 四清时正好《随机过程论》的校样来了, 吴荣同志在天津帮我校对稿样, 后又把校样寄到我四清的乡下, 我趁晚上在被子里用手电筒照着看, 结果上了大字报.

问: 听说您文化大革命中搞地震预报, 有成绩.

王: 文革中搞了几件事, 数学搞不了, 但写《纵横谈》; 另外, 参加了两项任务, 一是跟军事单位合作搞在计算机上模拟随机过程, 二是研究地震统计预报, 这都是无人敢批判的.

问: 搞模拟随机过程有何收获?

王: 林彪一号命令没把我赶下去, 就因为做这个课题. 我起先不知什么叫统计模拟, 为搞任务, 查到一点文献, 不多, 如外国人用计算机产生伪随机数的一些方法. 整个搞法也是一层层逼近. 为模拟平稳正态过程, 需先模拟正态随机变量; 最后归结到产生伪随机数的问题. 伪随机数是机器根据人的指令产生的, 实际上不是随机的. 程序编得好, 造出的数可能具有随机数的某些性质. 比如随机数能通过一些统计检验, 若选出的数也能通过, 就说它们具有一定的随机性. 能通过的检验越多, 随机性就越强. 然后再作变换得到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 ……经多次变换得到一般随机过程.

问: 您也上计算机算吗?

王: 我在应用概率论和算法方面动脑子. 上计算机我不行, 能力太差, 是同学们上的. 成果不能发表, 写了个报告. 那时出的书要联系实际, 我就把有关方法写进《概率论基础及其应用》一书, 作为一章, 叫“随机过程的模拟”. 以后没有再搞这方面的工作了.

问: 后来怎么转去搞地震预报了呢?

王: 学校怕我被部队拉去, 1973年正好招工农兵学员, 要选派“又红又专”的教师, 贴了红榜, 以此名义把我调回. 教了一个学期就去搞地震预报了.

问: 你们是用什么数学方法预报地震的, 成效如何?

王: 用统计和转移概率的方法. 1976年全国三个大地震, 我们报准一个半. 何来“半”呢? 因预报涉及三个要素——时间, 地点, 震级, 只报准其中一项或两项算半个. 《数学学报》和《地球物理学报》发表过我们地震预报小组的文章. 可惜唐山地震漏报了. 全报准的是四川松潘地震. 当时认为我们的报中率算高的. 1978年出版了一本《概率统计预报》的书, 执笔是我和钱尚玮(他搞天气预报), 参加的人还不少. 后来仍有人用我们的方法预报地震.

问: 您出身好, 搞任务又保护了您, 文革中没受到什么冲击吧!

王: 文革开始阶段, 因我算是系里的当权派, 有一本批判我的材料, 说是保护修正主义苗子等等. 当时南开数学系有个“三家村”.

问: 那时到处都有“三家村”. 不知你们是哪三家?

王: 系里的胡国定、邓汉英和我. 老胡敢说敢做, 认准了一件事非干到底不可, 他是挨整的重点对象, 还关进牛棚劳改了一阵; 老邓做事稳, 想问题比较全面. 当时批我, 是因为据说我“坏主意”出得多. 不过我出身好, 没什么把柄, 后来搞不下去也就放手了. 顺便说一句, 我们三个人关系很好, 诚心相照, 没任何利害冲突. 三人中我年纪最小, 有好事他们都让我. 我没什么奉献, 却当了三次天津市劳模和天津市人大代表, 文革中批劳模说是“人造劳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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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升教授了!”

问: 度过文革十年真不容易. 文革后是不是又能安下心来搞学问了?

王: 人的一辈子, 机遇太多了. 那时我一个多月回北京一次. 1977年有次从北京返校, 邻居告诉我说: “你要升教授了!”. 当时教授是个贬词. 文革前学校要提我为副教授, 报到天津市正赶上取消军衔, 学衔也就不搞了. 这次说是天津要提两个教授, 一个是我, 一个是天津大学贺家李.

问: 这是全国的试点吧!

王: 大概是, 因为全国到1978年才大面积铺开. 这次升职隆重得很, 在天津体育馆开大会, 几万人参加. 我坐在那里不知是升副教授还是正教授. 问了别人, 回答说是正教授. 那时连陈景润还没升, 是全国第一份, 还拍了电视. 香港报纸也报道了. 不过香港对为什么提我说得不清楚. 我是糊里糊涂升上了教授. 后来我想, 提升我是比较保险的, 绝对不会出毛病: 出身没问题, 政治上没问题, 当过劳模, 业务上还站得住.

问: 当时好像您的《纵横谈》正在分篇发表!

王: 是在南开学报上连载的. 反应很强烈. 也是赶上时候了. 以前都是些讲两条路线斗争的八股文章, 我讲科学发现, 内容新鲜活泼, 文字写得还可以.



问: 我们看过这本书, 文笔相当不错, 特别是在数学家当中比较. 引经据典, 内容很丰富.

王: 人稍有点名气就麻烦了. 来信特多. 光因《纵横谈》的来信就上千封, 还寄花生、酒、人参来的. 人参我都退了, 酒只好留下寄钱回去. 开始我是有信必回, 根本没有时间搞别的. 研究工作做不出来, 就是这个道理. 做工作必须要在谁也不知道你的时候做, 最踏实, 当这个代表那个代表, 就不好办了.

问: 写这本《纵横谈》用了多少时间?

王: 主要困难是积累材料, 特别是涉及非数学内容. (此时王教授拿出了一大摞笔记本, 有七八本. )这是写完《纵横谈》之后做的笔记. 我喜欢抄东西, 从中学就开始. 《纵横谈》的起草是文革中, 还真吃了点苦. 那时住朝北的一间九平方米的房子, 光线相当差, 白天都要点灯. 每年冬天手都要生冻疮, 茶杯里的水和洗脸毛巾都结成冰块, 早上起床被头上结了一层霜, 因为那时不烧暖气.

问: 科普书是难写好的. 是哪些因素促成了这本书问世的?

王: 有几本书对我影响较大. 我最早看的一本科普著作是苏联人写的《物理学的未知世界》, 写得很通俗、形象, 使我对物理产生了兴趣. 后来看贝尔纳写的《历史上的科学》, 很有水平, 近乎科学史. 另外, 还看过《科学世界图景中的自然界》和《科学研究的艺术》……. 文革中没事, 我又抄了不少诗词、看历史、哲学及方法论方面的作品. 因此, 《纵横谈》也是讲方法论的书. 象《纲鉴易知录》, 对我很有帮助, 使我没有卷入那些派别, 对文革中的一些现象看得比较清楚.

问: 搞自然科学的很少读历史著作, 因为没时间. 您对读文史哲好像有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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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学理工的读点文史哲

王: 我是建议大家学点文史哲的. 比如《后汉书》中的“党锢列传”, 讲东汉宦官与大臣之争, 好多名流被害死. 当时我就觉得江青这些人象是宦官, 但不敢说; 彭德怀象忠臣名流. 别看宦官能一时得势, 但绝对不要沾他们的边, 沾上了总是要倒霉的. 所以, 文革中我是不参加这个派那个派的. 我后来对学生说, 学文的要懂点理工科知识, 学理工的更要学点文史哲, 当然不必钻得很深. 知道些历史, 就能减少上当受骗、受人欺侮的机会. 有些学理工的人太老实, 卖很大的劲帮人干事, 个别人还不幸陷入勾心斗角. 何必呢! 有功夫多做点实实在在的贡献就是了.

问: 增加点文史哲的知识眼光能明亮些.

王: 1966年底或1967年, 我看到林彪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他当着毛泽东同志的面, 大谈特谈中国历史上阴谋夺权的故事和经验, 就预感到林彪要垮台, 非垮不可. 先不说林彪自身的问题. 他在那个位置上讲政变, 就象是帐房先生讲他有很多很多从柜内偷钱的办法, 老板怎么能放心呢! 后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 果然提到这件事, 可见他对此耿耿于怀.

问: 写《纵横谈》是您几方面兴趣的产物——科普、诗词、历史、哲学、方法论. 几门学问一交叉, 就可能出成果.

王: 我是按德、识、才、学这条线展开写第一部分的. 搞科研最好要具备这些条件. “德”, 指品德, 社会道德.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很多人探索的结果. 不搞社会主义别的路走不通, 做人的基本品德很重要, 对名誉、钱财要有清醒的认识, 见钱不要命最要不得, 用损人的办法达到个人的目的, 最糟糕. “识”指见识; “才”是才能, “学”就是学问. 还有一条线是“实践——理论——实践”. 讲发现的过程, 也讲了灵感这类东西, 构成第二部分.

问: 这本小册子读的人很多. 我昨天到科学院图书馆想借来再翻翻, 结果回条说该书已不知下落.

王: 印了40万册, 影响比较广. 数学书没几个人能读懂. 上了年纪要在数学前沿做出好成果比较困难. 眼睛也不帮忙, 看东西吃力. 脑子也不如以前. 以前做事都是提前完成, 现在办不到了. 再加上分心的事特别多, 开会, 审稿, 再没有能静下来冥思苦想, 花一年搞一两篇论文的事了. 我对当前数学的发展, 也有兴趣.

问: 据我们所知, 这几年您在担任行政职务的同时还一直在带研究生, 在多指标问题方面颇有见地, 我们很想知道; 还有您刚谈到的学风问题和对数学发展的看法. 我们以后再请教. 今天因时间关系只好暂停了. 谢谢您的合作.

王: 以后有机会再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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