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原因很简单,美国最伟大的魔术师是一个叫 Dai Vernon 的人。一天他把我叫去,说:“你愿意跟我一起转转吗?”我说,好极了。他说,后天两点钟在西边公路上等我。这样我带上我能搞到的钱和一个手提箱,上路了。事情很简单;一个卓越的,富有吸引力的大师在召唤我,就像一位高召唤他的门徒那样,我感到很荣幸,很兴奋。
答:正是这样,它在我思想中又活跃起来了,这是我的一个有趣的特点,我不能抽象地与数学打交道,我需要一个实际问题来思考数学。但是有了一个实际问题以后,我会学习一切能用来解放它的数学知识,我已经正规地学过至少 30 门纯数学课程,我尽得 A 而且学期末写出象样的文章,可这并不说明什么,这一点都不困难,我就是这样,我觉得有些人不会在用和问题中理解数学,不会实用地看待数学。我确实相信有一些这样的人,对他们来说,图表(diagram)和映射(morphism)就是一切。我可不是这样,我得有应用。
我曾经和一位数学家一起讨论过一个问题,其中需要某种表示理论的特征公式,但在任何标准的文献中都找不到。我就去查 Reviews in Group Theory ,翻了一个钟头,找不到我们需要的公式。我不得不浏览,翻翻,看看,找出一些专业术语,试着推一些东西,这样做着的时候,被引到了我以前从未看过的 Frobenius 的文章,果然,Frobenius 对我们要的特征,已经得出了精确的公式,但这些公式在现代文献中是查不到的。知道如何使用文献也是一门艺术。
念大学时,我有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叫 Onishi 他很喜欢解析数论。我听了他的一门课,他讲得不错,似乎觉得我很行,这对我也许有些影响。我在读研究生的一年级时,我们合写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在哈佛与 Fred Mosteller 交谈时,他说:“City College 评语讲你对数论有兴趣,好,这里有一个我总在考虑的问题。”他给我的问题是关于随机取一个整数,共素因子的分布,有多少个不同的素因子能整除它。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他做过很多数值计算寻找解决的线索。回到纽约,我就开始思考他的问题,后来 Onishi 也被我弄得有兴趣了,他教了我一些东西,我们俩找到了一种解决方法。然后我们去找 Fred ,他还有其它一些问题,最后便形成了一篇三人合作的文章。这是我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在 Journal of NumberTheory 上。这是我还在念大学时的事情,这要归功于一个能干,友好的老师和一个长者,他提了一个相当好的问题,并且做了很多工作引出了这个问题。
问:除了 Onishi 和 Mosteller ,谁还对你有过重大影响?
答:和 Martin Gardner 一样,Dai Vernon 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在 City College 有一个很好的统计老师叫 Leonard Cohen 。当我告诉 City College 数学老师们我打算搞统计时,他们都认为我疯了,说:“你能搞数学,干吗要去搞统计呢?Cohen 是唯一说过 n 对统计有兴趣是好事的人。他是个很好的老师,条理清楚。他不怕麻烦,给我开了一门阅读课,在课间时单独给我讲解使我对这个学科有了一些认识。
答:我合作过很多工作,最近我在考虑这事,因为当你跟某人建立了一种关系模式时,有一些问题你乐意与之交谈。这样每当来了一个新问题,就会有一种倾向把它装入这种模式中。这使我苦恼,最近我单独写了一两年文章,希望能更独立地搞个方向。和一个大家合作有一大优点,很有趣,很刺激。我注意到数学中合作越来越多,数学家们喜欢互相讨论,把你的得意之处讲给别人和做新的数学一样有趣。学东西,解难题,和别人在友好的气氛中竞赛,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合作能使你超水平的工作。Ron Graham 对此有个很好的解释,他说你跟人合作时,合作双方各自干了 75% 的活,这大概是对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合作就没什么趣味了。
问:你认数学家之间的合作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我认为是由于要用的工具太多了。我跟 Ron Graham合作时,我懂概率,他懂组合,而且我认为没有人两者都懂;跟 David Freewan 合作时,我有一些来自应用的统计问题,而他是一个超级解题能手,合作对我来说意味着愉快地交谈,取长补短,确实是一大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