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 AI 对数学研究的冲击引发了数学家们广泛讨论：AI 产出的证明如何理解、批量论文发布意味着什么、现行的学术评价体系受到的影响，等等。这些讨论大多聚焦于数学本身和数学家职业的变化、研究者个人的焦虑。美国数学家内斯托·吉伦把视线转向更广的制度层面。在他看来，AI 实验室正以“攫取”为底层逻辑，把数据、财富和政治权力集中到少数不受问责的公司手里。数学共同体该如何参与并塑造数学研究、科学事业以及 AI 发展的方向？
在这篇立场鲜明的文章中，吉伦对 OpenAI 、Anthropic 等企业的不透明发布、保密协议、政治游说以及围绕模型访问权的“庇护体系”提出了严厉批评。他主张数学家走出象牙塔，把个人层面的焦虑转为实际行动——介入公共事务，与高校、研究机构、公众和产业共同拟定一份“新政”，推动 AI 时代科学更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
撰文 | 内斯特·吉伦（Nestor Guillen ，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副教授）
各大 AI 实验室的愿景建立在掠夺式攫取之上：攫取数据、财富与政治权力。数学家必须对此予以抵制，超越个人情绪层面的反思，推动重塑数学界的社会契约。
在围绕数学与 AI 的讨论中，人们谈了太多数学家的感受、恐惧，却很少谈及数学家实实在在的切身利益与现实诉求。我担心，如果讨论始终局限于个人情绪，大型 AI 企业会不受阻碍地推进其扩张与征服之势。把话题框定在抽象的感受与焦虑之中，会遮蔽一个事实：这些情绪，本就和许多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实物质问题绑定在一起。
我所说的，是这个产业乃至各国政府本身，正在持续对科研生态造成持续的损害。我指的是一种（在我看来合乎现实的）观感：头部 AI 企业正在变成不受问责、盘根错节的强势力量。我所指的，还包括那些大型 AI 公司通过各种方式施加影响，不仅是科学家们的工作，乃至渗透到广阔的经济领域与普通公众的生活。
我们并不否定围绕数学这份事业、以及我们从中获得意义的那些有益探讨，但现在，讨论必须超越个人层面，进入公共政治的视野。一方面，整个学科正面临大语言模型（LLM）兴起带来的冲击，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学界的整套运行规则；另一方面，大型 AI 企业不断积累财富与权力，这份权力有一部分建立于在数学家向全社会公开的思想成果之上，而企业运用这份权力的方式，已经损害了公共利益。
这些议题不只是数学家需要关心，全体公众都应当重视。我们需要探讨：数学家（而不是 AI 公司）想要用什么替代当下这套体系？ 我们应当讨论一份在数学家、高校与研究所、公众、产业之间达成的“新政”（New Deal)[2]。
我在另一篇文章《 AI 行业：旧时代落幕的标志性缩影》中提出，OpenAI 的 AI 论文发布[3]，是这一陈旧且濒临消亡的旧秩序的终极体现。而一份全新的数学新政，也就是陶哲轩博客中所说的数学 2.0 [4] ，其目标应当是推动更深的数学理解、促进人与人之间、跨学科的协作，让数学更深地联结公众。
过去几年已经向我们证明：摧毁一套体系远比建立一套体系容易。缔造这份“新政”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我们至少要迈出第一步，从直面当下失灵的地方开始。我们同样要清醒地认识到， AI 巨头想要打造的反乌托邦图景，以及这套愿景会给数学、科学带来什么后果。我们需要反思二战后在政府、高校、产业生态里支配科研模式的旧契约。这份契约曾带来无数辉煌成就，但它内部，早已埋下今日危机的种子。
前沿 AI 实验室的人工智能愿景
硅谷及其头部实验室当下对 AI 的愿景，建立在对价值的最大化攫取之上：无论是数据、财富，还是政治权力。而数学与科学所秉持的价值——好奇心、诚实、透明，和这套逻辑直接对立。这些理念可以、也必须转化为实际行动。更重要的是：科学家与数学家[注释1]握有力量，也肩负责任[注释2]，去抵制这种掠夺性、破坏性的发展路线。
数学之外也有同类案例，例如 OpenAI 用于药物研发的模型及相关的初创企业[8]、Anthropic 的 Mythos 系统，都只向少数选定对象开放预览。这些 AI 实验大型 AI 实验室还向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投入数千万美元[9]，并开展各种程度令人不安的游说活动[10]。
AI 实验室正在建立一套围绕模型使用权的庇护体系（ OpenAI 发言人喜欢用“牧羊人”委婉说法包装这套制度 [11]）：被实验室选中的人可以访问内部模型，他们试图收买的政客拿到巨额竞选捐款，而数学家只是偶尔能领到一个月免费的 ChatGPT 或 Claude 使用权。
这套愿景内部充满裂痕与矛盾，但这些 AI 巨头已经掌握足够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有机会让一部分设想落地；就算没能完全实现，在尝试的过程中，也足以给数学与科学造成严重破坏。即使这套愿景只是部分实现，高校与独立科研机构要么消失，要么彻底依附少数几家大企业。在那样的环境下，任何不服务于少数不受约束、根深蒂固的商业利益的研究，都会举步维艰。
损害不会止步于数学和科学界，它会蔓延到社会方方面面，私营领域、政府公共职能都会受波及。首先，大量数学之外的创造性行业，都会被这套掠夺式 AI 逻辑冲击（准确来说，不少行业已经受到冲击）。想要抵抗这股破坏与价值掠夺的浪潮，就要直面这些前沿实验室掌握的庞大力量。
批评者在时间、资源上处于严重劣势：AI 企业及其盟友拥有强大的舆论宣传机器。 AI 巨头和其拥护者已经把“普惠化”“富足时代”这类话术常态化；面对那些他们试图取代的创作者的批评时，他们又会反过来扣上“搞门槛”的俗套帽子。一边收割用户数据牟利，一边让不使用其产品的从业者寸步难行，一边说着这些漂亮说辞。
在所有这些小规模的交锋中，AI 实验室最厉害的武器就是这套话术：凡是批评他们商业模式的，就是在批评 AI 、批评技术、批评进步本身。社交媒体上大量 AI 博主在帮他们传播这套叙事，而数学家群体自身的一些失误，也在无意间助长这种论调（这个话题留到另一篇文章讨论）。最重要的是，这套说辞之所以有说服力，是因为一套真正可行、替代式的 AI 发展蓝图至今还没有成型。科学家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可以看穿这套偷换概念的把戏，也有机会提出替代方案：一套不以掠夺为核心，而是包容普惠的 AI 发展路线。
今天，统计学、信息论、优化理论、偏微分方程、几何等整套数学工具的力量，已经被硅谷的前沿 AI 实验室所吸纳。这是一个极具警示意义的极端样本：巨大的财富与权力，大量建立在 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尤其是数理科学的思想之上；当数学家默认会有人替我们守护开放科学、阻止权力过度集中，最后会发生什么。
[3] 相关历史参考：Daniel J. Kevles,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and the Debate over Postwar Research Policy, 1942-1945: A 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 。
[4] “权力使人腐化——这句话被反复书写，早已成陈词滥调。但很少被提起、却同样真切的是：权力会暴露本性。”引自罗伯特·卡罗《参议院之主》(Master of the Senate，第 xx 页。这一观点在卡罗的下一部著作《权力的通道》（The Passage of Power）第 xix 页再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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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11-6 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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